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设于1937年9月，专掌国际宣传，其主要工作有二：1、对外宣传中国抗战意志及日军暴行；2、管控在华外国记者的报道内容，剔除其中不利于中国抗战的因素。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是战时中国官方专门的对外宣传机构。八年抗战期间，国际宣传处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外宣传策略，大大加强了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在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和外国军事援助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争取外国援助与国际舆论的同情，国民党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国际宣传处、国民外交协会、世界反侵略同盟中国分会、中国国联同志会等战时对外宣传组织纷纷建立。其中官方的国际宣传处是战时中国专门的对外宣传机构，也是国民党政府对外宣传政策的重要执行机构，八年抗战期间做了大量的对外宣传工作，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同情中国，支援中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国际宣传处是1937年11月6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部改组而来。1938年2月，该处改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董显光以中宣部副部长的名义督导该处事务，曾虚白任处长负责具体工作。1938年11月武汉失守后，西迁重庆。重庆时期的国际宣传处组织机构相对简单，下设六科四室，分别是英文编撰科、外事科、对敌科、摄影科、广播科和总务科，以及秘书室、新闻检查室、资料室和日本研究室。英文编辑科主要工作是采集新闻，撰发电讯通讯，出版刊物，印刷书籍小册子等，是国际宣传处进行对外文字宣传的最重要一科。外事科的主要工作是为招待来华的国际团体及国际名流，并向国民党军政要人引见，举办新闻会议，协助采访，检查外文电讯，并与世界著名的通讯社和报社建立联系。对敌科主要工作是对敌广播和收录，兼以文字、图片等形式对在华日军、日本国内人民以及世纪各地的日侨进行反战宣传。广播科是是国际宣传处开展对外宣传的重要喉舌。1938年10月，国际宣传处迁到重庆后开始用英、法、德等语言播送新闻、演讲和时事评论，后又增加了俄语和日语广播。

国际宣传处虽然表面上是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但实际上是受以蒋介石为核心的最高统帅部的直接领导，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直接负责，宣传部长无权干预。因此它可以很顺利地与国民党军政各方的高层领导机构发生直接联系获取对外宣传信息；同时又由于它有一支精干齐备熟悉对外宣传业务的工作队伍，容易接洽外国记者。这使得国际宣传处成为战时国民政府对外宣传的中心，担负着对外宣传的重任。因此这个部门是正如其处长曾虚白所言是“一个名义上小机构，实际负责执行大任务的畸形机构”。

广泛建立国际宣传据点

为了加强扩大对外宣传效果，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即着手筹划建立海外宣传据点。由于美国是国民党对外宣传的重点，1938年2月，国际宣传处派人前往纽约筹办中央宣传处驻美办事处。曾任上海麦伦书院院长的夏晋麟主持该办事处时，他把自己主持的“泛太平洋新闻社”改名为中国新闻社，并向美国国务院登记为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机构，使之成为国民党政府在北美扩展宣传据点的大本营。到抗战结束时，中国新闻社已经在华盛顿、旧金山、芝加哥、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墨西哥的墨西哥市建立了分社，全部工作人员达到五十人以上，负责发布新闻、广播演讲、书籍出版等工作，以协助国际宣传处对北美地区开展宣传工作。1941年7月，国际宣传处驻新加坡办事处成立，同年9月又在缅甸仰光建立办事处。这两个办事处和香港办事处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布置在远东的最重要宣传据点，担负了联络外国记者，邮寄宣传品的重要工作，确保了中外信息的及时沟通和联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新加坡、仰光的三个办事处先后关闭，国民党政府又在印度加尔各答和新德里、澳大利亚悉尼各设一个办事处，以弥补南亚远东宣传据点的空白。整个抗战期间，国际宣传处先后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印度、英国、法国等地设立了十二个办事处。

