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相簪花》是北宋沈括创作的古文，出自《梦溪笔谈·补笔谈》。

四相簪花，中国北宋时期的典故，说的是一种名叫金缠腰的花的花瓣，被时任扬州太守的韩琦剪下，插在了他宴请的三位宾客以及他自己头上，后来四个人先后做了宰相，北宋科学家沈括将这个故事记载在他的《梦溪笔谈·补笔谈》中。

韩魏公庆历（1045年）中以资政殿学士帅淮南。一日，后园中有芍药一干分四歧，歧各一花，上下红，中间黄蕊间之。当时扬州芍药，未有此一品，今谓之“金缠腰”者是也。公异之，开一会，欲招四客以赏之，以应四花之瑞。时王歧公为大理寺评事通判，王荆公为大理评事签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判钤辖诸司使忘其名官最长，遂取以充数。明日早衙，钤辖者申状暴泻不止，尚少一客，命取过客历，求一朝官足之。过客中无朝官，唯有陈秀公时为大理寺丞，遂命同会。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为盛集。后三十年间，四人皆为宰相。

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韩琦任扬州太守时，官署后花园中有一种叫“金带围”的芍药一枝四岔，每岔都开了一朵花，而且花瓣上下呈红色，一圈金黄蕊围在中间，因此被称为金缠腰，又叫金带围。此花不仅花色美丽、奇特，而且传说此花一开，城中就要出宰相。当时，同在大理寺供职的王珪、王安石两个人正好在扬州，韩琦便邀他们一同观赏。因为花开四朵，所以韩琦便又邀请州黔辖诸司使前来，但他正好身体不适，就临时请路过扬州也在大理寺供职的陈升之参加。饮酒赏花之际，韩琦剪下这四朵金缠腰，在每人头上插了一朵。说来也奇，此后的三十年中，参加赏花的四个人竟都先后做了宰相。这就是有名的“四相簪花”的故事。曾做过扬州司理参军的北宋科学家沈括，将这个故事记载在他的《梦溪笔谈·补笔谈》中，后来，“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还曾以主题绘制了一幅《四相簪花图》条轴和一幅《金带围图》扇面，可见这故事的影响之久远。

当时韩琦因与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推行“新政”被贬出京城，出知扬州。宋朝的扬州芍药中，佳名不少，有一种花形、花色尤为特别。它的花朵上下为红色，中间有一圈黄蕊，形似身穿红色官袍、腰系金色腰带的宋朝官员，因此，当时的人们便称此种芍药为“金缠腰”，或称其为“金带围”。按当时官制规定，只有宰相才有资格穿红色官袍、系金色腰带，因此，官员们都以能观赏到此花为升官的吉兆。而百姓们则是以讹传讹地传说：出现了“金带围”这种芍药，当地就要出宰相了。

“四相簪花”的佳话后来还被文学名家所提及。胡道静先生《新校正梦溪笔谈》说，这一件事在宋人陈师道《后山丛谈》、阙名《墨客挥犀》、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等著作中均有记载。宋陈师道《后山丛谈》卷一载文颇为详细。《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三引《东皋杂录》，称此花为“腰金紫”，宋苏象先《丞相魏公谈训》卷十称此花为“重台紫花金束腰”，宋阙名《墨客挥犀》卷一称此花为“金腰带”；宋蔡儵《铁围山丛谈》卷六同，只是说过客是吕公著，并且说这个故事是听吕公著本人讲的：“维扬芍药甲天下，其间一花若紫袍而中有黄缘者，名‘金腰带’。金腰带不偶得之。维扬传一开则为世瑞，且簪是花者位必至宰相，盖数数验。昔韩魏公异之，乃宴平生所期望者三人，与共赏焉，时王丞相禹玉为监郡，王丞相介甫同一人俱在幕下，乃将宴，而一客以病方谢不敏。及旦日，吕司空晦叔为过客来，魏公尤喜，因留吕司空。合四人者，咸簪金腰带。其后，四人果皆辅相矣，或谓过客乃陈丞相秀公，然吾旧闻此，又得是说于吕司空，疑非陈丞相也。”这一佳话还有见之于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卷三》；明代杨臣铮、萧良友著的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启蒙读物《龙文鞭影》中有“韩琦芍药，李固芙蓉”条，更使“四相簪花”家喻户晓；清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卷八·虞美人现瑞兆》附录《金带围》。在元末的1360年，江南昆山顾瑛家的春晖楼前，盛开的芍药中就出现过一枝“金带围”。顾瑛集其友七人，置酒于楼上，插“金带围”于瓶中，簪花赋诗，仿佛三百年前韩魏公故事重演。参与宴集的岳榆曾有诗及序述其始末。

