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词虽然出现很早，但被广泛应用则是在清末民初。但是，原有的“国学”概念存在缺陷，容易引起歧义，所以需要重新定义：“国学”是“中国学术简称，是研究中国学术之源、流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推动我国和世界学术进步和发展为目的的科学。而“国学家”则是指专门从事“国学”即中国学术的研究，并具有相当高的造诣，获得业内人士和有关部门广泛认可的佼佼者。近现代的“国学家”主要有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钱穆等，当代国学代表人物主要有厉声教、季羡林、饶宗颐等。

一、原有释义及其缺陷

以往对“国学”的释义，大致有以下几种：

1、“国学”即“中学”

这一释义与清朝大员、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等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关。但因有“西学”一说而提出与之对应的“中学”并不周全，因为与“中学”相对应的概念应是“外学”，而“西学”则仅仅是“外学”中一部分，并不能涵盖日学、印度学等等所有“外学”。另外，因世界各国学校一般都有大、中、小学之分，用“中学”这样的概念，也很容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引起误解。

2、“国学”即“国粹”

这一释义，是针对“中学”提法太笼统、宽泛而另提出的。

但顾名思义，“国粹”即国家学术文化之精粹。“国学”与“国粹”不论外延或内涵其实都不一样，硬把两者等同起来，无疑与事实不符：因为“国学”并非一切皆“粹”，而是有“粹”有“渣”。因此，把“国学”与“国粹”等同，要么名不副实，要么等于把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以外的内容排斥在外，又因人们对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之理解不尽相同，自然就很难使“国学”的内容及其解释规范化。而在实际操作上，这样的释义也行不通。主张这一说法的人，实际上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一切皆“粹”，因而把传统学术一篮子兜进了“国学”的筐子里。

3、“国学”即“国故”

这一释义，是针对“国粹”一说太笼统，又鉴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并非一切皆“粹”而提出的。这种提法曾经被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所认可。“五四运动”时期的“旧派”、“新派”“国学”家们，几乎都使用过“国故”一词。1919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北大较保守的学者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在此背景下，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杂志撰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摹国故”的倾向而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所谓“整理”，并非限于考证、训诂，还包括了评判价值、探寻因果。他们既以现代观念发掘、阐扬古学，又强调清理“国渣”，打倒“偶像”。

曾经将“国学”、“国粹”和“国故”并用、互换的章太炎，后来觉得“国故”比“国粹”妥帖，便把其阐述“国学”的第一部著作名之为《国故论衡》。甚至有人用“国故”取代“国学”，并发起了“整理国故”的运动。

4、“国学”即“即中国固有之学，系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亦即“中国学”

这一释义，是针对“外国学”而言的。

这一释义，起初当以章太炎和邓实等表述得比较明确。章太炎在旅居日本主编《民报》时，曾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并为设在上海的“国学保存会”机关报《国粹学报》撰文。他认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又说：“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立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

可见，章太炎认为“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并把“国学”之兴亡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了。对此，《国粹学报》主编邓实表述得更加明确：“国学何者？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

“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其爱国，无不知爱其学也。”

既然“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而中国是个有诸多个民族所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把“一国固有之学”理解为“中华民族固有之学”，似更妥帖。

“国学即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释义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坚守，成为“国学”的通常定义。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国学”一词的解释就是沿用了这样的定义：“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

这可以说是自清末民国初至今，一直沿用下来的比较通用的定义。

张岱年先生在其所编纂的《国学通览》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国学，亦称中国学，即中国学术的简称。”

张先生既沿用了百年来通常的说法，却把“文化”二字剔掉，可能是鉴于《国学通览》所涉及的内容比人们所理解的一般文化层次较深之故。但张先生在应序中又使用了“中国文化是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现代的中国人应对于传统文化有比较明晰的认识”这样的用语，说明张先生并非排斥“国学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文化”一说。

通观上述原有关于“国学”的释义，至少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把“国学”与“中国学”等同，并视为“中国学”的简称，容易引起歧义：因为“中国学”既可以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也可以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尤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和社会令世人瞩目的发展，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在海内外勃然兴起，所以不宜再用“中国学”来泛称“国学”。

其次，“国学”的原有释义是从其外延上切入的。有的甚至谈不上“定义”，只不过是一种通常的说法，就好比把张家的物件说成“张家物”，把中国的学术说成“中国学”，再简称一下罢了。从外延上来界定、释义“国学”，由于把“国学”的研究范围或对象与其定义相混淆，所以，很容易在研究和著述时导致以下的局限性：

