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战论是近代主张以商业为中心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业竞争的思想。由资产阶级改良派早期代表人物郑观应明确提出。他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分为“兵战” (军事侵略) 和“商战” (经济侵略)，主张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并认为商战比兵战更为重要。他强调“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盛世危言·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同上书，《商务》)。马建忠则在《富民说》中以西方重商观点对商战的重要作了颇有理论深度的论述。柯来泰将振兴商务视为“振国之大纲”(《救商十议》)。麦孟华认为“今日立国，首在商战。”(《公司》) 汪康年也说：“教以夺其民，兵以夺其地，商以夺其财。是故……既通商之后，则合一国之商以与他国之商战。”(《商战论》)谭嗣同也认为“商之一道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中国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前，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以商品输出的形式进行。外国商品涌入中国市场，使中国国民经济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对外贸易连年巨额逆差，幼弱的民族工商业遭到了严重的摧残。这引起了爱国人士的忧虑。他们力求挽回利权，堵塞漏卮。商战的口号，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提出来的。

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王韬就最先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是“兵力”和“商力”，即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并行。为了对付外国侵略者，中国也应“兵力商力二者并用，则方无意外之虞”《弢园文录外编》。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前后，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一书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明确提出了“商战”的概念，并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证，使之成为流行一时的响亮口号。

郑观应把外国资本主义对外侵略的方式和手段归结为“兵战”、“商战”与“传教”，并把兵战同商战加以分析比较，认为后者比前者更隐蔽因而更具有威胁性与危害性。他指出：“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郑观应集·商战上》）。他还尖锐地指出：“商能灭人之国”，“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商战下》）。因此，他认为要有效地抵抗外国侵略，必须兵战与商战兼备，而且后者更为重要：“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上》）。为同资本主义列强进行“商战”，他主张以商业为中心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做到“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者，皆可运售”（《商务三》）。

为了有效地进行商战，王韬和郑观应等主张“商战”的思想家均一无例外地强烈要求清王朝改变传统的“轻商”、“贱工”政策，大力扶助、保护民族工商业。他们先后所提出的扶助、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办法和措施，主要有:①废除封建垄断制度，允许民族工商业者自由投资和独立经营一切企业，建立和发展中国的新式工、农、商、矿、交通运输业；②废除资本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协定关税，独立自主地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提高洋货进口税，降低或免除土货的厘金和出口税；③收回被外国侵略分子把持的中国海关管理权；④对于民族工商业的发明创造，应给予奖励和实行专利权；⑤制订和颁行商标注册条例，保护商标所有权；⑥举办博览会，促进国内的物资技术交流；⑦制订和颁行公司法，允许私人集股成立公司，国家依法加以保护；⑧允许工商业者组织和加入商会；⑨国家另设商部，并吸收商董参加，专门处理发展实业问题；⑩自铸金、银币，以抵制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

“商战”这一口号，虽曾在近代响彻一时，但在当时并未产生多大的实际效果。没有取得民族独立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同外国资本主义在“商战”中取得胜利。但是，商战思想的提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积极的和具有进步意义的。这一口号，把发展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直接联系起来，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到了国家、民族存亡兴废的高度上来，揭露了以商品输出为主要手段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实质，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