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
柏拉图早期的对话记述，
苏格拉底曾寻求这几种道德的定义，没得到完善的结果；据《普罗泰戈拉》等篇记述，苏格拉底认为智慧是高一级的道德，人的行为是不是合乎正义，是不是勇敢或节制，都必须由真正的知识“智慧”来判断。
柏拉图在
《国家篇》中将这四种道德和当时社会的等级划分联系起来。他认为：智慧只是少数杰出人物即统治者才具有的道德，他们具有管理国家的知识，应该成为统治者；勇敢是那些负有守卫国家责任的武士的道德，武士们以忠诚和勇敢善战为国家服务；节制是从事手工业、农业和商业的一般自由民的道德，这些人只能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服从统治者的统治；正义则是要求这三个等级各自遵守他们固有的道德，各自担负自己的责任，使整个国家和谐一致，不发生冲突。这样的正义国家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家。柏拉图的这种思想和中国先秦思想家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思想一样，都是为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作辩护的。
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著作中也讨论了这几种道德，想为它们寻求定义。他想在两个极端之间求得适当的中道，认为这才是道德。比如，勇敢是怯懦和鲁莽之间的中道，节制是吝啬和浪费之间的中道。他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要达到适当的中道,必须依靠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