第一、若按《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编目排序，那么，“国学”著作汗牛充栋，实难尽述，无论对于研究者和学习者而言，无异等于作茧自缚；而若择其要者阐释，则见仁见智，很容易导致众说纷纭，难于体现一个学科（学说）的严谨性；

第二、若按历史顺序来讲述或阐释中国的学术文化，则冗长不说，更重要的是难于同哲学史、思想史等厘清界限，而且更容易导致见仁见智、挂一漏万等弊端。

因此，现今广为流行和讲授的某个学说，很少再有这样释义，而几乎都是从内涵上予以释义。所以，必须改变从外延上对“国学”释义的传习，而宜从内涵上另加释义。

二、 重新释义“国学”

鉴于上述缺陷，有的学者尝试从内涵上重新释义《国学》，如宋定国教授在其《国学三部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中，就作了这样的阐释：

“国学”是“中国学术”或“中华学术”的国内简称，是研究中国即中华民族之传统学术文化之源、流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推动我国和世界学术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为目的的科学。

这一释义明确了以下几点：

1、“国学”作为“中国学术”或“中华学术”之简称，不仅包括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的、为各个民族所共有的传统学术文化，还应包括汉、满、蒙、回、藏等各个民族所特有学术文化。这样，就与清末民初所谈论的“国学”区别开来：当时所说的“国学”不仅不包括其它民族的特有学术文化，而且提倡“国学”最积极的“国粹派”，还有强烈的排满情绪。同时，这一释义也与海外所称谓的“汉学”区别开来：海外人士所说的“汉学”有时泛指中国学术文化，正如他们把“汉文”泛指“中文”，把“汉医”、“汉药”泛指“中医”、“中药”一样。

2、“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源、流；

3、“国学”所着重揭示的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4、“国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我国和世界学术的进步和发展。

这一释义所揭示“国学”之内涵，剔除了原来仅从外延上加以释义之局限性。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一释义有违“国学”提出之初衷。

“国学”当初提出时确实没有面临像今天这样的形势，甚至可以说大相径庭：当时所面临的“灭种灭族”的危机，与今日所面临的“和平崛起”的形势，恰成鲜明的对比！因此，以这样的释义来突破其初衷，则正是适应了时代进步和形势变化之需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学”突破原来把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用一个“篮子”一股脑兜起来的简单作法，而引导人们不仅要用一个篮子把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兜起来，而且着重研究篮子里所兜的东西的源、流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并使人们在了解其规律的基础上，使之更有利于推动我国和世界学术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所以，这样做不仅不是、也决不会贬低“国学”，而且恰恰相反，把“国学”置于本该置于的恰当位置上，使它在地球人类的学林中占有本应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国学家”是指专门从事“国学”即中国学术的研究，并对于该领域之研究具有相当高的造诣，取得相应丰硕的成果，获得业内人士和有关部门之广泛认可者。按照科学之一般分类，“国学”属于人类科学即人文社会科学之研究范围，而“国学家”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著名思想家、活动家、国学大家。“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早年师从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运动，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制造舆论，成为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失败后流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他表示支持并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君主立宪；尔后“政闻社”受查禁而被迫解散。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想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出任司法总长，后袁称帝野心暴露，便与蔡锷策划武力讨袁；袁死后依附段祺瑞，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内阁被迫下台，他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他赴欧考察西方社会，发现弊端，回国之后宣扬西方文明已破产，主张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随即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及著述。

梁启超被公认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敢于创新，推动了“史学革命”，并在革新文章风格方面，一马当先。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发明了一种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不仅像“中华民族”这样的称谓始自他的口中，而且像“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等词汇，皆始于他的笔下。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不乏真知灼见。其著述在1936年版的《饮冰室合集》中，分《饮冰室文集》16册（45卷）和《饮冰室专集》24册（104卷），共109卷，1000万字。该书之中华书局1989年版，是1936年版的影印版本，装订成12册，共11094页。1-5册是《饮冰室文集》，6-12册是《饮冰室专集》。

通过《饮冰室合集》篇名详目可以清楚看到，就其著述的范围而言，从时评、政论、变法、维新，到学术文化的诸多领域，几乎都涉及到了，在哲学、文学、（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等方面均有作品行世，以散文影响最大）、史学、经学、法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书法艺术等领域，均有建树，尤以史学研究领域为最。

章太炎（1869年～1936年），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国学著作主要有《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等，另著有《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儒术新论》《订孔》等。

