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条汉子”的称谓，典出自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指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四人。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四人都是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员。文革初批周扬等四人，姚文元之流便从鲁迅文章中摘出此语，断章取义，以图证明他们早年就反动，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此语在文革初期尤为流行。

“四条汉子”事件发生在1934年10月。当时，由于执行中共内部“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使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组织机关遭到了国民党当局毁灭性的破坏。在左联方面，原来负责与鲁迅联系的冯雪峰此时调到了苏区，而左联的另几位负责人周扬、夏衍、阳翰笙则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有必要继续与鲁迅加强联系。1934年10月的一天，在上海爱文义路的一个弄堂里，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敲开了另一位左联负责人夏衍住所的门。周扬此行是有一个计划要同夏衍商量。不久前，分别担任左联“文委”及“文总”党团书记的阳翰笙向周扬建议：“自从冯雪峰走后，好久没有向鲁迅报告工作了，是否近期约个时间一同去向鲁迅报告一次工作？”当时，冯雪峰在上海时与鲁迅联系较多，左联的很多活动都是冯雪峰向鲁迅请示以及通报的。自从冯雪峰走后，这样的联系已中断近一年了。周扬听了阳翰笙的话，也认为很有必要与鲁迅作一次沟通，否则长时间不联系，除了不利工作外还易产生误会。于是周扬找到了夏衍，希望他先与鲁迅联系一下，约定好双方见面的相关事宜。周扬还特地强调了这次去见鲁迅的仅阳翰笙、周扬、夏衍三人。次日，夏衍便只身来到上海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希望通过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约见鲁迅。恰巧的是，这天鲁迅本人也到书店来了。于是夏衍便在内山书店内向鲁迅转达了周扬的意思。鲁迅表示同意。双方约定见面时间在下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地点仍然是内山书店。

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对于双方的接下来的会面做了如下描述：“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文中的提及的“一位名人”指夏衍，周起应即周扬，“另两个”为夏衍和阳翰笙。“四条汉子”的称谓即来源于此。

此次会见的目的是向鲁迅汇报左联工作，原本只有周扬、夏衍、阳翰笙三人参加，不料他们出发打出租车时碰到了田汉。田汉执意要一起去，他们无法婉拒。四人在内山书店附近的日本小学门口下车，分别来到谈话地点——内山书店的会客室。内山完造准备了日式茶点。阳翰笙、周扬先后报告了白色恐怖下“文总”的工作情况，鲁迅抽烟聆听，不时点头微笑。不料，田汉突然插嘴，说胡风有政治问题，希望鲁迅不要过于相信他。鲁迅脸色立刻变得阴沉。他质问田汉的根据，田汉说他从穆木天那里听说的。鲁迅立即驳斥道：“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结果不欢而散。不过，为了顾全大局，分手时鲁迅还是掏出了一张一百元的支票，幽默地说：“前清的时候花钱可以捐官，捐差使，现在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帮不了忙，那么捐点钱，当个‘捐班作家’吧。”田汉所说胡风有政治问题（也即是鲁迅文中所言：“胡风是内奸，官方派来的”），系指胡风在孙科出资筹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任职。胡风是1933年6月中旬从日本到上海的。他在日本期间曾参加日本普罗文化运动，又参加了日共领导的日本反战同盟和中国左联东京支部的活动，后被日本警察驱逐回国。回国后，由周扬安排，担任了左联宣传部长。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经过杨幸之、韩起的介绍，胡风被聘为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日文翻译。这件事征求过周扬、茅盾的意见，他们都表示支持。

“文革”开始后，田汉被打为“反革命分子”，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戏剧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围绕戏剧改革方针与共产党领导人康生、江青产生了对立。康生等人甚至利用鲁迅将田汉四人揶揄为“四条汉子”这件事借题发挥，将这种嘲讽揶揄之语无限上纲，当成一条政治术语，对田汉等人进行政治迫害。1965年，田汉被迫到北京郊外的牛栏山公社劳动改造，1966年6月，“文革”开始的同时田汉接受隔离审查，12月入狱，两年后的1968年12月10日，70岁的田汉死于狱中。田汉死后，1971—1972年全国开展了大规模批判“四条汉子”的运动, 1975年造反派将田汉宣布为“叛徒”，永远开除党籍。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后的一片混乱中，田汉妻子安娥在悲愤中死于北京。田汉死后11年，1979年3月，他终于得到昭雪平反。在召开田汉追悼大会前举行了入殓仪式，但他的骨灰遗骸已经无处可寻，骨灰盒里只放了《义勇军进行曲》曲谱、晚年代表作《关汉卿》剧本、爱用的帽子和印章。

