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为贯彻中共中央委员会“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斗争方针领导的起义。

民国16年（1927） “4·12”、“7·15”等惨案发生后。川东北各县在外地参加革命斗争的共产党人回到家乡进行工作。是年秋，当王维舟遵照党中央的安排，返回川东时，向达县黄都场的中央军校学生唐伯壮，达县张家场的中央军校学生戴重，万源县井溪坝的黄埔四期学生吴会治，以及在宣汉宏文等学校师生中的进步分子，传达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主张以革命的枪杆子打倒反革命的枪杆子。这一主张，深受群众欢迎，李家俊等尤其拥护。1927年10月，李家俊在达县参加地下共产党组织后，立即回到家乡厚坪、固军坝等地，邀集学生，发动群众。不久，下川东之战发生。在杨森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毕业担任下级军官的徐永世、胡洪疆等也回到家乡井溪坝、旧院坝等地。他们目睹四川军阀混战，极力反对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决心参加革命斗争。冬，党中央派傅烈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及时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并就农运、武装斗争和党的组织工作作了重要的决议，对川东北的革命斗争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王维舟、李家俊等决心开展武装斗争。在当时四川军阀割据，个个都扩军备战。重庆、成都、甚至万县、梁山（今梁平）等中小城镇、都大军云集。加上不少团阀，发动武装力量相当雄厚。一般大县有团阀团丁1000人以上，小县至少500人以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开展武装斗争。正在这时，传来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消息“上山打游击去！”。

王维舟、李家俊等研究认为，川东宣汉、万源、城口三县边境，尤其是宣汉、万源边境的固军坝适合发动武装起义。固军坝是李家俊家乡，三区公署，辖场镇五个，纵横150余里，固军、白羊部分地势较低，其余多是千米以上高山，山高路陡，地势险要，山深林茂，河谷纵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西可下重庆，东可到武汉，北可控襄樊和汉中等地，实是军事要地。这些地方是刘存厚的防区，反动统治较为薄弱。李家俊、吴会治、徐永世、胡洪疆等又掌握了一批团枪，吴会治是民团队长，各方面条件较好。随即进行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公开提出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军阀、团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主张；并联系军阀刘存厚筹捐派款苛政虐民的实际情况，揭露军阀、团阀和土豪劣绅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与此同时，王维舟积极为固军坝起义输送干部和筹运枪支弹药。

民国18（1929）年春，王维舟派雷玉书等数十人带枪到固军坝参加训练，并研究决定由李家俊为起义军总指挥，雷玉书为副总指挥，唐伯壮为党代表，吴会治、徐永世为一支队长，胡洪疆为二支队长。1929年4月27日，在川东党组织及王维舟领导下，万源、宣汉和梁山（今梁平）、开江等县工人、农民，在万源县固军坝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军，李家俊、雷玉书任正、副司令，唐伯壮担任政委。1930午1月，中共四川省委将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军正式命名为“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游击队”。固军坝起义使群众的斗争情绪格外高涨，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军由300人迅速发展到1000余人。此后，第一路在这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到1930年 3月，建立了以固军坝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游击军第一路先后粉碎了军阀刘存厚部的两次围攻，得到较大发展，活动范围扩大到宣汉、万源、城口、开江等县的边界地区。然而，由于早期共产党人武装斗争经验不足，更由于敌人重兵合围，第一路游击队最终失败了，无数优秀儿女血染大巴山。

1929年三月的一个夜晚，乍暧还赛。万源固军坝一个偏僻的农家屋内，桐油灯盏下，四个青年正兴奋地聚集在一起，除李家俊外，还有徐永士（曾任杨森部手枪营长）、胡洪疆（曾任杨森部军需官）、吴治会（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过北伐战争），这三人因不满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相继辞官还乡，后经李家俊联络，决定“走井冈山的道路”，为革命洒尽最后一滴血。他们四人正在准备一次大的行动。

王维舟、唐伯壮正在宣、达一带发动群众，听了李家俊的汇报后，心中大喜。后经党组织批准，李家俊等人成立起义领导小组，李家俊任组长兼总指挥，宣汉的雷玉书任副组长兼副总指挥，达县的唐伯壮任党代表。为增加起义力量，川东军委还从宣汉、达县、大竹、开江等地派来八十人枪，借助固军场头杜家酒宴的掩护，在雷玉书、唐伯壮的率领下，分别与在龙潭河岸的旧院、井溪等地的革命力量汇合了，总人数达300多人。同年5月7日，李家俊等派人在白羊干坝子将县府收款委员张全五处死，并将税款四百元大洋没收，刘存厚部派驻万源的三团团长刘志超闻讯，即令连长卓群带领全连人马赶赴白羊区署查缉清乡。李家俊得悉，即调动各地农军三百余人，于5月12日深夜，向白羊之敌发起进攻。战斗不到一个小时，敌军溃散。起义 军首战告捷，歼敌七十余人，缴获枪支五十余支，俘敌30余人，大获全胜，而副总指挥雷玉书因遭内奸击伤，数日后牺牲。在川东地区升起了第一面农民武装斗争的革命红旗。

