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学，指中国学研究全部范畴，具体表现“在各国及其公民之间或中间、关于各国的交往、由两个或更多国家参加、两个或更多国家共有的汉学存在研究格局（日不落语）”。国际汉学是“汉学”严格意义上的称呼。另外，《国际汉学》指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综合性学术集刊（CSSCI），主编为张西平。

二战前后，海外中国研究截然两分。二战前此重古代和文献学（或语文学）方法，二战后此则重近现代和社会科学（含人类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前人由四裔而本土的努力，使中国研究重归旧途。由此“带来的四裔偏向，既表现为研究方面，更在于研究方法 ，从而导致该领域的表面繁荣与潜伏隐忧（引用网络资料）”。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后来居上，战前的国际汉学界却几乎是法国的一统天下。1920年代留学法国的李思纯一言以蔽之曰：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

“从前欧洲研究东方学的人，大半是‘海关上的客卿’、‘外交机关的通事翻译’或‘传教师’出身，本人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是素来即有志研究东方学问，所以他们初期的著作，比较本国的学者，往往稍欠精确。比方史料来源的批评，鉴定史料的可信程度，在德国自尼博尔（B.C.Nibuhr）、栾克（L.von.Ranke）以后，史学家对史料的来源、记载、口传、与古物的分别，清清楚楚，一毫不苟。对于记载是原形抑或副本（外部的批评），著作人是否愿意报告实事（内部的批评），都是慎加选择，宁缺疑，不愿轻信。（引用资料）”。1919年1月，法国总统在商业地理协会印度支那部演说时称：“法国研究中国，已自从来之散漫状态中成为一般学术上之正统，而认为一科；是故研究中国者，正所以为法国之学术。”

傅斯年在高著《中国音韵学研究

国际汉学，研究趋向由单纯四裔进而沟通中外，表现有三：

一、对中国文献的理解力提高，重视程度加强，中外资料会通比勘。

二、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交往增多。

三、开始研究纯粹中国问题。

1、目录学与藏书。

2、实物的收集。

3、与中国学者的接近。

欧洲“汉学态度”：将中国文明作为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文明并驾齐驱的世界文明之一，视为纯粹学问的智的对象，以法国为代表；从本国的政治、贸易等实际利益出发，英、德、俄为典型。 国际汉学：日本京都学派与巴黎学派相呼应，是时塞外民族史料层出迭现，西域研究盛极一时，狩野直喜在宫崎市定赴欧留学之际告诫道：敦煌研究也要适可而止。或许西方学者以为日本人只对敦煌有兴趣。英国汉学家很多同时又为传教士，传教的同时又对中国语言的研究作出了极大贡献，如萨默斯的传世之作《汉语手册》，汉学家对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是深厚和独到的。

戴仁（Jean-pierre Drege）法国高等实验研究学院教授、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兼该院与国家科研中心合辨的中国写本、金石图像研究组主任。法国汉学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在此后数年间，由于巴黎大学的资助，汉学研究所才得以运行。战后，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领导该所的工作。在戴密微 (paul Demieville)的帮助下，他力求获准将该所正式归并巴黎大淡。直到1959年，这种归并才被获准。该所享有一笔正常预算，当时设在巴黎索邦大学（Sorbnne，即巴黎大学），该所的领导职务被委托给了韩百诗 (Louis Hambis)。

1968年，经过对法国大学的广泛调整之后，汉学研究所被置于法兰西学院的监护之下，设立在亚洲会馆那比较宽敞的场所。它与其他同类机构共享这一设施，诸如日本学研究所和印度文明研究所，它们同样也附属于法兰西学院；但那裹也有各种亚州研究机构，如法兰西远东学院。法国汉学研究所此后又相继由吴德明（Yves Hervouet）和侯思孟(Donold Holzman)主持。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89年，汉学研究所于这一时间与其他亚洲研究所一并被安置于它今天所处的新所址。当时由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主持到1992年，然后将其位置传给了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和戴仁（Jean-Pierre Drege）。