尽管事隔多年，到了1979年底，夏衍特地撰文对此做了澄清。他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一文中，首先纠正了鲁迅在时间上的错误，将1934 年的事情误写为1935年了，而1935年秋，田汉、阳翰笙早已被捕，被押到南京去了，怎么会有“四条汉子”去看鲁迅呢？夏衍又对鲁迅“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一律洋服，态度轩昂”做了辩解。夏衍辩称：“到过旧上海的人知道，内山书店所在地北四川路底，是所谓‘越界筑路'区域，那里既有工部局巡捕，又有国民党警探。在当时那种政治情况下，我们四个人在内山书店门口下车，会引人注意，所以我们的车子过了横浜桥在日本小学前停下来，然后四人分头步行到内山书店，而此时鲁迅是在书店门市部里里间等着我们，不可能‘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一律洋服’也不是事实，其他三人穿什么我记不起来了，而我自己却穿着一件深灰色骆驼绒袍子。因为一进内山的日本式会客室，在席子上坐很不方便，就把袍子脱了，所以我还能记得。至于‘态度轩昂’，那时我们都是三十上下的人，年纪最大的田汉三十六岁，身体也没病，所以‘轩昂’了一点可能是真的。这是干部向领导人汇报工作，是战友间的会见，既不是觐见，也不是拜谒，那么不自觉地‘轩昂’了一点，也不致犯了什么不敬罪吧。”夏衍又进一步强调：“读过鲁迅一些文章的人都会知道，鲁迅写到他不满的人的时候，常常会信笔写来，加以艺术夸张。如胡愈之同志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鲁迅告诉他李立三曾想把一支手枪交给鲁迅，要他搞武装斗争。鲁迅回答：‘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胡愈之认为，这是鲁迅把谈话内容漫画了。以上这些事情虽小，也不涉及到政治问题，但说明了一点：在这样一封政治性严重的信里，其中特别是涉及到鲁迅所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等等，夹杂着一些不正确或者错误的东西，那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夏衍在45年后还如此在意当时的细节，可见“四条汉子”之说在他心中留下的痕迹之深、创痛之深。

其实，这件事的细节本来是没什么意义的。正如学者房向东所说：“鲁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幽默的作家，他采用的是形象模糊的思维。夏衍在这里有一点像一个科学家，逐字逐句进行推敲。” “四条汉子”中，阳翰笙是当时的“文委”书记，与鲁迅的直接接触并不多，更没有与鲁迅有过矛盾和冲突。之所以同列为“四条汉子”，纯属那天同行之故。另外，在当时的文化统一战线方面，党内有“左”倾表现和“宗派主义”情绪，排斥非党作家，鲁迅对此始终反感。他将主管文化的阳翰笙与左联负责人周扬、夏衍等同等相视，这也完全符合鲁迅的思维定势。关于“四条汉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鲁迅语言风格的一种表现，是一种调侃，是一种幽默，也是一种嘲讽，是鲁迅心有不满的一种发泄形式。但在“文革”期间，“四人帮”以鲁迅批评“四条汉子”为借口，无限上纲，对“四条汉子”进行政治迫害。它成了某一历史时期若干人政治命运的象征，成了一条政治术语。这绝非鲁迅本意。20世纪30年代的鲁迅只是一个遭当局通缉的左翼文人，他既没有对同道中人一棍子打死的恶毒用意，手中也绝无以言治罪，甚至致人于死的大权。鲁迅绝对想不到，他的讽刺与幽默，日后竟成了一桩轰动全国的“文字狱”，竟成了“四人帮’’置“四条汉子”于死地的工具。这是鲁迅始料未及的。

随着“文革”被彻底否定，以及思想解放的深入，“四条汉子”已不再是“文革”那段特定时期的贬意词了。它是一个客观实在，是解读一段特定历史的钥匙，同时又是一段有着苦涩记忆的过去。

