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体育，在近代中国主要是指最能代表和表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体育，如武术与养生。

所谓国粹，字面上可理解为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固有的长处与优点。因此，国粹体育就是指最能代表和表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体育，它主要包括中华养生和中华武术等。国粹体育一词有着特殊的历史语境，如国粹体育中的武术，主要是指1911年以马良为代表，邀集一些武术名家发起编辑的武术教材，当时称之为“中华新武术”。马良认为：“考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新武术者。”所以他说，“中华新武术”就是“我国之国粹，我国之科学”。他甚至建议在全国推行一种标志各级官阶身份、共三等九级的“佩剑制度”，以发扬中国传统的“武德”、“武风”。

客观地说，作为一名武术家，对中国传统武术进行研究、推广是无可非议的。但马良的问题是，他的真正用心，在当时则是想借推广所谓中华新武术、所谓国粹体育为名，而行抵制抵制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为实。所以理所当然，遭到了当时先进社会力量的猛烈抨击。

国粹体育中的中华养生，主要是指1914年蒋维乔写了一本《因是子静坐法》，并在北京大学首先提倡和推广，而后使“静坐法”风行全国。例如在学校里，特别是大学，教师、学生大都积极效法，有的还把“静坐”编入课程，大学生们组织起了自己的“静坐会”。在社会上，仅以提倡静坐的湖南“同善社”为例，其触角遍布18个省，就连偏僻的小县，差不多都有它的分社。《因是子静坐法》一书出版后，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更是再版14次之多。和马良提倡“中华新武术”一样，仅就静坐本身而言，它是一种健身方法的介绍，能够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但在一个旧势力十分强大而又不好运动的国度里，竭力地进行提倡，上升到国粹的高度。而且对其消极的方面又未加提示和批判，这就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上一批反对新文化、固守旧文化的封建势力的政治需要。[1]

[1]崔乐泉总主编，中国体育通史，第三卷，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363－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