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洪澄（1908年7月12日—1960年3月11日），原名贺生春，化名唐僧，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二郎山乡大马山村一个贫农家庭。幼放羊、打柴。1920年入花岩寺小学读书。1927年考入绥师深造。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先后任小学教员，党的小组长，支部书记等。为创建和发展清涧苏区党组织呕心沥血，英勇战斗。曾任清涧苏区党的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和县委书记等职。是绥清革命苏区的创建者,是陕甘宁边区创建者之一，是大西北解放和建设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1931年，和张达志、崔田民等一起领导了三次大规模的农民抗粮抗税的围城斗争，受到国民党残酷镇压。面对白色恐怖，他与其他领导人一起，不屈不挠，参于领导解家沟杀“九个半”土豪劣绅的斗争。3月，蒋介石调集大军，对陕北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洪澄和其他领导同志白天分散隐蔽，夜间四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抓捕反动保甲长,就地处决。经常见不到太阳，连续好几天吃不上饭，但大伙儿十分乐观，革命精神充沛。接着，洪澄、玉春等根据陕北特委的指示精神，领导清涧苏区人民群众向敌人进行了全面反击，迅速把敌人赶进县城内，摧毁了敌人反动保甲制，打破了敌人的军事“围剿”，扩大并巩固了苏区。不久，调任关中地委书记，陕西省委党校校长等职，离开清涧。1950年，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1960年3月11日，在北京病逝。

（一）

1908年7月12日，洪澄出生在陕西清润县大马家山村的一个贫寒农家。12岁时靠借贷在花岩寺小学读书。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苦读勤学，晚上躺在被窝里还要用手在腿上将生字默写一遍，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名。

1927年初，洪澄同志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这是一所革命的学校，当时在校的很多师生是党、团员。他受到了党的教育，接触和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常识读物，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经常和同学们一起下乡宣传革命，思想觉悟有了明确提高。正在这个时候，风云突变，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陕北军阀井岳秀封闭了这所学校，他也被迫在7月暑假返回家乡。不久，由党员韩尚周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18岁。

此后，洪澄同志在家乡一面以当小学教员为公开职业，一面从事党的地下斗争，活动在绥德、清涧一带，发动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游击战争，与敌人周旋,机智地奋战了六个春秋,直到1934年创建这块苏区。

在此期间，他两次领导清涧地区的抗粮抗税运动。一次在1928年，当时陕北大旱，农村粮食颗粒无收，贫苦人民饥寒交迫，经过洪澄同志的秘密串连，到第二年春季，在“不纳粮,包交税，反对成立民团的口号鼓舞下，上万群众参加了抗粮斗争,吓得反动军警紧闭县城，不敢下乡催粮收款。后来敌人进行疯狂的镇压，得知他是组织发动者便到家中抓捕。他隐蔽逃脱了，可他的堂兄被抓走。在组织的营救下，变卖了家产和借款，凑足了1400元大洋，才赎了回来。第二次是在1933年春，他和李景林、贺生荣、黄石山等再次发动清涧地区农民开展抗粮抗税抗租抗债的斗争，愤怒的群众曾将县城包围，迫使敌人低头谈判，每斗粮钱碱免税款一元。斗争刚结束，狡猾的敌人派一连队伍来抓捕他，在群众的掩护下，才幸免于难。

在此期间，他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建立起党支部。由于敌人的破坏，1931年清润县党组织与陕北特委失掉了联系。他领导的党支部主动与绥德县南区区委接上了关系，党的活动从未间断，保存和积蓄了革命力量，一直到1934年春重建清涧县委、这期间他引导一批青年参加了革命，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高级千部。至今，陕北的一些老同志仍然赞誉他为“革命的引路人”。

他还积极领导开展革命武装斗争。1933年春，他和白如冰、王聚德同志弄到三支驳壳枪,以这为基础，搞起了绥清地区的游击战争。7月下旬，他以清涧代表的身份，参加了陕北特委在佳县高祁家洼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对陕北革命的发展起了决定作用的重要会议。会议确定了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等重大问题。洪澄同志坚决贯彻执行特委的决定，并在清润县无定河畔的石砭上，召开绥清中心区委扩大会议，作了具体的组织部署。此后，革命的武装力量逐步壮大，终于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那一年的古历十二月初七，在解家沟镇杀了反动劣绅、衙役九个半(一个未杀死，故称半个)，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威震陕北。第二年，他领导打店子沟反动民团的斗争，动员了二百多名赤卫队员参加，缴获了敌人十多条枪，为根据地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1934年2月，清涧县东区成立区委，他任区委书记; 4月，根据陕北特委的决定,清涧县在周家山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他被选为县委组织部长并实际领导全县的革命斗争(书记是一位工人同志)。会后，各区、乡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二支队不久也扩编为红二团，绥清这块根据地逐步扩大,群众革命热情高涨，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歌曲响遍山野，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和佳县、吳堡等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陕北苏区建立较早、基础较好的根据地之一。彭德怀同志当年率领红军东征路过清涧时，高兴地称赞说:“清润不亚于江西的兴国。”

(二)

洪澄同志大半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他为人正派,居职清廉, ?是坚持党性原则的表率，团结干部的典范。