聘请外籍人员参与对外宣传

为了更加有效地进行宣传，增加宣传效果，国民政府聘请了大量外籍人员参与到对外宣传工作中。1940年成立的成都编辑委员会，是由国际宣传处特约在成都各大学的9名外籍教授和传教士组成的，美国人毕范宇（Frank Price）主持工作，该会的主要任务是为国际宣传处担任一部分英文小册子的选材、编辑和最后审查工作。上海办事处也是聘请外籍人员组成，其主要职责是沟通重庆与上海各国记者间的联络，并利用各外籍记者和外文报纸揭露日本欺骗性宣传。为了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国际宣传处在海外办事处的组建上，也聘请了外籍人员主持，伦敦办事处在1938年设立时，就是由伦敦《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H?J?Timperly）主持。国际宣传处驻美办事处的最早负责人是原美联社驻华记者李复（Earl Leaf），芝加哥办事处成立后聘请美国人艾文思(Henry Evans)主持事务，旧金山办事处成立后聘请美国人罗学特（Malcolm Rosholt）主持事务。此外还有许多外籍人员任职于国际宣传处各部门，如聘任原任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武道(Maurice Votaw)担任国际宣传处顾问，聘请原牛津大学汉学家马彬和(Mac Causland)为国际宣传处翻译重要文告，聘请日本反战人士绿川英子、长谷川照子、鹿地亘等担任日语播音员。这些外籍人员熟悉本地历史文化背景和风土人情，且有一定的知名度，因而更有利于开展宣传工作。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恶行震惊世界，国际宣传处立刻请当时在南京的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和一名美国教授撰写宣传刊物《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和《南京战祸写真》两书，后被翻译成中文、日文、丹麦文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出版发行24万册，风行一时，传播甚广。国际宣传处还邀请经历过日军毒气战的美国新闻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在新闻发布会上谈目睹日军施放毒气伤害中国军民的情形。这些外国人以客观中立的面目出现，其所谈所写更易于被人接受。这种中国人自己不出面，而以津贴等方式聘请“了解我抗战真相与政策的国际友人做我们的代言人”[2]的曲线宣传手法，是国际宣传处在战时最常用的技巧之一，成效颇为显著。

编制发行外文刊物

编制外文刊物的目的一方面是协助外籍记者掌握新闻，另一方面是让更多的外国友人和国际团体了解中国的抗战。1937年12月1日，国际宣传处在武汉召开第一次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创办了专供外国记者以及外国来华人员阅读的《英文日刊》，这是国际宣传处创办的最早的一份英文刊物。由于战时的不便和各种限制，外国记者很难独自采写新闻，于是他们便向国际宣传处所要材料。为了满足外国记者的需要，国际宣传处在英文日刊的基础上，于1939年6月后又创办了英文周刊，同时在香港和重庆出版，在香港出版的寄到美英等国家，每期约印1300份，在重庆出版的“华西版”以驻外记者为对象，每期约印刷四百份。为满足友邦人士和国际团体的需求，国际宣传处还编发了英文定期刊物《英文新闻》，该刊物在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蒙特利尔、墨尔本、悉尼等地每日发行，直到抗战胜利。香港办事处于1938年4月创办了英文月刊《战时中国》（China at War），到1941年4月时，该刊每期印数已达三千份，较创刊时期增加了一倍。香港沦陷后，该刊于1942年1月开始在纽约印刷发行，从未脱期。处于公共租界这一特殊环境的上海办事处，自成立起至1940年3月共发行3种日刊、4种周刊、1种半月刊、4种月刊共计12种定期对外宣传刊物,其中英语7种、法语2种、俄语1种、日语1种、世界语1种。[3] 1943年为了加强与欧美教会的联系，利用他们的力量宣传中国抗战，国际宣传处编发了专为传教士阅读的英文刊物《中国通讯》，同时每周请一位传教士对美广播。此外国际宣传处还编辑发行过法文刊物《法文周刊》和俄文刊物《俄文日刊》。在语种上，这些刊物大致已经覆盖了欧美两州友邦的主要语言。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国际宣传处先后出版各种揭露日本暴行，宣传中国抗战及重要人物谈话的外文刊物290多期，向国外发送宣传照片11000多张。[4]这些对外宣传材料向世界宣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军民的英勇抗战精神，加深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赢得了世界友邦和中立国家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推动了英美等世界大国积极援华抗日。

联邀外国记者和重要报人来华采访

联络邀请外国记者来华访问是国际宣传处的工作重点之一。为此国际宣传处还专门建造了外国记者招待所，以解决其居住生活等基本问题。国际宣传处与外国记者联络沟通的渠道主要有：各种新闻发布会，协助采访，举办茶话会，引见当局要员，以私人名义与外国记者个别谈话等。

