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高等学堂，即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起始于1896年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就在四川中西学堂正在走上正轨的时候，1901年和1903年，清政府参照西方标准分别发布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开始推行高等教育学制改革。

四川高等学堂初创于1902年，址设成都贡院（明代皇城）内，其前身是成立于清代早期、中期的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其沿承学府为今日的四川大学。

清贡院中“致公堂”，前牌坊，正中有“御书”木匾，下面有清朝乾隆“旁求俊义”四字。此牌坊建于1739年，1911年为四川高等学堂办学堂址。学堂内生活区建有瓦顶回廊，廊外是一道竹栅栏，校园内的草地辟有网球场，外国教员常在这里打网球，球场一端有一楼一底的房屋建筑和长长的游廊。高等学堂外国教员的住宅环境优美，庭院清新，住房宽整，院内有大块草坪和盆栽花木。

1912年，学堂停办，改名为四川官立高等学校，其后再未恢复学堂校名。四川高等学堂是四川近代第一所文理科兼设的综合性高等学校，在四川的教育史册中据有重要篇章。学堂教师、职员中人才济济，学堂的毕业生中，最为有名的学生就是共和国元帅朱德。

这所学校开学伊始聘请东洋、欧美教师前来任教，向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这在百年前的四川确属难得。学堂的高级职员和各科国学教员，多是取得过科举功名的贡生、举人，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有的还在日本留过学。

1896年，四川中西学堂创办。

1901年，时任四川总督奎俊上奏清廷，提出仿京师大学堂组建四川通省大学堂，清廷于1902年同意办四川大学堂。

1902年，由四川中西学堂和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合并创建四川通省大学堂，后朝廷又规定除京师大学堂外，各省一律称“高等学堂”，于是年底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进士出身的翰林编修胡峻被推举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首任校长（时称总理）。

1912年，教育家蔡元培担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颁发了《大学令》、《大学教育规程》等一系列教育法令，史称“壬子学制”，四川高等学堂改名为四川官立高等学校，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改名为四川优级师范学校和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同时，五大专门学堂也相继改称四川公立国学、外国语、法政、工业、农业专门学校。

1916年，四川官立高等学校将师生及一切经费、校产、图书、设备，转入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同时改名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今中山大学）、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今东北大学）并称全国六大高师。据民国教育部1918年统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专任教师和在校学生人数，仅次于北京高师，名列第二，全年经费数名列第四。

1926年，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一分为二，原四川官立高等学校部分搬回南校场而重建国立成都大学（1926-1931年，张澜任校长），原四川高等师范学校部分改建为国立成都师范大学。

1927年，四川公立法政、农业、外国语、工学、国学专门学校组合为公立四川大学。

1931年11月9日，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三校合并，“三水汇流”，并由教育部定名为国立四川大学，是当时中国国内13所国立大学之一。

1937年，国立四川大学确立了“在黄河、扬子江两水的上游广大地方，建设一个能成为文化策源地的综合大学”的目标，进一步向先进的欧美大学模式转轨。

1939年底，国立四川大学南迁峨眉继续办学。1939年教育部举办全国专科以上学生论文比赛，国立四川大学参加比赛的学生获奖者达21名，占全国合格者总数176名的百分之十二，仅次于中央大学和中山大学，名列全国第三。1940年教育部举行第九届各大学毕业生论文竞赛，国立四川大学获奖者达31名，居全国第二。

1941年8月，恢复师范学院，下设教育、公民训育、国文、英文、史地、理化、数学、化学八个系，史地、理化、数学三个专修科。

1941年11月，教育部批准学校设文科研究所和理科研究所，并专管研究生培养。

1943年，国立四川大学迁返成都，学校由市中心正式迁到望江楼附近。1944年秋航空工程系、土木利工程系招生，1945年秋机械电机系招生，理学院扩建为理工学院。1947年四川大学接收兵工署50工厂成都分厂，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工厂。1947年四川大学工学院正式建立，1948年秋新建化学工程系。该院有包括外号“黑寡妇”而有“夜空女王”之称的P-61夜间战斗机在内的各式飞机20余架和一大批机器设备，航空馆、水工实验室、机械实验工厂等颇具规模。

1948年，国立四川大学共有文、理、法、工、农、师范6个学院，25个系，10余个专修科，两个研究所。学校共有教职工981人，其中专任教授166人；在校研究生、本专科生合计6405人，占全省大学生人数的2/3以上，是当时中国国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校。

1952年，四川大学工学院的航空、化工两系调出，云南大学、贵州大学、川北大学和西南工专的土木水利系调入。1954年8月27日政务院批准“四川大学工学院独立建校”，定名成都工学院。1954年11月29日国务院批准四川化工学院与成都工学院合并，学校名称仍为“成都工学院”。

1956年，新中国建立后，国立四川大学经院系调整，成为一所在文学、史学、宗教学、数学、生物学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文理科综合大学。