1934年底，洪澄同志离开清涧到安定县任县委书记，后到秀延县任组织部长(书记是位雇农，没有文化，实际领导工作仍然是他)。1935年6月离开陕北到关中特委任代理书记、组织部长。当年10月，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洪澄同志从关中特委回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一一瓦窑堡，又投入了新的战斗。那时，党中央要求陕北省委扩大红军七千人，这是陕北省委艰巨而光荣的头等任务。陕北地广人稀，要扩大这么多的红军，困难是很大的。洪澄同志积极主动地参加搞了两个多月的扩红领导工作，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接着到中央党校学习,后任陕西省委党校校长，培训党的新老干部。这为他后来做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7年4月，他被派往神府特委任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当时毛主席曾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强调说:“神府苏区虽不大，但这个地方很艰苦，也是个很重要的地区，是抗日前哨，要派一批得力的干部去工作。”洪澄同志受命于此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不愧是毛主席说的那样一位优秀得力的领导干部。

1934年到1937年，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洪澄同志七易其职，哪里艰苦、哪里需要，就到哪里战斗,坚决服从组织分配，毫无怨言难色,为广大干部做出了好榜样。

1938年1月，洪澄同志调到延安，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干部科长、边区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边区政府委员、民政厅副厅长，主管干部工作近十年，直到1947年冬。他为陕甘宁边区党组织的建设和干部的培训，做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中央组织部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1946年4月13日，在第三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洪澄同志作了《关于干部问题的报告》，他特别强调干部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要坚持党性原则，要加强团结;是非要分明，不能随风飘;不搞团团伙伙，更不能有害人之心。

洪澄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要求千部做到的，先带头做到。在延安时期，他的住所经常是千部出入的地方。从非党干部到党员干部，从一般干部到领导干部，他都一律热情相待。专员、县长、书记来开会，常和他促膝谈心，不论受表扬的同志,还是犯错误、受委屈的同志，都愿意到他那里去谈心，领会教诲。他总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真诚地帮助每一个同志。他特别重视陕北干部的教育工作，鼓励他们提高文化水平，学习外地干部的长处。他还在民政厅亲自主持了四期县长短期训练班，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干部。至今，他的优秀品质还为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和陕北的老同志所称道，说他为人正派，心地纯洁，无私无畏，是一位胸怀开阔、宽宏大量、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领导者。大家亲切地称呼他“老唐”。

洪澄同志既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又能委曲求全，照顾大局。当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或处分时，仍能按照党性原则努力工作。1947年底，西北局义合会议以后，洪澄同志背着错误的处分，积极地投入土改工作。他被派往安塞、子洲去搞土改，担任工作团团长。当时，有些分团在工作上出了些“左”的偏差，他按照党中央的正确政策，主动予以纠正，并不逢迎某些领导同志“左”的思想。工作结束时，他还亲自主持会议，给一位分团团长实事求是地做了鉴定，并亲笔写成，使这个干部深受感动。

(三)

洪澄同志一直在领导岗位上， 他那艰苦奋斗、深入细致、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是我们效法的楷模。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洪澄同志与敌人周旋，白天分散隐蔽，晚上出去活动，有时几天吃不上饭，成年累胚脱衣服和鞋袜睡觉，炼就了一身艰苦奋斗的作风。延安时期，他亲身经历了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边区大生产运动，和民政厅的同志一起，在延安新市场后沟种了20垧地，还办起了一个农场，自己动手，种粮食、纺线线、打窑洞,度过了当时的经济困难，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爱戴。

1949年全国解放后，洪澄同志到新区开辟工作，先后担任山西省晋南新绛地委副书记、甘肃省定西和天水地委书记。1950年，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他不摆老资格，不搞特殊待遇，平易近人，仍然保持着普通一兵和“老红军”的作风，他经常深入第一线作调查研究。1958年前后，他四次去陕西礼泉县烽火大队蹲点，为培养全国劳动模范王保京同志作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当时,他十分反对唱高调子，订高计划，搞高征购。他亲自召开老农座谈会，让王保京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小麦增产计划订在可靠的基础上。第二年，丰产试验田没有完成计划，洪澄同志又去帮助总结经验，鼓励群众不要泄气，并请西北农学院的教授、讲师指导他们。至今，王保京同志对他的帮助还铭记在心。洪澄同志每次下乡，都吃住在农民家，同群众亲切交谈，以掌握第一手材料。 这种深入实际、细致扎实的工作作风令人叹服。

洪澄同志对子女要求很严，经常告诫他们要凭自己的真本事,不能靠父母的资格和地位。在延安时，寒冬腊月，孩子们没有袜子穿，他不许公家特供，由自己亲自针织。他一家五口人，住一孔窑洞，吃大灶饭，从不搞特殊。洪澄同志临终时留给子女的唯一遗训是，要永远听党的话;他身后的丧葬一切从简，听从组织安排，不要提任何要求。

1960年3月11日，在北京病逝。洪澄同志的一生，正如当年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安灵时，中共陕西省委送的挽联上写的:“ 献身人民事业鞠躬尽瘁功绩永垂不朽;对党无限忠贞终生不渝品德堪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