哲学观是指人们对哲学和与哲学相关的基本问题的根本观点和看法，这样的根本观点和看法集中体现为一种哲学学说或哲学理论所具有的核心理念和基本观念。

我原本不是研究文化的，我对文化的关注，来源于学术本身的启示和引导，以及现实给我的刺激。现实的刺激首先是经济全球化。在中国28年来快速发展的历程中，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些现象，这就是外来的文化进入中华国土，汹涌澎湃。从最初人们的一种好奇、一种新鲜感，到后来发现事物并不那么简单，这里面还有一些不适应中华国土的东西出现。另一个刺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人们心里面的中华传统丢失得太多，外来的文化水土不服，出现了社会上的文化饥渴。这样，内外两个刺激促使我进一步思考：中国的文化怎么了？

简介

有些西方学者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代表人物是亨廷顿，他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文明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种文明和其他的文明不相容，一定要引发一系列冲突。首先是伊斯兰文化的冲突。但是，和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不能解决的、必有一个生死一搏的是和中华文化的冲突。冲突的结果，世界未来应该怎样？他们宣称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民主、自由与人权，以及为此而设计的种种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妙、最完备，能给全世界带来幸福的制度，人类的历史必然是全世界走向这种制度的历史，一旦实现了这种制度，实现了这种文明，人类的历史进程就终止了，因此说是“历史的终结”；发展到具备美国价值观、伦理观、人生观的人，是地球上最后之人。这些观点给我的刺激很大。再来看人类近百年的历史，19世纪风行的殖民主义所体现的原来就是这种文化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符合这个理论；二次大战也符合这个理论；冷战结束之后的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零零星星的战争，也无不在实践中印证着这种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论。

古老文明

人类历史上有四大古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其他文明都曾经中断过，唯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这说明中华文化在延续力上有自己的优势。

中华传统文化基于农耕生产，最后定型的也是在长期的农耕生产中成长的文化，我们的优势在这里；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我们的局限也在这里。在农耕社会，几十个人、更多的人辛苦劳作两三年，使一块黄土从生地变成熟地，人们不愿意再卷起铺盖卷到别的地方重新开荒，所以轻迁徙重稳定。耕几亩地，一两个人不行，就希望整个家族一起耕作；为了保收成还要修水利，修水利也是一家一户做不了的，因此农业社会还讲究更大范围的合作。等到产生私有制，分成家庭，出现了原始的“联产承包”，又开始讲继承。土地要继承，农具要继承，农耕生产的技术也要继承。讲继承就带来一个敬祖的文化。同时，农耕生产需要逐渐积累。因此，人们不敢随意挥霍，在生活上尽量克制与节俭，省下东西留给孩子，自己的精神也留给孩子。

基督教文化最初是犹太文化，犹太教是游牧民族的教，当时的犹太人是靠游牧放牧生活的；伊斯兰教也是游牧社会产生的宗教。游牧社会与中国的农耕社会相比，首先和大自然的亲近不如农耕社会。游牧要逐水草而居，无须对放牧的地方进行过多的观察、研究、爱护、治理，也不修水渠，因此对大自然的观察没有农耕社会那样细腻，也没有那样的深厚感情。其次，游牧社会不太讲继承，一块草地，能承载多少牛羊或者马匹是有规律的，一对夫妇能够放牧多少牲畜是有常量的，孩子长大了，就分给他若干只牛羊单独去过，所谓继承就这一次，没有什么生产工具，也没有什么技术。再次，一般的放牧都是个体放牧，无须这家跟那家有亲密的合作，在生产上、生活中互助很少。最后，游牧社会重掠夺与贸易。因为牛羊马牲畜所提供的生活资料有限，至于其他的生活用品包括铁器、铜器都需要别的地方生产。

我们的文化产生于农耕社会，讲合作，讲和谐，讲精神的流传，要研究天文地理，要爱护大自然，这些是带有普世性的，是我们的优势。

我觉得需要对文化分层来认识。首先，最容易感知的也最容易变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围绕着衣食住行的文化，这就是我们的居食文化、装饰文化、饮食文化、烹调文化等等。其次，是中层，就是一个民族的风俗、礼仪、宗教、艺术、制度、法律等等，我又称之为制度文化。最后，底层是一个民族的伦理观、价值观、世界观，也可以称为哲学文化。我们中华文化是三层具备的。今天看来苏美尔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之断绝，是跟它三层不完全具备有关，最根本的是没有形成明确的、全民族共识的底层。

我们中华文化最关心现实、关心人。有学者认为，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学习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事实上，最早的人文精神产生于中华民族。孙中山先生，在1923年3月到12月期间，在今天的中山大学的中山堂，曾经做过几十次的讲演，讲解他的三民主义。其中谈到民权的时候他就说：“我不赞成提倡什么平等，中国人向来是平等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西方、在中世纪，那个民族太不平等才提出平等；而我们一向比较平等，任何一个平民经过苦读和修养最后可以做到宰相。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中华文化的核心就是伦理观、价值观、世界观。