新闻发布会是国民党直接向世界各国传达本国抗战政策和主张的重要渠道，也是外国记者获取中国战况资讯的一条捷径。随着抗战的深入，对外宣传日渐重要，对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也逐渐制度化。从1939年3月开始，国际宣传处每星期五午后两点到五点钟，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军令部、外交部、党政首长、名流等出席发布会。每到此时，不论是常驻重庆的外国记者还是暂时的过境记者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国际宣传处会议厅等待发言人汇报。新闻发布会通常由处长曾虚白先作简单介绍，然后分别邀请各部代表发言，最后是各就记者的提问分别作答。从1937年到1941年初，国际宣传处大约接待了150多名外国记者，举行新闻发布会600多次。[5]为了规范对外新闻记者发布会，1943年中宣部和外交部联合拟定了《招待外籍记者新闻会谈办法》，而后又颁布了《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招待外国新闻记者及有关宣传之外籍人士办法》。新办法颁布后，每星期二下午成为新闻发布会时间，出现特殊时间，新闻发布会可以随时召集。然而遗憾的是，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政府官员对于军事、政治、经济或建设有关的数字统统保密，追求实际的外国记者对这些模糊空洞的新闻不是很感兴趣，这使得对外宣传大打折扣。

协助外国记者完成采访工作也是国际宣传处的日常性工作。国际宣传处的两个重要领导人董显光和曾虚白，对常驻或临时来访的外国记者，接待态度都比较随和，少有官僚作风，凡属于新闻业务方面的正当要求，一般都能予以适当协助解决。如协助引见采访当局要员；派员陪同外国记者奔赴前线采访；引导外国记者参观内地各项新建项目；函请各地军政当局予以便利；为外国记者拍发电讯提供便利等。在导引外国记者采访当局要员方面，国际宣传处不遗余力，据统计，截止到1945年4月，国际宣传处平均每年介绍外国记者和友人谒访国民党党政要员和社会名流360余次。[6]为满足记者们的采访需求，使其深入了解中国，国际宣传处组织了三次中外记者访问团:一是1941年10月组织“湘北考察团” 赴前线采访湘北大捷；二是1943年6月组织中外记者鄂西采访团；三是1944年5月组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这几次大规模的采访活动，国际宣传处都派员陪同采访。董显光本人也曾冒着生命危险乘飞机陪同美国报界大亨亨利?鲁斯（Henry Luce）飞赴西安采访。为了给外国记者拍发电讯提供便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宣传处就决定开放国际广播电台的部分时间，供各国记者广播新闻电讯。1942年4月，国际宣传处专务台建立，该台的主要目的是便利英美宣传主管机关与其驻重庆人员通讯，并尽量为外国记者收发电讯。为使外国记者不因顾虑费用而减少电报字数，该台还特意降低了电报费。

国际宣传处也曾致力于邀请外国重要报人访华，借助其进行对外宣传。先后邀请到访的有“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Scripps-Howard Chain of Papers)的总经理罗易?霍华德（Roy Howard），北美报纸联盟（North American Newspaper Alliance）主持人甘尼森（Baya Arch Gunnison），美国报业巨子亨利?鲁斯（Henry Luce）等。霍华德返美后所发表的远东印象记十余篇，盛称中国抗战精神，并主张美国应取坚强态度。甘尼森返美后发表文章，刊载于美国四十七家报纸，并在旧金山华人区公开演讲。鲁斯拥有《生活》《幸福》《时代》三大杂志，在美国影响力极大，因此争取到鲁斯访华是国际宣传上的一大胜利。鲁斯回国后，在1941年的《幸福》杂志九月号上开辟了中国专栏《中国——我们的盟友》，计一百页，发表了五篇长文，五十幅照片，呼吁美国支援中国抗战。[7]这些来访报人的宣传活动对促进美国人民了解中国抗战，加大美国援华力度意义重大。

纵观国际宣传处在八年抗战中的对外宣传工作，可以说在传播信息方面，其已经竭尽全力。但在宣传观念、宣传技巧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对外宣传无法收事半功倍之效。