陈寅恪（1890年～1969年），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被誉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说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因其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而其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著名诗人陈三立，因而被誉为“公子之公子”；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是唯一同时兼任跨越两个学科即中文和历史（一说兼任中文、历史和哲学三个系）的教授，所以，又被誉为“教授之教授”（一说因为当时许多教授也常去听他的课，因而被誉为“教授之教授”）。（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清华大学出版2000年版）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一说能背诵《十三经》）；1902年随其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就读于上海吴淞复旦公学；而后留学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国二十多年，掌握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多种文字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更精，加上深厚的“国学”基础，使其得以沟通中西、融汇中外，从而在学术领域多有振聋发聩之见，为国内外学人所推崇（清华大学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认为，陈寅恪通晓的文字有二、三十种之多，英、法、德、俄、日、匈、土等国文字自不必说，像蒙古文、满文、藏文、西夏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存的或已经消亡的文字，他都通晓。）（黄延复：《清华传统精神》，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925年陈寅恪回国后，被刚不久改制的清华大学聘用。“国学研究院”成立后，该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称“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梁启超也向人介绍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1926年6月，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和赵元任一起被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导师”。（同上）

1929年，陈寅恪应学生之请为王国维纪念碑撰文，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治学宗旨。1930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陈寅恪改任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之父陈三立义愤绝食而逝。治丧完毕，陈寅恪即随校南迁至长沙任教；南京沦陷后，又随校迁往云南，先到蒙自、后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首席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之职称（为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汉学教授），邀请其赴英就职兼治眼疾。他于是举家离昆明到香港，拟搭英轮转赴英国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得不返回昆明，仍被西南联大中文、历史两系合聘为教授。

1940年暑假后，他再次举家赴港以备择机赴英，出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香港沦陷，他“只好空坐家中”，尽管生活十分困难，常将衣物换食物，但拒食日本宪兵队奉命送给的面粉；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也被他严词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请他到已沦陷的上海授课，又被其拒绝而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5月，趁一暴风雨之夜，携家逃离香港抵桂林。“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夷犹。袖间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少留。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将其故丘归死之壮烈，纸上刳肝之豪迈，不惜杀身成仁的凛然正气耀然于笔端。之后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当时桂林的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活动，劝他参加，被他拒绝，并在《癸未春日感赋》中，以“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之诗句，以示嘲讽。

1943年，陈寅恪受聘为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教授，兼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并于当年举家从广西经重庆至成都，生活异常艰苦，到1945年春，终因得不到必要的营养致使双目几全失明。这对于一个视读书、写作为生命的学者而言，无疑是巨大创痛。“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表达了他的这种心境（《五十六岁生日三绝》，同上）。

1945年9月2日本签字投降，陈寅恪既为日寇投降而高兴，同时又为内战一触即发而忧心：“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同上）。

此时英国皇家学会再约他赴英治疗目疾，陈寅恪遂由成都搭航机至昆明，再经印度乘水上飞机至伦敦，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到1946年4月，其双目全部失明，遂辞去牛津首席汉学教授之职，欲赴美就医，后得知美医亦无良策后，于绝望中回国，仍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1948年平津战事吃紧，陈寅恪搭飞机南下，应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邀，至该校任教；1950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陈寅恪于是移教于中山大学，直到1969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仅据业已出版的《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9年版）、《陈寅恪先生全集》（台北里仁书局1979年版）、《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和《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寒柳堂集》，包括《论再生缘》《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韦庄秦妇吟校笺》等，另附有《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和《寒柳堂纪梦未定稿（补）》等；《金明馆丛稿初编》，包括《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论韩愈》《从史实论切韵》等；《金明馆丛稿二编》，包括《李栖筠自赵徙卫事》《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辩证》《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武瞾与佛教》《读洛阳伽蓝记书后》《大乘义章书后》《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敦煌本心王投陀经及法句经跋尾》《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在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等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包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诗集附唐筼诗存》《书信集》《读书札记一集》《读书札记二集》《读书札记三集》《讲义及杂稿》等，就可以看到其著述范围至少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至于其学术建树，陈寅恪被公认为是一位对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卓越学者，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宗教史、古典文学、敦煌学等诸多领域的精湛研究，均达到很高的境界，具有开拓和奠基的意义。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的最后20年》）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钱穆（1895年～1990年），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9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8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秋天，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赠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在钱穆一生的著作中，“国学”始终作为主线贯穿始终。如《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版）、《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宋明理学概述》（台北学生书局1977年版）、《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版）、《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中国历史精神》（1964年香港增附三版）、《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另有《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周公》、《墨子》、《王守仁》、《刘向歆父子年谱》、《惠施、公孙龙》、《老子辨》、《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文化与教育》、《中国文化史导论》、《孟子研究》、《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中国社会演变》、《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历史精神》、《庄子纂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国史新论》、《四书释义》、《人生十论》、《黄帝》、《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庄老通辨》、《学龠》、《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湖上闲思录》、《民族与文化》、《中国历史研究法》、《孔子论语新编》、《中国文学讲演集》、《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力》、《中国文化丛谈》、《中国文化精神》、《朱子新学案》、《朱子学提纲》、《理学六家诗钞》、《孔子传》、《孔子与论语》、《孔子略传<论语>新编》、《灵魂与心》、《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人生三步骤》、《双溪独语》、《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史地理论丛》、《中国文学论丛》、《宋明理学三书随札》、《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国史学发微》、《新亚遗铎》，等等。单从这些书目来看，国学的主线地位就一目了然。他就堪称国学名家。