伦理观很多前人概括过：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仁义礼智信等，还有学者提出应该是人，人是核心的核心。我认为中华的伦理观是忠、孝、仁、义、信。忠孝是连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一种仁。子曰：“仁者爱人”。“仁”左边是单立人、是个人，右边是二，两个人相处的原则就是仁。孝由此而生，父慈，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应该孝敬父母，这个爱在父子两代人之间是以孝来体现的。继而推广到国家，封建社会对国就叫忠。那么作为个人怎么处理和社会的关系、和国家的关系、和国君的关系？就是义。所谓义者，宜也，就是适当，就是自己处于什么位置上应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自己的那份心，就叫义，所以我们说的义务就是自己在这个位置上该尽力的事务。朋友之间要讲义气，古人说的义气就是作为朋友尽了朋友之道的风气。信，孔子说，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不讲诚信在社会上是站不住的，是要被淘汰的。古人讲立德、立言、立功，就是作为一种德性要留给社会，说的话要能对社会有用，还要做事情言行一致，要为社会立功。这是我们的伦理观。

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是自己要修养好，要学习，要深思。然后由己及人、及妻子（古代以男性为中心）、及孩子、及兄弟。如果自己的修养三尺高也让其他人都达到三尺高，这就是所谓的齐家。为什么用齐字？齐就是等，自己修养好了让全家人都达到这个水平，就等同了。其次，要把家里的道德伦理治家的方法再扩大开去，要治国，国不是自己的，因此是去“治”。最后是平天下。平是什么意思？是均衡。不是要争夺天下，而是大家都平衡、平均，这样就和谐。

儒家特别强调君子慎独，就是独处无人监督的时候、没人教导的时候，自己提高自己。宋代理学大家概括了君子修身的方向，从那以后一千年成为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即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天地是无知的，但是天地的规律、大自然的规律就是它的心，我们要总结大自然的规律，总结一切客观的包括社会的人事的规律。“为生民立命”，生民用的是诗经里面的词，就是老百姓，为老百姓立命。老百姓立命之本在哪里？应该帮助老百姓有一个生存的环境，有一个美好的追求，有一定的物质与精神条件。“为往圣继绝学”，这是讲传统。张载有感于古代原有一些精粹的儒家思想后来不大提了，所以他说要把往圣绝断的学说继承下来，让它传下去，主要指的是儒家的核心。最后，“为万世开太平”，不是为万世创太平，开太平是开个头，后人继续做。这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

世界观就是一句话：唯物。中国的所谓天并不是神，更不是人格神。神是什么？就是大自然。中国的逻辑是，人就是人，天是大自然，人不是大自然生出来的，但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论语》上记载，有学生请示孔子关于死的问题，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意思就是连活着的道理都没弄明白，还研究什么死。谈到鬼神问题，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四样东西孔子绝口不谈，不进入他的视野。

回过头分析一下我们文化的三个层次。底层是什么？就是刚才所说的伦理观、价值观、哲学观等等，其实就是“和合”，显然是农耕社会的特点，是超时空的。中层，在我们的风俗、礼仪、宗教、艺术、制度、法律里面都体现了底层。例如，过年过节走亲戚全家团圆，这就是和合。日常生活也有。中国菜好吃，全世界闻名，这是因为烹调任何一个菜都是酸甜苦辣咸俱备，就是古人所说的五味调和。中国讲五音和合，五味调和，五方和合。我们根本的东西在于中层和表层时时体现。今天来不及讲佛教，原始佛教传到中国，经过千年的改造到唐代形成了禅宗，禅宗也体现了中华文化，和合文化。

三、中西方文化比较

首先，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孕育和生长的背景不同。别的文明主要是在游牧时代产生和定型的，虽然经过后代不断改造，但是它的胚胎，它的基因基于游牧。

由此带来第二点，精神来源不同。我们的精神来源于现实，来源于生产和生活，西方精神的来源是来源于神。

第三，人与人的关系不同。在这一点我们有优势，我们讲和睦、合作，讲义、讲各守其分，但并不妨碍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农业社会必须构建一个金字塔式的国家机构和统治体系社会才能稳定，这样就讲等级，等级要靠仁、义、礼、信来维持。而西方文化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重继承，人跟人之间讲竞争。

第四，人和天的关系不同。按照《圣经》上所说，地球上的一切都是上帝造的，造了亚当夏娃，还给他们安排了伊甸园。这是一种启示，大自然是供人类使用的，是上帝关爱他的孩子们，创造了山川、草木、果实，因此人就应该是利用天、战胜天、改造天。这在启蒙思想家那里有明确表述。这样一来，天人是两分的，人定胜天。全世界环境的恶化，莫名其妙的疾病突如其来等等，都是这一逻辑的结果。而中国人是敬天、胜天、补天。“女娲补天”暗意就是人类应该“补天”，这个补天我加了引号，是补大自然的不足。这样，我们就是天人合一。