1994年4月和2000年9月，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原华西医科大学三所全国重点大学两次“强强合并”组建而成四川大学。

就在四川中西学堂正在走上正轨的时候，1901年和1903年，清政府参照西方标准分别发布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开始推行高等教育学制改革。根据1901年11与15日清廷“饬各省速办学堂”的指示，时任四川总督的奎俊积极筹备在成都建立大学堂。

四川通省大学堂关防

1902年3月，奎俊颁发“四川通省大学堂”关防。4月，他上奏光绪皇帝，请求将四川中西学堂与尊经书院合并，组建了四川通省大学堂。他报告清廷：“省垣旧有尊经书院，专课经史、策论，由学政选列高等生送院肄业，于中国学问颇有可观。又前督臣鹿传霖任内，创设中西学堂，以算学、英法文分门教授。数年以来，尽有通晓天算及英、法文字语言者。今拟即将尊经书院作为四川省城大学堂，而以中西学堂并入其内，庶中西两种学问均有涉猎。”

接到光绪“著即督饬认真举办，务收实效”的朱批后，四川通省大学堂正式成立。1902年12月，四川总督岑春煊转发清廷指令，规定除京师大学堂外，各省的大学堂一律改称高等学堂。于是，四川通省大学堂于1903年1月正式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

1903年2月，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在奏报清廷后，用饬令的形式照会四川学务处和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遵改书院为学堂之谕旨，即将锦江书院裁撤，经费田产尽数拨入高等学堂。”“住院诸人于五日内即行移寓，不准延留。”岑春煊将锦江书院并入高等学堂后，其原校址由于“房屋基址颇为宏阔，应即改为成都府中学堂”，并亲任校长。至此，四川大学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三强合并，成为当时全川的最高学府和四川新式学堂的范例。

张澜见证两院入堂

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张澜正好在这样一个转折时期进入了尊经书院学习。1902年，虽然年届而立之年，张澜却抱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夙愿，来到当时四川维新变法的重镇尊经书院。在此之前，张澜一直在家乡私馆教书。由于他锐意改革，教学有方，所教学生的成绩迅速提高，思维能力亦不断增强，故而名誉大噪。当时，他不仅受到四邻乡人的称赞，而且还得到顺庆府教谕兼南充县教谕骆文廷的赏识。于是，他被推选到尊经书院学习。

在这里，他正好见证了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和四川中西学堂的合并，和四川大学一起翻开了两院入堂的新篇章。为“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校期间，他关心国事，饱览一切新生事物，如饥似渴地学习一切新的知识。一次讨论到《辛丑条约》时，许多同学声泪俱下。张澜奋而起立，慷慨陈词。他说，哭有何益，当努力学习，“国强才免于受辱。”

1903年，他因为成绩优异，被学校派往日本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他立下“学习欧日以强国”的远大志向，要用自己的真才实学，更好地报效祖国和人民。1926年，张澜回校担任了四川大学前身之一的国立成都大学的校长，这里成为了他为国家培植人才、实现教育救国理想的试验田。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第一任总理胡峻，字雨岚，是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和学部二等咨议官。胡峻不仅对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倾注心力，还积极致力于振兴四川教育、经济和社会发展。

为了办好高等学堂，1903年，四川总督岑春煊派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总理胡峻为考察日本学制游历官，率王章祜等人东渡日本考察学务。胡峻等在日本游历四个多月，除了全面考察日本的教育行政、学制规则和学科章程外，也详细了解了日本的国力、民情，同时还为学堂聘请了部分日本教习，购买来一批图书和仪器。回国后，他又考察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既借鉴了国外教育的先进经验，又参考了国内最高学府的办学设施，成为当时国内最好的省级学堂之一。1905年，他前往美国考察铁路建设，也同时考察了美国教育的发展，并且在回国途经日本时加入了同盟会。

求学体育学堂的朱德

体育学堂作为高等学堂的组成部分，最为有名的学生就是共和国元帅朱德。1907年初，年已20岁的朱德从穷乡僻壤的仪陇县马鞍场，步行来到成都，以“朱建德”的名字投考了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他本来想报考四川武备学堂，但是由于家人反对而放弃。朱德最后被录取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体育科甲班。

经过两个学期的学习，朱德于1908年1月在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顺利毕业。在本科班52名同学中，他名列第10名。在他第二学期的学习成绩中心理98，算术90，教练92，器械100，平均成绩82。从学习成绩来看，他的各门功课都学得相当不错。考试成绩最低的是品行课程，只有65分。作为一个现实的民主主义者和未来的共产主义者，在当时的教育制度下，他得到这样的品行成绩也不足为怪。

朱德求学期间，强烈感觉到同盟会在学校的存在，秘密阅读别人塞到他枕下的同盟机关刊物《民报》，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命运”学说，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他曾把一份《民报》一读再读。这份小报抨击了立宪君主派，认为所谓新的改革是“企图维护腐败朝廷的欺骗行为”。他急于参加同盟会，却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介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