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块玉·叹世》是元代马致远创作的一组散曲。这组曲子，前两首写作者隐居生活的惬意自在，第三首写作者对仕宦奔波的厌倦和对妻儿的思念。这三首散曲写景都是眼前所见，不用浮词雕饰，写情，重在真情实感，不作无病呻吟，俚俗的白话和清雅的辞藻各得其所，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南吕】四块玉·叹世

其一

带野花，携村酒，烦恼如何到心头。谁能跃马常食肉⑴？二顷田，一具牛⑵，饱后休。

其二

佐国心⑶，拿云手⑷，命里无时莫刚求⑸。随时过遣休生受⑹。几叶绵，一片绸，暖后休。

其三

戴月行，披星走，孤馆寒食故乡秋⑺。妻儿胖了咱消瘦。枕上忧，马上愁，死后休。

⑴跃马常食肉：指高官厚禄，富贵得志。

⑵一具：一头。具，通“犋”，通常以两牛或两牛以上共拉犁为“一犋”;大牲畜一头能拉动一张犁，也可叫一犋。

⑶佐国心：辅佐君王安邦治国之心。《周礼·天官》：“以佐王治邦国。”

⑷拿云手：比喻志向远大，本领高强。拿云，上干云霄。李贺《致酒行》：“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⑸刚求：硬去追求。刚，硬是，偏要。

⑹过遣：消遣、生活、过日子的意思。休生受：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此犹云休麻烦也，亦可解为休自讨苦吃。”生受，辛苦、为难。

⑺寒食：节令名，清明的前一天或两天。

带着野花，携着粗酒，烦恼怎么能来到心头？高官厚禄转瞬即逝，谁能跃马街头常吃肉？还不如种两顷田，养一头牛，吃饱饭后就去酣然大睡。

有辅佐国家的志向，有上天揽云的本领，但若命里注定没有就不要强求。人这一辈子，随时应运才不会有苦受。身上有几叶绵、一片绸，能够保暖就该知足了。

戴着月光行，披着星光走，孤身一人住在旅馆里，过了寒食节又到了寒秋。妻儿胖了我却消瘦。睡觉时在发愁，行路时也在发愁，看来要直到死了才算到头。

这三首作品，写作时间不一，但都是作者晚年的作品，内容相近。青年时期的马致远，是积极入世的，虽生不逢世，用违其志，而豪情未减，所发多为慷慨激越之音。随着二十年宦海浮沉，历尽飘泊之苦，不能不发出“困煞中原一布衣”的感叹。不过这时还有牢骚，还有不满。及至由壮而衰，由衰而老，壮志消磨殆尽，慢慢地连这点牢骚也没有了，对人间的荣辱、得失、是非，几乎全部失去了热情，因而高唱起“东篱本是风月主，晚节园林趣”的调子，力图从宁静恬退的隐士生涯中，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和满足。《四块玉·叹世》三首就反映了这种情绪。

元代是一个轻视知识分子的朝代，科举一度被暂停，堵塞了许多士子想要通过科举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道路。晚年的马致远，历经无数痛苦折磨，青年时期的壮志豪情不复存在，只愿在隐逸之中找到解脱。马致远现存散曲一百三十多首，大多为叹世归隐之作，其中直接冠以“叹世”“恬退”“野兴”之题的就近三十首，不少无题之作也是悲叹人世、歌咏林泉的，其他描四时、状风景的作品也跟叹世隐逸紧密相关。

这组《四块玉·叹世》，前两首写作者隐居生活的惬意自在。“带野花，携村酒，烦恼如何到心头。”中国古代男子也有插花的习俗。尤其是宋元时期，男子热衷戴花的程度是须眉不让巾帼。作者头上插着乡下的野花，手里拿着自酸的村酒，虽然简朴，但却道遥自在，远离烦恼。“跃马常食肉”是用典。《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蔡泽）谓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齿肥（“刺齿”二字当作“啮”），跃马疾驱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揖让人主之前，食肉富贵，四十三年足矣。”后以“跃马”指贵显得志。食肉指享受优厚的俸禄。正如李白所云：“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富贵荣华都是如此的短暂。二顷田，一具牛，饱后休。”两顷田，一具牛，是马致远晚年隐居生活的真实写照，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亲自参加田间劳动，生计所需，自给自足，已泯除“劳心者”、“劳力者”尊卑之分的成见。这几亩薄田、一头黄牛的生活，着实清苦，但作者觉得能吃饱喝足就已很幸福。明代钟惺《古诗归》评陶渊明诗云：“高人性情，细民职业，不作二义看，惟真旷远人知之。”“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优勤讨出，不别作一副旷达之语，所以为真旷达。”作者也达到了陶渊明的这种真旷达境界。“佐国心，拿云手，命里无时莫刚求。”作者当年经邦济国的一腔热血，直上云霄的雄心志向，都随着宦海的不如意而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作者的一声叹息“命里无时莫刚求”，其中包含了多少士子的心酸无奈。在那个“九儒十丐”的年代，文人的梦想都在这一声叹息中化为乌有。“随时过遣休生受”，作者乐天安命，放下对功名利禄的执着，解脱对“所求不得”的忧苦，无喜无悲、得失两忘，随遇而安，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和独到的人生感悟。“几叶绵，一片绸”照应着上首的“二顷田，一具牛”，同样是简单的农家生活，但由于作者耐得寂寞、耐得潦倒、耐得贫苦，所以在其中得到了身心的满足。

第三首写作者对仕宦奔波的厌倦和对妻儿的思念。“带月行，披星走，孤馆寒食故乡秋。”作者当年为衣食名利，背井离乡，披星戴月，东奔西走。“孤馆寒食故乡秋。”寒食，节令名，清明前一天（一说两天）。相传起于晋文公悼念介之推。晋文公为了让隐居的介子推再次踏上仕途，放火烧山，结果介之推被焚死，晋文公为悼念他，就定于那日禁火寒食。一个“馆”字，已暗示羁旅之愁。“孤馆”则进一步点明客舍的寂寞和游子的孤单，而且作者从寒食到深秋一直在疲于奔波，作者心情的凄苦可想而知。他独宿孤馆，乡思萦怀，所以接着写“妻儿胖了咱消瘦”，妻儿是不是和我样愁苦？是胖了还是瘦了？自己的漂泊困顿何时能够结束？什么时候才能和他们团聚？最后，作者终于迸发出了“枕上忧，马上愁，死后休”的感慨，使散曲所要抒发的感情喷薄而出。枕上，指睡梦中。马上，指为谋衣食，跋涉于旅途。这首小令将作者的羁旅愁情、身世之感抒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总之，这三首散曲写景都是眼前所见，不用浮词雕饰，写情，重在真情实感，不作无病呻吟，俚俗的白话和清雅的辞藻各得其所，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马致远（1250？—1321？）元代杂剧家、散曲家。大都（今北京）人。名不详，以字行于世。晚号“东篱”，以示效陶渊明之志。马致远与关汉卿、白朴、郑光祖同称“元曲四大家”。青年时期热衷功名，有“佐国心，拿云手”的政治抱负，但仕途坎坷，政治理想一直没能实现。中年中进士，曾任江浙行省官吏，后在大都任工部主事。晚年不满时政，隐居田园，以衔杯击缶自娱，过着“林间友”、“世外客”的闲适生活。死后葬于祖茔。马致远早年即参加杂剧创作，从事创作的时间很长，名气也很大，是“贞元书会”的主要成员，与文士王伯成、李时中，艺人花李郎、红字李二都有交往，有“曲状元”之誉。他的杂剧作品见于著录的有15种，以《汉宫秋》最著名。散曲集有《东篱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