一次围剿

达县军阀刘存厚极为恐慌，随即任命廖雨辰为三路代理司令率三团人马星夜赶赴万源，对根据地实行残酷无情的围剿。6月，廖部攻打白羊。李家俊为避敌锋芒，率队撤离白羊庙。廖雨辰占领白羊，便立即召集团绅商会，采取“刑乱重用，剿抚兼施”的反革命策略，妄图一举歼灭起义军。而起义军针对敌情，采取诱敌深入和“飘忽”战术，夜袭白羊，歼敌120余人。刘存厚立调渠县廖雨辰团长代理第三路司令，统领九团刘志超等3团人马，星夜赶到万源，廖一方面派兵向固军、白羊、井溪等地进行清剿，奸掠烧杀；一面亲自到白沙河召开会议，采取“刑乱用重，剿抚兼施”的策略，镇压起义人民。起义军决定成立城万红军指挥部，由李家俊任总指挥，吴会治、徐永世、胡洪疆等分任支队长。并立即设立“佛堂”，建立农会。通过“佛堂”和农会，教育发动青年农民参军参战，扩大队伍，以对付敌人，寓兵于农，加紧训练，白天参加生产，晚上参加训练；平时参加生产，战时参加作战。军事干部平时则分头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战时则集中农军对对付敌人；采取灵活机动的“飘忽”战术和夜袭手段，把深入敌后作战与诱敌作战结合起来，并充分运用地形地物等有利条件，打击敌人。平时则观察敌人动静，严阵以待。积极争取开明土绅和团局团丁参加抗税抗捐和反刘反廖的斗争，参加农民起义，或者采取中立态度，支援打击刘存厚、廖雨辰等军阀官僚。8月7日，当廖雨辰在白沙河召开了“剿抚会议”后，亲自上白羊坐阵指挥。廖在白羊到处清乡，但白羊乡里到处都是“良民”百姓，并无叛敌分子，遂下令向井溪坝进军。廖军汪厚营从白羊行至五爪垭山坳时，忽然四面山头，数声炮响，接着就是起义军早已埋伏的三支人马，四面包围拢来，汪厚营大败而逃。至此，廖雨辰不敢向井溪坝进攻。起义军在五爪垭伏击敌人后，又神速进兵敌人后方，8月14日，李家俊、徐永世等率50多人组成的“轻骑队”，一夜行军60余里，来到廖雨辰召开剿抚会议的白沙河。这里有驻军一连，长枪70余支，在廖军中的值星排魏排长是起义军地下人员。李家俊到白沙河全部化妆成赶场的农民。中午，魏排长按事先商定的计划，命令军队下河洗澡。枪架在河边，李家俊、徐永世等四面包围正在河中洗澡的敌人，然后将河岸上的枪弹迅速运走。奇袭白沙河使廖雨辰大吃一惊，不得不从前线抽兵，加强后方的守卫。廖雨辰接连失利，于是在军事上采取守势，除了清乡扰民。奸掠烧杀以外，不敢轻举妄动。9月18日，李家俊等又聚集农民军千人，乘廖雨辰官兵疲惫，疏忽之际，深夜猛袭白羊庙，打死敌排长陈伟等20余人，廖即下令烧掉白羊、固军等地的民房四百余家，然后退回万源县城。刘存厚对起义军的第一次围剿遂告失败。廖雨辰损兵折将立即撤退。