第五，对待现实和未来的关系不同。我们重现实，重继承，重精神的传播；而西方生来就重享受，为什么呢？皈依上帝，救赎，就能回到上帝身边，否则就下地狱。

人与人的关系不同

我们农耕社会的文化到了工业社会有不适应的地方，这不适应不见得是我们不对，而是工业社会的弱点，我觉得要辩证看。比如，工业社会的学校教育系统培养什么人？工业社会所要培养的是给资本家创造利润、熟练操作机器的劳动力，因此要教他技术知识，进而要教他数理化，要教他成为科学家去创造利润，因此，西方的学校不重视德的教育，不讲究修身，但是可以用宗教和社区文化补足。清教徒提出来不择手段地竞争，争取利润，就是为了在上帝面前对“原罪”进行救赎。它的理论是上帝把大自然给你们，供你们使用，各展才能，让亚当夏娃的子孙都过上富裕的生活。怎么富裕才体现上帝的意志呢？是不择手段。所以资本主义的掠夺有宗教的基础。但是，工业社会重视科技和竞争，也有它好的一面，蜜和毒药是混在一起的，需要提炼分离。

人和天的关系不同

西方文化由宗教的开始就是二元对立，人和神对立，我和祖对立，人自身主观客观对立，人和人之间对立。他们认为，大自然是一部机器，人体也是一部机器，机器是可认识的，拆散了认识。这就导致学科分化，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深，认识的规律越来越多。但是越分越细的结果是分到回不到整体了。这个问题在西方的各个领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社会科学里面的社会学、语言学等等都出现了。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文化发展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线性的特质，即不间断地随着人类的足迹、人类的历史、人类的生产逐步向前发展。第二，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吐故纳新。文化是生活方式，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所以有哲学家说，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他有了文化。在文化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不断有新的文化创造，也有旧文化的流失，最后形成浩浩荡荡、永不中断的文化大流。第三，文化发展是由表及里的演变。不同的文化之间接触，最初吸收对方的，最初感觉到冲击的全是表层，如衣食住行。但是表层是渗透着中层和底层的，这些东西久而久之就影响到中层，影响到底层。

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带有普世性的成分。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中有时代性的成分，因此有些适合古代不适合现代。愚忠、愚孝不值得提倡，等级森严不值得提倡，重视个人义务忽视个人权利不值得提倡，重视道德规范忽视法律管理不值得提倡。但是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讲法不讲道德，否则那个法就无法执行。

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衔接要认识到它的总规律，要认识到我们的优势和不足。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什么是优秀文化？第一，鼓励人向上；第二，让人追求崇高；第三，“人化”的东西。既然文化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标志，所以文化就是人化。时代的精神主要在时代特色，当今时代特色是经济全球化、科技现代化、文化多元化和一体化的斗争以及中华的复兴。对于经济全球化，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科技发展也是两面刃，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对于今天的时代精神，我认为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文化的自觉。文化自觉的体现，就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首先是文化自觉，其次是制订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第三要文化体制改革。什么叫文化自觉？我定义为国家的决策层和学术层对文化发展演变的规律，全球文化的走势，有了认识就自觉了。比如宗教问题，农村问题，社区文化问题，非物质文化问题，文学创作、艺术舞台等等问题，要有清醒的科学的认识。

制订文化发展的战略规划，我觉得有几个问题特别重要。第一、研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方面研究开始多起来了，尽管还有争论，争论是永恒的。关于中华文化的问题，从先秦一直争论到近代，但是公约数还是有的，共识部分还是有的，文化就在争论中前进。第二、保护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解放文化生产力。文化事业体制改革就是要解放文化生产力。我们的文化界潜力很大，造诣很高，人才众多，生产力没完全迸发出来。通过体制改革使文化产品在创新中大大发展，满足人民文化需求，满足世界的需求。第四，中华文化要走向世界。世界各国对于中华文化需求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像英国，全国24000多所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大学，他们的教育部已经下令，在2010年前每所学校必须和中国一所学校结成姊妹学校，就是要学习中华文化。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七百多个执政党当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我们这个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了不起的。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看，从建党之日起，就是文化起家，李大钊、陈独秀不是文化起家吗？苏区从创建起就重视文化建设，部队文化建设，到了延安，毛主席提出了众多战线，农业战线，教育战线，工业战线，军事战线，其中一条就有文化战线。把这一条战线上升到建党之基，立国之本，鼎立三足之一个，把文化提得这么高，这是巨大的发展。有了这个自觉，有了这样的思想，再加上文化体制改革、解放文化生产力，一步一步走，中华文化一定能在五千年的基础上焕发青春。那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强大。衡量我们国家强大不强大，不是有几颗核弹，不是GDP，不是最高大楼在不在中国、最大的广场在不在中国，不断前进、最吸引人的文化是不是在中国。我就希望在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能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进而带来中华民族的复兴，尽力做我们能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