法国汉学研究所自创立到60年代末，其主要活动之一便是在多种领域中教学，诸如语言、文学、宗教、艺术和历史。汉学研究所获得了法国与中国最优秀专家们的协作。汉学研究在大学范围内取得了发展，先在巴黎大学，后在波尔多和普罗旺斯地区的埃克斯（Aix-En Provence）设立专门讲座；汉学在重要的高级教育机构的范围内也获得了发展，诸如高等实验研究学院、社会科学高等学院，或者是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这种发展导致了汉学教学活动向新结构的方向发展。汉学研究所的另一项活动是出版学术著作。自1934年以来，该所于其《汉学研究所文库》中，共出版了大批法文汉学著作，至今已出版29卷，其中列有沙畹（Edouard Chavannes）、白乐日（Etienne Balazs）、戴密微、戴何都或石泰安（Rolf·A·Stein）的著作。此外还有一套《通检和书目》丛书。自1975年以来，又出版了一套叫作《汉学研究所论丛》的丛书，旨在发表优秀博士论文或同等水平的著作，现已出版了6卷。出版进度是每年两卷。在最新出版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提及以下几种。

《汉学研究所文库》中有：

汉学研究中心一次就向法国汉学研究所赠送1000多部著作。法国或外国的私立基金会也时而帮助增加其藏书量。该图书馆共拥有600多名注册读者经常出入。如果说其古籍藏量不非常丰富的话（因为那裹未收藏任何明代之前的著作），那么其藏书中却包括相当多的一批方志。尽管预算有限，使它无法获得范围更大的系列图书，但法国汉学研究所图书馆仍为欧洲最重要的汉学图书馆之一。

萧瑟，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候选人。在德国最古老的大学--海德堡大学，隶属于东方学和古代文化研究学院的汉学系，是一个年轻的系科。它的古代汉学专业建立于1962年秋冬学期。根据德国的大学体制，教授是一切教学和行政活动的中心。任何一个系科专业的建立，均以教授职位的设置为标志。主任教授（C 4级）为当然的系主任。

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首位主任教授为鲍吾刚（Wolfgan Bauer,1930）博士。它于1971年完成的、为他赢得了广泛声誉的著作《中国人的幸福观》，已经在若干年前被译成中文出版。1966年，鲍吾刚应返回他获得博士学位的慕尼黑大学任汉学教授，他的继任者为德博（Gunther Debon,1921）教授。德博以中国古典诗歌和《道德经》的翻译而知名。他于1986年退休。

1986年，海德堡大学举行了盛大的建校600周年庆典。巴登-符腾堡州

图书馆成为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最大组成部分，配备了专职的馆长和馆员各1名以及若干兼职的学生助理，其工作被置于瓦格纳教授的直接领导之下。全系的室内面积共约3300平方米，图书馆占用了约2000平方米。全年图书资料经费10万马克，年均购书约8000册。这一经费数额遥居全德30余个汉学系之冠，购书量居于海德堡大学各系之冠（全校各系年平均购书量50-500册）。截止1996年6月为止，海德堡大学图书馆藏有中文图书80000余册，西方图书26000余册，已进入全德各汉学系藏书量的前3位。此外，还订有450种现期期刊、18种中文报纸，并收藏有2500种过刊和700部左右的中国电影录像带，以上4项数据均列欧洲汉学界首位。

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及其汉学研究。在西方的汉学研究机构中，那不勒斯东方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学者进行合作。关于《聊斋志异》的素材整理结束以后，这项成果的出版，将在总体上代表目前意大利汉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日本的中国学学会，较具规模的有三个。

1、日本中国学会

2、现代中国学会：1951年10月创建。80年代以后，思想文学的研究者也加入进来，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学会。

日本爱知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984年），上海外语大学（1984年）、复旦大学（1985年），上海交通大学（1994年）、西安交通大学（1995年）。爱知大学拥有精通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文学、语言等方面的知名学者，他们出版了许多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出版的《中日大辞典》。1950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及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批准将东亚同文书院老师们积累的汉语卡片返还给爱知大学，这之后通过爱知大学汉语专家们数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本辞典。爱知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也很丰富，以霞山（东亚同文会创始人近衡？磨，号霞山）文库为代表，涉及古典、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历史、哲学等各个领域，总数达10万册，古籍36000余册、中国杂志219种，其中有些珍贵文献堪称世界文化遗产。在筹建现代中国系时，还购入了大量文革时期的宝贵资料及战后主要在美国从事研究的德国汉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