二次围剿

刘存厚一方面令廖仍驻原地进剿，另一方面又派驻宣汉之第二师吴占荣团从宣汉方面向万源的固军坝、井溪坝等地合围。由于廖雨辰胆怯，不敢深入井溪坝、龙潭河等地作战，决定把团部驻扎固军坝。然后派出两营人马，深入到距团部、50里外的龙潭河、井溪坝等地进剿。起义军一面派出支队长胡洪疆（代名刘碧天）前往重庆找省委，争取省委支持；一面对廖雨辰的进攻采取守势。在此期间与吴占荣团进行了以下几次战斗：一是火烧十字溪（现名石铁）。十字溪距今固军坝八华里，吴占荣团部驻在固军坝，为了保卫后方，调黄金区长刘绍东带领民团300余人驻守十字溪，他以为这样前呼后应，就可万无一失。那知李家俊等起义军领导人，在吴占荣立足未稳之时即采取了“深入敌后”火烧十字溪，以牵制敌人的战略部署。同年11月3日，李家俊派马盖山等带领农军300余人。乘夜摸到十字溪，将伪军团总刘绍东和伪大队长罗明章等所带团丁300余人全部打垮，烧毁团局房屋。十字溪一战，迫使吴占荣不得不从前线调回赵炬光营驻守十字溪，以保后方。二是龙潭河歼敌，龙潭河位于中河上游，全长70余里，两岸群峰壁立，山深林茂。入口处怪石堆垒，岩石夹道，人称“崩口石门”。吴占荣带兵两营清剿。起义军先以小分队在固军坝不远之温水溪与敌接战，边走边打。引敌从石门进入龙潭河这条山深茂长长的口袋内。吴在龙潭河上下搜索农军小分队三天三夜，仍未发现主力。第四天忽然元山腰观音洞内，有烟火泛起，吴战荣即令包围。但是，洞在岩上，地势险要，无法进攻。于是急电刘存厚，请加派炮队，前往会剿。那时，刘存厚、吴占荣得意，以为必胜。刘即电调驻宣汉二师机炮队前往会剿。以期一鼓荡平。正当刘、吴高兴的时候，起义军李家俊等调动北溪、旧院等地的1000农军，先以滚木擂石将石门卡住，然后下令埋伏在龙潭河上下的农军一齐出击。战斗从12月27日到28日上午，打得吴占荣急向驻在对山凤凰寨的廖雨辰部徐柱荣营求救。但徐柱荣因李家俊正派兵从他后方进行攻击，根本不敢发兵，吴占荣此战后派调一百多个土工到井溪坝场四周筑起高约一丈左右的土墙，实行深沟高垒，妄图盘据农军起义的策源地之一井溪坝。龙潭河战斗刚结束，胡洪疆与省委派出的党代表李哲生（本名文强）和留苏学生王国良来到根据地。此时革命根据地发展很快，县农会早已成立，文强来后，根据省委指示，积极协助李家俊加强领导，成立军事指挥部，李家俊任总指挥，文强任党代表，徐永世任参谋长，下设三个支队，吴会治为第一支队长，向城口县境发展；胡洪疆为第二支队长，向万源县境发展；戴重为第三支队长，向宣汉县境发展；王国良为政治保卫处长，负责全军及农会地方保卫工作。支队下设分队、小队，还有“神兵”先锋队和持刀矛的技术队。部队约3000余人。枪近1000条。党的领导机构是以文强为书记，李家俊为副书记，徐永世、吴会治、胡洪疆、戴重、王国良为委员的“四县”行动委员会。不久，王维舟在宣汉七里峡策动的起义士兵，到达革命根据地，更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威。三是围攻井溪坝。民国19年1月15日攻打井溪坝之前，1月9日起义军指挥部，即派游击队连长牟炳祥带领300余人，深入吴占荣部所在地不远军力较为薄弱的大堰坝。予敌以骚扰，意在调敌分兵后方，减弱当面压力，但是，起义军虽在大堰坝把民团大队长罗明章等打死了，吴团也未敢分兵到后方去。义军见调敌不动，于1月15日调集1500余人，分5路进攻井溪坝。战斗从当天深夜打响，直到第二天下午，持续发动三次进攻，把敌人的墙堡打破数处，吓得吴占荣亲自出阵，擂鼓助战。游击队因兵力单薄，弹械不足，指挥上也有些失误。不得不于黄昏后退上四面山头。吴占荣既给养困难，又害怕游击队再次进攻，也在当天夜里退回固军坝，并在大堰坝关帝庙将9名所谓通敌的老百姓杀害。1月20日，吴占荣团退回宣汉南坝场。刘存厚的第二次围剿起义军又告失败。

