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仁，生于1924年，浙江龙游人，名画家唐作沛之子。擅书法篆刻。历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余绍宋研究会副会长，《大众电影》副主编、编审。

擅书法篆刻。历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余绍宋研究会副会长，《大众电影》副主编、编审。执行主编期间，刊物的内容、形式都有较大的革新和突破，使之成为全国最畅销、最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之一。1943年浙江省通志馆成立时即在馆工作，直至通志馆1949年3月停办。解放后赴北京，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原《大众电影》杂志副主编，并执行主编工作，编审。

在浙江省通志馆工作时，他是20岁左右的小青年，负责图书室工作兼及民俗资料的搜集研究，所以每天的各种报纸都要浏览一遍，把有用的资料留下来。同时浙江省通志馆每天都有不少公函，凡馆长余绍宋发出的公函都要录一份存档，因唐家仁的字写得好，所以这任务就落到他的身上。因为他每天临摹余绍宋的字，后来就十分相像，几可乱真。唐家仁先生近些年来写了不少回忆文章，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经历的一些史实，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兹录数条于后：先生的起居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天色微明，书斋的灯就亮了。这是他一天工作的开始。读书、补记昨天的日记，或致书好友，答复来信。早餐后，稍事休息，或上班，或会客，或写作。要是上班，一般都在八时半到馆。省通志馆馆址在西湖静江路108号（静江路已改名，今为北山街）梅庐内。梅庐是一位上海资本家的别墅，一直空着，是租赁下来办公的。它面对孤山林和靖墓，院木葱茏，小楼回廊，倒也幽静。先生每来馆舍，总是衣冠楚楚。夏天白色中式短衣裤，外罩浅色长衫；冬天长袍坎肩，黑布鞋，有时也戴黑瓜皮帽。马褂左上方的口袋里放着打簧怀表。裤脚常用黑布带裹起，想是早年在北京习惯了的装束。走起路来，步履稳健，仪态不凡，一眼看去让人肃然起敬。　有的文章中提到省通志馆还有一位副馆长何炳松先生，就我所知，一直没有见到，似也没有听说过，也许是当时省府内定，而始终未到任（想是转引自**省《传记文学》杂志所载先生小传）。当时住馆的有总编纂孙延钊（孟晋）、编纂项士元（慈园）、宋慈抱（墨庵）诸先生，分纂的有钱南扬、洪焕椿（弗西）、祝鸿逵（子孚）、诸帮藩诸先生；时间太久，有的记不起了。　先生办事，井井有条。每有公文，总是很快处理，从不积压。在批示处总盖上专用私章，章为朱文“余绍宋”，外观晶亮透明，有如玻璃，他告诉我，是用美国飞机的残骸加工制作而成，一位朋友送的。我想当是硬塑料，可在当时却是一种不多见的东西。…………晚饭之后，夕阳西下，志馆同仁常在村野小道上散步。一次在白龙山上，先生从陈老莲谈到《水浒传》人物，又从人物谈到“赤发鬼”，他说“赤发鬼”就是衍文和我。我当即想起“赤发鬼刘唐”，心想先生真能逗人，觉得也真好玩。还问我：听说衍文迷上了一个花旦丹桂红，可有此事?我说那是大家开的玩笑，没有的事。……不了解先生的人，都以为他道貌岸然，让人有几分敬畏，其实他常怀童心，且极诙谐。1944年盛夏，在云和大坪寓所，他患湿疹，光着上身，搽满用橄榄油调的药，胸背上还有纱布裹了几道。我去时，他正坐在竹椅上抽烟，一见我去，开口就说：“家仁，我被害了。”我一惊，问怎么被害?他说：“你看我五花大绑，就要绑赴法场，不得了啦!”我也打趣地回答：“老先生放心，我们都会去劫法场的!”他也乐得笑了。

1、《风物澄明新雨后——追怀余越园先生》，该文1986年作于北京，刊载在团结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余绍宋》一书中。

2、《影墨缘》，唐家仁先生一生与电影事业和书法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十年浩劫之后又写了许多有关电影界和书画界的文章，均收入此书中，此书由香港文汇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