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新军阀（KMT new warlord）是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形成的军阀体系。

体系介绍

国民党新军阀，是对1927年叛变大革命后，霸据一方，实行反动统治，互相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总称。对于新军阀反动统治出现的历史条件、阶级根源及其性质，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深刻的阐述，他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毛泽东同志这段论述使我们认识到，国民党新军阀与北洋军阀一样，都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地方性农业经济的存在和地主买办阶级对人民大众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是新军阀产生的国内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则是其形成的外部原因。但新军阀形成的具体历史背景与北洋军阀不同，它又是国民党军事实力派背叛大革命的产物。

开始参加北伐，以后背叛大革命而成为新军阀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其来源可分为两部分。其大部分是从旧军阀系统中分化出来，整建制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如南方的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六、八军（即谭延闿派、程潜派、唐生智派等湘军），第三军（即朱培德的赣军），第七军（即李宗仁、黄绍、白崇禧的桂军），第九、十军（即彭汉章、王天培的黔军），北方由冯玉祥统属的国民联军、阎山统属的晋军。至于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而随时改变成国民党旗号的原北洋系统的地方小军阀，则更是名目繁多，如夏斗寅、周凤岐、陈调元之类。另一部分是来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组建的所谓的“党军”。虽然我党曾在这些军队中作过大量工作，使这些军队有所进步，但由于这些军队的首领视兵权如命，不允许对他们的军队进行革命的改造，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又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因此这些军队基本没有改变旧式雇佣军队的性质。

这些武装力量参加北伐大革命，有的是由于受到大军阀的压迫，希望借革命力量的庇护来保住自己的势力；有的是因看到直系、奉系等旧军阀的台已是大势所趋，而暂时归顺大革命的潮流；有的是由于各地均被旧军阀分割而难以发展，期望借助革命的旗号扩展实力。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期望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制，但这种人在军事实力派中居少数，并且没有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准备。这几部分人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有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发展自己势力的要求，但又都感到缺乏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大革命的勃兴、国民党及广州政府的声望对他们有了吸引力。于是，他们表示接受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纷纷带领私家的军队投靠国民党，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或者投身于“党军”的组建工作。

但是，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彻底打倒封建势力，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农民斗争在广大农村开展起来；要求减轻剥削，实现政治民主的斗争在城市工人、店员中开展起来；要求除废军阀制度，实行军队生活民主化的斗争在国民党军队士兵中开展起来，使这部分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切身利益受到严重威胁，他们害怕革命深人发展，时时设法脱离革命，企图找到一条既能攫取更大的统治权，又能打着革命旗号来取消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从上海十里洋场投身到革命队伍中的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首先发出了反共叫嚣，终于造成上海“四·一二”大血案。其他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相继起而效尤，戴若“革命信徒”的假面具，疯狂地镇压人民革命，可耻地背叛了大革命。

国民党新军阀内部发生长期的争斗，一方面是反动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矛盾的反映，他们各霸一方，都想称王于中国，因此争战不已。同时，也是帝国主义争相侵略中国的矛盾的反映，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