三次围剿

民国19年1月下旬，中共四川省委正式命名固军坝起义军为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游击队。除原有支队外，军事指挥部又任命杨金城为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先锋大队大队长，傅友明为大队副，在宣、万边境的数百里山岭中活动。积蓄力量，扩大游击队，同时派吴长才为宣汉特派员，周德盛为城口特派员。向宣汉、城口等地大力发展。此时，城口、开县边境流来杨森“垮杆”旅长侯子俊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拟与义军“合伙”。李家俊等因起义军久处山乡，弹械十分不足，于是派吴会治带领一支队到城口方面与侯洽谈。吴到城口，侯已去陕西。吴赶到陕西，侯已投靠东军王光宗，吴到陕西不久，王以“提升为团参谋长”为名，加以软禁，并将带去的400多人枪全部改编。吴后来接受了团参谋长和团长职务，并参与了王光宗的“十八路诸侯打安康”的军阀混战活动，这给起义队伍造成了一个很大损失。一支队遭受损失后，李家俊等及时采取果断措施，第一，把一支队活动的城口等地，划给第二支队胡洪疆领导。并在城口特派员的帮助下，积极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第二，利用刘存厚、颜德基、王光宗等在达县、万源等地相互火拼的矛盾，发展实力，打击敌人，派出戴重在王光宗部队中活动，并通过王军中愿意起义参加革命的叶副官、王参谋等内外策应，带走两个排的兵力到革命根据地；第三，除了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外，还派出参谋长徐永世到城、宣、万、开县边境招编改选了谭春廷、白长益、王举安等几支人马共二百余人；第四，在军事上积极配合王维舟、李光华等在梁平、开江等地的武装斗争，主动向城口、开县等地游击。在此期间又进行以下战斗：一是同年1月28日，由吴长才、庞孟昭、马益山等带领300余人，从固军坝的毛垭子出发，深入宣汉50华里，打入区署所在地樊哙店。这次行动，由于情况不清，地形不熟和指挥失误，损失较大。但使敌人十分惊恐。不得不在樊哙店这样的峡山沟也驻进重兵。防守起义队伍的进攻。二是深入敌后50华里袭击虾虫八 口。虾虫八 口在炮台山的东头，与游击队先锋队的大部队很近，上有团丁40名，扼险防守成了一颗阻碍游击队活动的钉子。2月13日，庞孟昭、马益山、傅友明等带领游击队百人，乘夜猛攻，因石墙坚固，未能攻下。

此时，宣汉派吴占荣团的周团副带兵一营进驻十字溪和翁松坪，并派黄金区区长刘绍东和大队长丁宗义等带领宣汉清溪、普光、马家、土主、厂溪、黄金等十多个团防大队数百人据守官渡场。一面陈兵训练，一面采取“以民治民”的毒辣手段，分化瓦解起义队伍。李家俊根据情况，决心扫除这支反动武装，争取据守炮台山的游击队顺利向前发展，于是在官渡、厂溪等地连续发动进攻。2月28日，当游击队侦得官渡未驻正规军而只有团防时，王国良、庞孟昭等即率领农民300余人分两路进攻官渡。一路由庞孟昭率领经黄沙坡到官渡背后山上的大梁埋伏，等待官渡场上打响，立即下山猛击；一路由王国良率领经小路到半边街，夜袭守敌厂溪团队，当王国良等到半边街夜袭成功后，立即打开五显庙团局监狱，放出“犯人”。接着山上的庞孟昭带领的游击军一齐出动，下岗猛扑，打得刘绍东、丁宗义等赤身裸体地拔脚逃跑。游击队正猛攻时，不料敌人大队长曾伯熙以两百银元组织敢死队反攻。团丁见钱舍命，向游击队扼守的据点磕膝包梁反攻。一次不成加两百元，二次不成加400元，接连5次冲锋，最后加到1200百元，直打到第二天下午，游击队火药打尽，大刀砍缺，矛子戳弯，把山上的滚木擂石都打完了，才带上早先抓获的俘虏撤走。3月30日，游击队又绕道官渡，深入敌后厂溪，采取火攻的方式，把厂溪的团队吓得困守孤庙，不敢出击。官渡驻军李绍根听到后方厂溪遭到火烧，团队按兵不动的消息，立即派人将中队长严登榜和分队长吴启台二人枪毙。

王维舟、李家俊等在固军坝发动武装起义以来，充分发动群众，建立农会组织与“神兵”，到1929年底，整个革命根据地已发展到一个县农会，4个区农会，20多个场农会的革命政权。根据地辖有城、宣、万三县边境的旧院、官渡、樊哙、明通、双河等5个区的20多个场镇共1500平方公里，人口6万以上，革命声势日益壮大，各阶层人士纷纷参加革命队伍，开展除恶除奸斗争，打击顽固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壮大了革命力量，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军阀刘存厚三次派大兵进剿起义军失败后，于民国19年（1930年）3月起，纠集军、团开始全面“会剿”。首先占领了固军、白羊、十字溪、铁矿等根据地，然后步步为营，普剿普杀。起义军为了还击敌人，保存实力，保卫革命政权，首先将县农会及川东游击队指挥机关由龙潭河的白家坪、大钻溪、小钻溪以及高家河等地迁到城、宝、万边境大山上的草场坝、回龙坝等地。然后把农会基层干部和“神兵”师傅组织起来，分别到宣汉的翁松坪、炮台山和万源的蜂涌山、城口的国木梁山等地，一边训练队伍，一边发动群众。在几座1500米以上的高山上继续坚持斗争。