阳翰笙（1902—1993），编剧、戏剧家、作家，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笔名华汉等，四川高县人。毕业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27年底参加创造社。1928年初起陆续发表小说，并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文艺理论的文章。1933年以《铁板红泪录》开始电影创作，后著有《中国海的怒潮》《逃亡》《生之哀歌》《生死同心》《夜奔》《草莽英雄》等作品。抗战期间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华全国影协主席、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机关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党组书记。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阳翰笙剧作选》。1958年创作的话剧《三人行》展示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难历程，获文化部授予的优秀剧本一等奖。“文化大革命”中惨遗“四人帮”迫害，被非法囚禁9年之久，1979年平反。 后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田汉(1898—1968)，字寿昌，湖南长沙人，1898年生，著名剧作家。1912年考入长沙师范学校，1916年赴日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系，喜好文学戏剧。1919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与郭沫若等组织创作社。1922年回国，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又相继在上海大学、大夏大学、上海艺术大学执教，并创作《咖啡店之夜》《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等剧作，为中国话剧事业作出开拓性贡献。1926年创办南国电影剧社（后改组为南国社），致力于以话剧、电影创作为主的民众戏剧运动。1928年建立南国艺术学院，培养了大批戏剧和美术人才。1930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创作大量话剧、歌剧、电影、歌曲。1934年为电影《风云儿女》写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聂耳谱曲，很快传唱于国内外，后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35年被捕，后经营救保释出狱。1938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处长。主持抗日文艺宣传。1944年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举办西南戏剧展览会，极大地推动了抗故戏剧运动的发展。1946年写的剧作《丽人行》，堪称中期作品中的精华。1948年转入华北解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汉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北京戏曲实验学校校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文艺方针和戏改方针，团结全国戏剧工作者和戏曲艺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繁荣新中国的戏剧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完成繁重的文化领导工作之余，继续致力于戏剧创作。1964年田汉受江青、康生一伙的点名批判，《谢瑶环》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全国公开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周扬、夏衍、阳翰笙一起受到迫害，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和摧残，于1968年12月10日屈死狱中。1979年全国文联为田汉召开追悼大会，沉冤数载终得昭雪。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五四运动中编辑了进步刊物《浙江新潮》。1915年公费留学日本，入明治专门学校学电工技术。留学期间接触日本共产党，参加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1927年被驱逐回国，同年加入中共。1929年，鲁迅等筹建“左联”，任执行委员，后发起组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初负责上海文化工作。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 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席。1955年任文化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残酷迫害。1978年被选为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并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日友协副协长、对外友协副会长、文化部顾问等职。

周扬(1908—1989)，原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并留学日本。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1年，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接任左联党团书记职务，1935年春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1937年9月，周扬夫妇与李初梨、何干之、艾思奇、周立波等12人到达延安。到延安不久，毛泽东找他谈话，向他了解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委任他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1937年11月14日，“文协”成立, 周扬被推为七人主席团成员之一。1938年9月，周扬与艾思奇一道组建了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以后又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1938年4月10日，在毛泽东、周扬等人的发起下，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周扬担任学院的教授职务，主讲《文艺运动》《艺术论》。1942年6月，中共中央成立以毛泽东与康生为首的领导整风的总学委，下设四个分区学习委员会（简称分学委）。中央文委系统分学委由周扬负责。在整风高潮期间，周扬建议上级把少数作家暂时调出中央党校三部和鲁艺，住进设在桥儿沟西山的“创作之家”，要求他们在那里写出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好作品。得到上级同意后，周扬挑选了艾青夫妇、塞克夫妇、杨朔、高长虹等非党作家，还有刚从苏联回国的萧三。这些人在急风暴雨的审干抢救运动中受到保护。周扬在整风中也做了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最突出的是他参与批判王实味的斗争，写的文章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负面影响非常深远。1943年3月，鲁艺、新文学干部学校、民族学院与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周扬任主持工作

1946年至1949年，周扬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宣传部长。1949年参与负责筹备和召开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周扬历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艺术局局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主持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作为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周扬一直为毛泽东所倚重。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周扬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并被称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执行者。“文革”开始后被打倒，遭到监禁和批判。“文革”后平反，晚年思想有巨大变化，向在历次斗争、运动中被其批评或攻击的人士道歉。1989年，周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