第一，在对外宣传上无视客观事实，进行不实宣传，成为战时对外宣传的一大弊病。战时曾在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工作的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曾批评国际宣传处给外籍媒体提供的公报对失败避重就轻，总是把中国军队的退却称为进行“重大的战略性迂回运动”，把新的城镇陷落称之为“我军已成功地诱使敌人陷入落网”；相反，获胜则大肆夸张，往往一场小胜，在公报上被说成是虏获“武器无数”的压倒性胜利。[8] 战时被美国派来重庆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也对国际宣传处的不实宣传非常不满，他认为“中国在海外进行的宣传是十分危险的虚伪编造”。[9]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更是很不客气地批评国际宣传处的不实宣传，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相信造假能够成功的人”，对于坏事视而不见，而把心力放在夸大的符号上，根本拒绝接受冷酷的事实。[10]就连国际宣传处长曾虚白本人也曾“为主军政者在外国记者面前夸耀成功，掩饰真相的笨拙措辞所窘，弄得面红耳赤”。[11]这种夸大的不实宣传违背了宣传的真实性原则，这种宣传越多，对中国越不利，因为外国人可能会误认为中国人能够顺利完成抗日，不需要外国的各种援助。显然这与国际宣传处争取外国援助的宣传初衷是背离的。

第二，在宣传技巧上，攻势宣传太少。国际宣传处每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有一重要内容就是驳斥日方的谣言宣传。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是日本发起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为了掩世人耳目，其编造谣言进行欺骗性宣传是必然的。对日军的谣言进行驳斥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在驳斥日方谣言上耗费过多的时间和注意力，否则就会被日方牵着鼻子走，在宣传战中就会处于守势，守势宣传在国际宣传中并不占优势。时为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王一之教授对国际宣传处的宣传策略颇为不满，他认为，“在国际宣传战上，攻势较守势便宜得多，必须全部采取攻势，方可收先发制人之效”。他把对外宣传中的攻势和守势比喻为纵火和救火与拆屋和造屋，“永远是纵火容易救火难”，“永远是拆屋容易造屋难”。“在敌我宣传战上，攻势有如纵火与拆屋，守势有如救火与造屋”。难易显而易见。他举例说，假如“中国首先宣传日本之侵略、好战、破坏条约、军队暴行等条款于世界，使世人心目中，有一普遍印象之后，则日本纵能宣传其并未侵略，不好战，未破坏条约，并无军队暴行，亦属费力不讨好之工作。此种从反面作文章之费力处，自然较比从正面攻击大得大，而收效亦少。反之，如日本在国际上宣传中国人民之污秽、民族之劣等，政府之无组织等项，则答辩亦同样感觉困难”。因此他认为国际宣传处在对外宣传中，“必须极力采取攻势，拿出各个片段事实，来指谪敌人的罪，待敌人答辩时，则对此问题放下不谈，重新指出敌人另外一个事实来大肆宣传。”只有这样，中国在对外宣传上才能“处处站在上风，对方永远变成尾巴，我只管到处纵火，让敌人随后赶来救火，自可操宣传战必胜的左券。”

第三，对外宣传的针对性不强，缺乏差异化宣传意识，这是抗战时期国际宣传存在的另一大弊病。不同的宣传对象，要采取不同的宣传内容和宣传方式。战时国际关系是很复杂的，世界各国对我国的抗日战争持有各种不同的态度，或同情或中立或敌对，因此在进行对外宣传时，研究细分这些宣传对象，进而采取不同的宣传内容和方式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国际宣传处的对外宣传，不论是广播宣传还是文字宣传，在这一点上都没有做到位。国际宣传处虽然编辑出版了大量的各种外文刊物，但这些刊物大多没有细分宣传对象，针对性不强，基本上是面向世界各国全体人民。这种不加区别的对外宣传，效果必然会减弱。1942年叶公超在负责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时不时会收到国内邮寄的统一宣传品，他很不赞同国际宣传处这种不区分宣传对象的做法。他认为在英国宣传不同在美，因为英国是一个控制远东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念念不忘战后恢复其威势权力。故在英国，我们虽为盟邦，自己公开说话，不会像美国那样发生效果，故他认为在英国，做一些既为盟邦不得不做的表面文章外，真想发生效果，还只能凭他三寸之舌，说服英国社会菁英，来替我们中国说话。

八年抗战期间，国际宣传处藉宣传助益抗战，贡献巨大，不仅向世界各国传播了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抗战精神，加深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而且帮助国家争取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有力地支援了国内人民的抗日战争，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不可否认，其在宣传理念、宣传技术等方面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不仅使对外宣传效果大打折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民党政府国际信誉的下降，这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