清初有两个扬州人，有感于韩魏公宴客插花，一个是在福建做过布政使的汪楫在《拟韩魏公宴客插花歌》写道：“花须历乱沾须眉”；另一个是王士祯的徒弟宗元鼎在《赠别王阮亭司李》中写道：“芍药昔簪才子鬓” ，他还写过《拟韩魏公扬州芍药圃宴客歌》。王氏家族昔有一副著名对联：“碧纱笼护诗人草；金带围开宰相花”。上联典出唐代王播，显达为相后，寺僧以碧纱笼护其孤贫寄食时题于寺壁之旧作。下联记载了“四相簪花”的故事。

乾隆下江南时将“四相簪花宴”带入京城，成为满汉全席的重要系列。

当代武侠大家金庸著的《鹿鼎记》中扬州布政司慕天颜以《四相簪花宴》的故事，奉承韦小宝是“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可见“四相簪花”佳话流传之广。

不但文人骚客时常提起“四相簪花”的佳话，而且艺术家也时常将“四相簪花”作为题材。最著名的当属“扬州八怪”之一黄慎曾作过《金带围图》扇面，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那是雍正二年（1724年），黄慎于“纳凉时节到扬州”。扬州，这座“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 商业繁盛的城市，文人荟萃，画家如林。黄慎与许多扬州名画家交往密切。黄慎在扬州作的第一幅画就是《金带围图》扇面。黄慎一到扬州就画这样一幅画，不为无因，无疑是结好扬州人的一份见面礼。后来他还画过一幅《韩魏公簪金带围图》（真迹现存扬州博物馆）。

福建宁化人许舟于乾隆丙寅（1746年）作《世代簪花图》。上海宝山(今属上海)人钱慧安作《簪花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中耸立两株青松，虬枝盘折，古藤披垂，气势非凡。松下湖石峻峭，芍药盛开。此图似是取意韩魏公邀客品赏芍药名品—金带之轶事。据说“此花开者，城中必出宰相”，后果如此言，品

赏此花的人，后皆入相。此画用笔工整，以钱线描写衣纹，人物神态各异，均有生意。色彩古雅，韵味高远。

清代苏绣名家赵慧君所绣《金带围图》，纵高72厘米、横宽30厘米，由上海博物馆收藏。题材是折枝芍药，花枝约占整幅面积五分之一左右，余为题字、印章。绣面有画家、名人程庭鹭、吴大澄、张愿令等三十五人边款题跋。清末的通俗瓷画师、安徽新安郡人俞子明曾制一笔筒《四相簪花》。

如此众多的艺术家钟情于“四相簪花”佳话也是迎合普通民众追求荣华富贵的心理。

事实上，“四相簪花”这样的“赏花会”本身所呈现的正是宋代当时上层社会社交方式的一个侧面，士大夫藉由类似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联系彼此的情感，并且建立自己在上层社会中的声望，这种相当独特的文化风气，在宋代是很流行的，朋友之间举行便宴时簪花已成为社会的一种习俗；并且这些场合也是他们取得各方面讯息的重要来源。此外，当时士大夫对于“祥瑞”的附会也反映出知识分子对于撄紫夺朱的期盼意识。　“四相簪花”的传说让芍药沾满了吉祥富贵之气，而“金带围”影影绰绰的踪迹，又使芍药后来又罩上层层神秘色彩。虽说后世也屡有记述，但不是辗转抄录，就是语焉不详，常常令人失望。“金带围”就如同云中的龙，雾里的凤，忽隐忽现，时有时无，多少年来，一直是扬州地方文化史上的难解之谜。

“四相簪花”成为流传久远的故事，全仗一个“巧”字。扬州州衙后园中芍药一干四朵，如果是三朵、五朵，故事就没有这么奇了；喝酒的四个人日后均为相，“金带围”便成为扬州人心目中的灵物、吉祥物。如果其中一个两个官做得小一点，也就不成为故事。巧还巧在花上有一道黄蕊，象征日后大红大紫，没有那道黄蕊，故事也就平淡了。簪花容易，至于日后命运则难测，这件事后人想学，也是学不上的。

“四相簪花”故事其实近于俗。俗的故事得以盛传，其实是因为中国长期均处于官本位时代，“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作祟。这也是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体现。在几千年官本位为社会主流意识的时代，入仕做官，吃皇粮，拿俸禄，是人生的最高追求。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理想的职业是做官，做大官，这样才算荣华富贵。后人尤其是读书人谈起 “四相簪花”盛会，无不心向往之。“四相簪花”故事符合中国人祈盼封侯拜相的最高理想，表达了人们强烈的功名思想。“四相簪花”成为经久不衰文艺题材的原因同如今公务员招考持续高烧不退，“男戴观音（谐音官运），女戴佛（谐音福）”的做法以及“马上封侯”的挂件流行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