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是指某国国内经济中支撑该国经济的自主性。国家经济并对该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部分或产业组合(通常所说的战略产业组合)。

PPI是生产者物价指数的英文缩写，它是站在生产者的角度来观察不同时期货物和服务商品价格水平变动的一种物价指数，反映了生产环节的价格水平，也是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依据。在我国，PPI一般指统计局公布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我国PPI的调查产品有4000多种，包括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涉及调查种类186个。其中，能源原材料价格在PPI构成中占较大比重。

通常情况下，PPI走高意味着企业出厂价格提高，因此会导致企业赢利增加；但如果下游价格传导不利或市场竞争激烈，走高的PPI则意味着众多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成本压力，从而影响企业赢利，整个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也将受到考验。

我国的PPI自2007年10月份开始，涨幅持续提高，从3．2%持续攀升到2008年8月份的10．1%，涨幅达到了两位数。这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我国近一年多PPI攀高的根本原因是，在全球需求急速扩张下，资源类产品价格持续走高，而我国部分资源匮乏、内外需求旺盛，经济对于外部资源的依存度越来越大，导致国内PPI走高，直至2008年8月份创下10．1%的新高。

但是，在PPI连创新高的同时，而CPI却连续下降，形成了明显的“剪刀差”。按理说，PPI对CPI有一定的传导作用，PPI增高，也会推动CPI增高。为什么会出现PPI和CPI背道而驰的现象呢?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历史来看，在物价上涨周期，PPI和CPI的峰值出现的时刻不同，CPI峰值在很多时候较PPI早几个月。以我国2004年前后的物价上涨为例，CPI于2004年7月达到5．3%的高点，而PPI则于同年10月达到8．4%的高点，相差3个月。同时，进入2008年以来，由于供需矛盾和资本炒作等多方面原因，以原油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高，带动我国PPI涨幅明显提升，更凸显了两指标走势之差。

第二，我国现阶段PPI向CPI的传导并不顺畅。PPI向CPI传导上涨压力的链条大致有三种：PPI(煤炭、成品油、电力)→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CPI；PPI(采掘工业)→水电燃料→CPI；PPI(原料工业、加工工业)→工业消费品→CPI。由于我国下游产品市场总体供大于求，而且国家对中间产品实行价格管制，这就导致PPI向CPI的传导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PPI上涨对CPI的影响更多是在心理层面。据专家估计，当前我国PPI上涨只有10%左右可传递到CPI中。

第三，PPI和CPI两指标的侧重点不同。CPI中食品和服务业所占比重非常大，PPI则涵盖各种工业制造业产品，两指标的构成因素区别明显。按权重及价格波动性来看，石油价格变动对PPI影响更为显著，而CPI受食品价格影响更为突出。通常而言，CPI是衡量国家物价水平的最重要指标，而对于PPI以及其他价格指标，政府则很少有动力去进行专门调控。

不过，PPI和CPI背道而驰的局面不会长期保持，从中长期来看，PPI和CPI的差距一定会缩小，并最终保持基本同步。其实，在多数情况下CPI和PPI走势方向是相同的。

总之，PPI和CPI作为整体经济运行的核心指标，对国民经济和资本市场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整个国家经济就如同一辆飞驰的列车，普通居民是列车的乘客，各类企业则是列车的零部件，而国家经济政策就是要确保这辆列车又快又稳地行驶。如果说GDP增速反映的是速度指标，那么CPI和PPI就是表明列车运行稳定程度的核心指标。如果CPI太高，车上的乘客——广大居民会感到列车过于颠簸受不了；如果PPI不正常，那么列车的零部件——众多企业则会承受过大的压力负荷。这两种情况一旦发生，都需要迅速对宏观经济进行“点刹”与调整。因此，PPI、CPI的走势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健康程度，并可作为预判未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重要指标。

比较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与经济全球化阶段的各国经济，我们不难看出国民经济与国内经济的差异: 在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一个国家可以进行国民经济的统计，因为它是与民族经济作为国际经济关系的载体相适应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不同国家的经济是以民族经济来区分时，国民经济意义上的经济统计(比如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才有可能具有实际意义。在经济全球化阶段，一个国家的经济统计，越来越趋向国内经济的统计(比如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因为在这时，国内市场的国际化与国内企业及出资主体的多国化，使本国经济与外国经济的界定变得非常困难，国民经济的统计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难以实现，因此，不得不让位于以地域概念为基础的国内经济统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济全球化阶段，国际经济关系的载体不再是民族经济，而是基于一国范围的国内经济。这种国内经济在刚刚进入经济全球化阶段时，或许还具有较大比重的民族经济内容，但在此后的经济全球化阶段中，这种国内经济越来越具有多国经济的内容，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经济概念要比国民经济概念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但是，就整个经济全球化阶段而言，无论国内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如何，如果不考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情况，各国经济的自主性始终存在，并使一国的国内经济必须服从所在国家的这种经济自主性。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比较经济全球化阶段和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各国经济在自主性方面所具有的差异。

