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有喜有忧”。“喜”在结构调整已现成效，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失业率保持较低水平，社会总体稳定。“忧”在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尚未形成，经济增速继续下行，或将引发长期累积风险的集中释放。房地产业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房地产化”短期内难以扭转。
1998年，我国推行
住房制度改革，通过出售公有住房、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实行住房货币化分配等措施，培育个人住房消费能力。2003年后，政策重心从培育消费需求转向调控住房供给，导致供需结构失衡，房价持续上涨，不得不推出
限购限贷等行政措施，通过大规模建设
保障性住房，对冲房价上涨压力。商品住房和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巨大，化解产能过剩、地方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风险，守住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底线，需要转变住房政策取向，从调控供给转为培育需求。加快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将各地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整合为国家住房银行，向缴存住房公积金职工提供低息住房贷款，增加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消费需求。
第一，提高家庭购房能力。购买住房是家庭主要支出项目，资金需求巨大，一般都需要贷款支持。因贷款期限长，且按复利计息，利率水平对还贷成本十分敏感。一笔本金100万元、期限20年的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增加14万元。贷款利率对住房需求影响巨大，是决定房地产市场走势的核心要素。商业银行在盈利性和流动性目标约束下，难以降低个人住房贷款利率。通过国家住房银行提供低息贷款，可以解决“贷款难”和“贷款贵”问题，有效提高家庭购房能力，增加住房消费需求。
第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截止2014年底，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11.5万亿元，占个人住房贷款余额82%。央行已放开银行贷款利率，但仍控制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个人住房贷款成为
商业银行贷款期限最长、收益率最低的资产，与营利性和流动性商业目标相悖。银行实际承担商业性和政策性双重职责，既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加剧了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性。设立国家住房银行，可以有效解决商业银行“顺周期”操作问题，避免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拓展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条件。
第三，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有约2亿农村人口在城镇就业。就业问题解决后，迫切需要解决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医疗和养老保障则是中长期问题。住建部调查，进城农村人口在城镇购房比例不到1%，绝大部分居住在棚户区、城中村和建筑工地，居住条件恶劣。这个群体规模巨大，仅靠财政投入难以支撑，需要农民工、就业单位和国家“三家抬”。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个人缴存一部分，单位补助一部分，国家支持一部分，积累在城镇购房首期付款，再由国家住房银行提供低息贷款，后续还款用住房公积金支付，将有效缓解购房能力不足矛盾，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和效益。
第四，改进住房公积金管理。住房公积金是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相结合的一项制度创新，对推动
住房制度改革、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问题是制度功能弱化、利益结构失衡、管理运营粗放。根源是体制机制存在弊端。一是城市分散管理，不能跨市融通，贷款需求旺盛城市资金短缺，贷款需求不足城市资金闲置，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二是管理链条过长，管理中心为事业单位，不具有金融职能，金融业务要委托银行办理，导致管理成本高，服务效率低，存在风险隐患。通过设立国家住房银行，整合各市管理中心，可以有效提高资金管理集约化、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降低管理运营成本，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作用，保障缴存职工权益。
设立国家住房银行条件已基本成熟。一是改革依据充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23条提出“研究建立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45条要求“建立公开规范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改进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监管机制”。二是资金规模巨大。全国住房公积金3.7万亿元，
住房维修资金约5000亿元。如允许每年发行专项金融债券1万亿元，资金规模接近6万亿元，2020年预计达到20万亿元，可基本满足首套和改善性自住住房的低息贷款需求。三是已有人员和机构。全国共有管理中心342个，业务网点2651个，从业人员3.8万人，可充分利用这些机构、网点和人员，组建国家住房银行分行和支行，中央设立总行，对各地分支机构实行垂直管理。四是筹措资本金。全国
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已接近800亿元，其中500多亿元为超额拨备，可转化为住房银行资本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