起义军复来复往，时东时西的游击战术和飘忽战术是成功的。打了许多胜仗。但随着敌人的步步为营，分进合击的战术，起义军遇到了不少困难。特别是1930年4月，刘存厚打败王光宗、颜德基后，集中五个团的兵力，并纠合城口、宣汉、万源等4个县的民团共万余人向根据地围追堵截。革命根据地不断被敌人占领，根据地农民战后无家可归，不得不集中起来成为一支经常作战、专门对付敌的正式队伍，脱产的部队给养成了很大的问题。加上根据地缩小，敌人又实行“坚壁清野”的反动政策。集中起来的游击军指战员粮食得不到供给，枪弹得不到补充，根据地越来越小，到1930年4月初，只剩下蜂涌、井溪等一部分高山区，其余千余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大多数被敌人强占了。尽管如此，李家俊等起义军领导人意志依然很坚定。1930年春，当敌人占领固军坝、白羊等平坝地区的根据地时，他们将农会、军事指挥部以及“行动”委员会搬到城、宣、万三县边境的草场坝、回龙场、九盘石等大山上。并派胡洪疆、戴重等带队积极向城口、宣汉边境发展，想通过城口、宣汉边境打到开县开拓新的革命根据地。不料在明通井、蓼子口等地受到敌人三面包围，因敌强我弱又远距根据地90余里，两个支队被敌人分割成为两处作战，冲破重围回到蜂涌让水坝义军指挥部。在蓼子口地戴重支队被包围后，无法退回，只得由咸吉寺翻越开县大山，直到满月槽、白马泉等地。这个支队行程500余里，历时一月有余，后经开县到宣汉的碑牌沟、三墩坡等地返回固军、井溪坝等地边境山上。义军此时，作战能力大大减弱，在内无粮弹，外无救兵的情况下，一些从军阀和土匪队伍改编过来的战士，极不安定，原从王光宗处来投归编戴重第三支队领导的60余人，更是牢骚满腹，口出怨言，要求到陕西去找王光宗，李家俊等见军心混乱，加之吴会治到陕西后信息不通，于是决定由戴重“礼送”王光宗60余人回到陕西，一方面与王光宗修明“旧好”；一方面也好探听吴会治支队消息。那知王光宗此时已投靠陕军，养成羽翼，见戴重前往即反脸无情，不仅吞占了吴会治所带的一支队的人枪，把礼送士兵返回原部的戴重也抓住残杀于西乡城南河坝。

此时，义军只剩下李家俊、徐永世、胡洪疆、王国良、文强等领导人。尽管处境十分困难，胡洪疆等又在宣汉的白马寺、印盒山等地与魏邦文部队和赴兰田伪区长的反动民团，进行数次战斗。此时，刘存厚恼羞成怒，对根据地实行屠杀政策。从1930年5月起，在白羊、固军、井溪和三区地面挂“剿牌”。实行“集村制”，把居住在四面八方的农民赶到指定的村子里住下来，早晚点名，轮流值日，并且实行连座法，一家有罪，十家连座；一人犯法，十人同罪。军阀刘存厚还大开杀戒，仅在李家俊所在厚坪的一个上午即杀136人。在温水溪、新场坝、罗斗坝、冉家坝等10余个地方实行集体屠杀的至少在千人以上。

同时，四川省委和省军委书记刘愿安、李鸣珂等也遭到刘湘杀害。王维舟居住开江亦鞭长莫及，只好派人到根据地传达意见，李家俊等起义军领导人面对这种情况，决定埋下武器，保存实力，分头活动。分散以后不久，第二支队长胡洪疆即被叛徒邓海如出卖，在龙潭河石板坡的马家院子被捕牺牲。徐永世与李哲生分兵由万源八台山到陕西镇巴境内后，1930年7月，徐永世被陕军团长陈德三杀害于陕西西乡之白岩沟。李家俊与王国良转到重庆。至此，固军坝起义遂告失败。

震撼全川的固军起义在坚持一年零四个月后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