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联总处是南京国民政府控制全国金融的机构。全称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总办事处”，1937年7月设于上海。主要作用是监督四行联合承做的贴现、放款等业务。1938年迁至重庆。1939年改组扩权，设立理事会，蒋介石任理事会主席，使四联总处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金融垄断的最高权力机构。1948年10月撤销，其机能为中央银行所取代。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为了使全国金融、经济在战争的突然打击下不至于瘫痪，作为临时性的紧急措施，财政部于1937年7月27日授权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在上海合组联合贴放委员会，联合办理战时贴现和放贷事宜，以“活泼金融，安定市面”。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为加强国家行局的联系和协调，集聚金融力量应付危局，财政部函令中、中、交、农四行在上海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因战事关系，该处一路西迁．1938年初由汉口迁至重庆。在重庆期间四联总处先后进行了三次改组。

1939年9月，重庆国民政府颁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要求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合组联合办事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与金融、经济政策有关的各项特种业务。10月1日，四联总处正式成立。蒋介石担任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孔祥熙、宋子文、钱永铭三人任常务理事。理事会的组成包括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和四行领导人。四联总处成为战时的中枢决策机构，凌驾于四行之上，可以任意指挥和操纵四家银行。

四联总处成立后，对外加强了金融经济垄断，对内加强了中央银行的地位。通过四联总处的扶植，央行实力迅速增长。

1942年3月，国民政府从美国借到5亿美元，充实了外汇基金，蒋介石决定实行中央银行对货币的统一发行，调整四行分工。1942年5月28日，四联总处临时理事会通过了《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其中规定央行的主要业务是：集中钞券发行；统筹外汇收付；代理国库；汇解军政款项；调剂金融市场。

1937年8月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在上海组成四行联合办事处，其职责是对四行联合经营的业务进行监督。

1938年11月该处在汉口改为四联总处，后迁往重庆，成为国家金融领导机构。

1939年10月改组设理事会，由蒋介石兼任理事会主席，孔祥熙、宋子文、钱新之任常务理事，负责拟制战时金融政策及办理有关特种业务，督促中、中、交、农四行的总行移设重庆，布置西南、西北金融网，集中外汇审核，统筹钞券印制，军政款项的调拨，核办生产事业贷款及投资等。

1942年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也受该处监管。

1942年9月，四联总处按照国防最高委员会第85次会议通过的修正案，实行第二次改组。在机构设置上，原战时金融委员会和战时经济委员会合并为战时金融经济委员会。原两委员会下设各处一律撤销，在战时金融经济委员会下设储蓄、放款、农贷、汇兑和特种5个小组委员会，分别审查各项有关业务。秘书处增设发行、储蓄、放款、农贷、汇兑5科。1943年9月添设会计处，下设统计科。在工作任务和职能范围上，修正后的章程不再提负责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其具体任务由以前的13项减为10项，主要是监督指导国家行局的业务。至于其他金融事宜，系协助财政部管理。第二次改组后，四联总处的工作主要限制在金融领域。在督导国家行局、管理商业行庄和金融市场方面，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该处又设联合征信所。

1945年8月在上海设分处

1945年12月1日，四联总处第三次改组。改组后的总处机构大为紧缩：原战时金融经济委员会改称金融经济委员会，原下设各小组委员会除保留“特种”、“放款”两小组委员会外，储蓄、农贷、土地金融、放款考核4小组委员会合并改组为普通业务小组委员会；秘书处原下设之发行、储蓄、农贷等7科合并改组为总务、业务两科；撤销会计处，会计处原下设之统计科改隶秘书处。改组后不久就迁往南京。

1948年成为负责设计、联系、考核、审核合乎国家贷款的机构，至同年11月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