在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一国经济的自主性是以民族经济为基础、并通过民族经济的行为具体体现的; 而在经济全球化阶段，一国经济的自主性是以国内经济为基础，并通过可能涉及国内多国经济的行为具体体现的。就前者而言，一国经济的自主性与民族经济的行为是一致的，因而无论其覆盖范围如何，均不存在问题; 但就后者而言，一国经济的自主性与国内经济中非本国经济部分的行为可能是不一致的，如果它全面覆盖国内经济，就可能产生一国经济的自主性与国外经济之间较大的利益冲突。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将经济全球化与一国经济的自主性对立起来，要么仍以民族经济的视野去观察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么是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标准去剪裁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都是不符合经济全球化阶段世界经济发展客观实践的思维方式造成的，它们都不利于一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阶段的健康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应逐步淡化传统的民族经济概念，并从经济全球化与一国经济的自主性共存的角度，提出“国家经济”的概念取而代之。

所谓“国家经济”，是指国内经济中支撑该国经济的自主性，并对该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部分或产业组合(通常所说的战略产业组合)。它区别于民族经济之处在于，在它的经济构成或产业组合中，可以包含来自国外的经济成分，只要这些经济成分的存在与扩张不损害所在国应有的经济自主性; 它区别于国内经济之处在于，它的经济构成或产业组合，不仅只涉及国内经济的一部分，而且这部分国内经济(无论是本国的经济成分，还是国外的经济成分)必须服从提高该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和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

在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和进口替代战略，闭关锁国地搞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而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当然，我们为了取得这些成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到20世纪70年代末80 年代初，这种封闭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两个难题: 一是劳动力供给的绝对过剩，仅仅依靠国内资本，不仅无法满足经济现代化所需的资本投入，而且无力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 二是发达国家随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已经叩响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大门，而我国就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则刚刚完成初级工业化。如果我们不能依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而是一切仍然依靠自力更生，则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不仅仅是工业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距，而且是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不同经济时代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但不可能缩小，相反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面对这两个难题，除了引进国外的资本和技术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而国外资本和技术的引进，意味着必须对外开放，在民族经济国际化的同时，逐步接受和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

分析经济全球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和结果，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处于不同经济时代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同台竞技，一方面会形成步入信息社会的发达国家作为全球科技创新和国际金融中心、处于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制造业或加工工业中心，以及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在内的自然资源拥有国作为全球初级产品供给中心的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另一方面会因全球利润分配的严重不平衡，而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收入水平、国民福利、国际经济地位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依据科技、知识的不同含量而形成的现代国际分工，以及当今世界经济中财富的分配与科技、知识的占有状况相适应的现代经济秩序。

二是国际分工和全球利润分配状况必然导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大量顺差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货物贸易的大量顺差同时并存；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人力资源流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管理者和熟练劳动力流向发展中国家的速度加快;导致在全球化的资本流动中，风险资本向发达国家集中，传统资本向发展中国家集中。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这种趋势，又在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全球利润的分配格局。

三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竞争集中在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人力资源方面，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竞争则集中在资金、技术、市场与管理等传统领域。而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经济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落差(信息社会的科技水平与工业社会的科技水平之差)和依托经济资源不同(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之别)，使得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始终保持着经济上的强势地位和对国际经济规则的重大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经济全球化阶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发展、国际经济地位变动和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不确定性或风险。发展中的中小国家担心自己的经济发展受阻和国际经济地位恶化; 发展中的大国希望改善自己的国际经济地位，同时又担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扩大; 发达国家不仅随时担心来自其他发达国家对其现有经济地位的挑战，而且也担心发展中的大国成为其潜在的竞争对手。正是出于种种担心，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国际化总体趋势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本国经济的自主性，以便在推进本国经济发展、保持或改善自己的国际经济地位、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作为。也正是由于这种出自对本国经济利益考虑的、寻求经济自主性的共识，决定了经济全球化与各国经济的自主性长期共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在经济全球化阶段承认各国的经济自主性,必然会使各国的国内经济区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与本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国家经济安全直接相关的那部分国内经济或产业组合，二是与本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国家经济安全并无直接关系的那部分国内经济或产业组合。当国家经济主权支持的经济自主性与前一部分国内经济或产业组合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国家经济”的概念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因此，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经济全球化阶段，国际经济关系的载体，既不是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的民族经济，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内经济,而是作为国内经济一部分的“国家经济”。这时,在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上，厂商之间的竞争也相应地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具有“国家经济”之间竞争意义的企业竞争，另一种是不具有“国家经济”之间竞争意义的企业竞争。由于厂商之间的竞争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在不同的情况下，作为竞争主体的企业会有不同的产权结构、组织形式，而且就其产业集中度和竞争格局而言也会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国际化的国内市场上，情况更为复杂。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关注焦点，也必然从民族经济转向“国家经济”,在对待国内经济的态度方面，势必要从全面关注国内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转向全面开放不具有“国家经济”意义的领域，强化在“国家经济”领域中本国经济的控制能力等方面。

最后，基于“国家经济”的意义，在经济全球化阶段，传统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理论，很难与“国家经济”的取向相适应。比如，基于本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一些国家不可能按照“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原则，确定本国的产业结构和介入国际分工的方式。这种情况不仅发展中国家会遇到，就是发达国家在一定时期也可能会遇到。

当我们将WTO替代GATT理解为经济全球化阶段的必然，将“国家经济”视为经济全球化阶段国际经济关系的载体时，经济全球化、WTO与“国家经济”三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再清楚不过了。它们之间的这种三位一体关系，不仅是我们把握经济全球化阶段国际经济关系的关键，而且也是我们分析和确定我国加入WTO 后政府行为的基础和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