钱穆终生热爱祖国，正像他热爱国学一样，逝后，家人依照其遗愿，于1992年1月，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厉声教（1935年～2017年），籍贯浙江杭州，生于南京，长于上海。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外交家、国际法学家、教育家、双语作家、文史学家、诗词家。

厉声教出身于书香名门杭州厉氏家族。杭州厉氏家族自清康乾年间大文豪厉鹗始，世代均为饱学之士，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在保存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厉声教的祖父厉良玉是晚清著名学者、金石篆刻大家，被誉为“融合皖浙两派的大师”，与吴昌硕、赵之谦并称“新浙派”的三位代表人物；其父便是大名鼎鼎的中国近现代文教界泰斗、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奠基人厉麟似；母亲则是民国著名钢琴家、中国早期德奥钢琴学派的代表人物唐丽玲。得益于历代书香积淀和父亲厉麟似的深厚西学造诣，厉声教自幼便受到中西文化精粹的熏陶和洗礼。他既秉承家学，又极有天赋，六岁能作对联，八岁便能赋诗，十几岁时已能用中、英双语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讲得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

厉声教在任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期间，为推动加拿大华侨华人社会积极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向加拿大主流社会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加拿大政府1995年9月特向厉声教颁发奖状，向厉声教为中加两国教育文化交流所作之贡献致敬。

厉声教参与、组织了一系列国内外重要学术活动，为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学术声誉作出了贡献。

厉声教是中国当代国学代表人物和诗词大家。有“诗人外交家”之称的厉声教被誉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师”。他的作品影响深远，其中《望海潮·悼周恩来总理》、《癸丑年九月怀周总理》、《浣溪沙·甲戌年夏梦曲院荷花》、《辛卯季春谒厉杭二公祠》、《访二公祠寻厉公墓不获》、《观潮有感》、《采桑子·西湖四咏》等被公认为当代诗词中的经典之作。

作为当代国学代表人物，其作品和事迹被编入《中国当代诗坛选藏》、《静安文史》、《杭州党史》等典藏文献及大、中、小学教材中，并被翻译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俄文、日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凤凰网评价其为“当代罕有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融中西文化精髓于一身的，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季羡林(1911年～2009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留学。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2009年，去世。

饶宗颐（1917年～2018年），字固庵，号选堂，广东潮州人。是我国当代的文化明星，其对于历史、考古、文学、经学、教育、书画等不同领域均有涉猎，又是杰出的翻译家。香港大学副校长曾引用余秋雨的话说：“香港如果出了一个饶宗颐，就不会是文化沙漠了。”有人以为饶先生可以与季羡林齐名，并称之为“南饶北季”。幼耽文艺，18岁续成其父所著《潮州艺文志》，刊于《岭南学报》。以后历任无锡国专、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大学等教授。饶教授于1962年获法国汉学儒莲奖，1982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1993年为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饶教授学术范围广博，凡甲骨学、敦煌学、古文字学、上古史、近东古史、艺术史、中外关系史、音乐、词学、经学、潮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学、目录学、简帛学等，均有专著，已出版著作100多种（其中专著逾60种），发表论文1000多篇，诗文集十余种，书画集45种。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造诣尤深。绘画方面，擅山水画，写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画取法白画之白描画法，于李龙眠、仇十洲、陈老莲诸家之外，开一新路，影响颇大。书法方面，植根于文字，而行草书则融入明末诸家豪纵韵趣，隶书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摘自《饶宗颐书画》之简历）

饶教授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学者。他知识渊博，精通多种外语。六十多年来，孜孜不倦，在文学，语言学，古文字学，敦煌学，宗教学及华侨史料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除了专著六十多种外，尚有发表在世界各大学术期刊及各大书刊上的论文，短文和杂文约有四百篇。饶教授为国际汉学界及海内海外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