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话语权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就国家事务和相关国际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它体现了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的综合运用。

国际话语权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话语施行者、话语内容、话语对象、话语平台和话语反馈。

第一，话语施行者(或传播者)可以是主权国家的官方机构，也可以是非官方组织或群体，其所用符号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

第二，话语内容是反映一个主权国家所关注的与自身利益相关或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义务相关的观点和立场，可以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但从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来说，话语内容往往是由一个主权国家的实力及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拥有的影响所决定。

第三，话语对象是一个“有话对谁说”并涉及如何选择听众以争取或扩大话语效果的问题，而这与话题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听众所在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话语对象可以是外国政府和国际官方组织(如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也可以是国际非官方组织(如国际非政府组织)、外国民间组织(如所在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民意力量(如议员或议会)等。

第四，话语平台是指话语凭借何种载体或渠道被表达，从而实现话语施行者的权利。就国际环境而言，现代社会中可以使用多种话语平台来凸显国际话语权。以国际舞台为背景的话语平台主要表现有：一是公众媒介，包括传播媒体、互联网和出版物，如电视、报纸、杂志、书籍和网络等；二是国际会议 包括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三是主权国家的对外交流、合作和援助计划，包括政府和民间项目；四是国际间的正式和非正式官方互访活动；五是民意机构，主要是相关国家的议会，可通过电话、传真、传统邮件和电子信箱等及时与这些相关国家的议员进行沟通，或面对面探讨相互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六是民间特别活动，可以是因某一个特定的国家主体利益问题与国际环境相关所引发的公众集会或游行等活动。

第五，话语反馈是指话语所表达的立场、主张和观点等获得的某种结果。这种反馈可以表现为：一是话语没有得到任何实际上的反应，毫无效果；二是话语在某种程度上被关注或得到相应互动，这涉及到话语最终起到了什么作用的问题。前者是与话语权能否实现相关，而后者则是和话语权的增强与否相连。从话语反馈的结果上可以看到，没有作用或结果的话语，就等于是没有话语权 “说话权”和“话语权”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说话权可以体现为寻找发出声音的权利，而话语权要追求其所表达的话语能被确认。如2008年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诞生了一个被认同的新集体(“五国”集团)，而中国被认为在其形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经济规模，中国的声音是自然更大。 然而重要的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是靠恩赐得来的，而主要是靠有效和灵活的中国政府决策与行动，还要靠中国非官方组织的努力以及中国公民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运用多种话语平台作为入口，让世界通过这些平台了解中国对国际事务的意见。

冷战时期，以“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广播为代表的西方舆论工具以争夺国际话语的主导权为重要目标，但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这往往被称为辅助性的“宣传战”。“国际话语权”新概念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被普遍认知和广泛运用，其实反映了人们权力结构意识的深刻变化。从更深层上说，这是冷战终结的效应之一。因为随着冷战的终结以及“冷战后”状态的长期持续，加上由冷战终结所推动的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原来在国际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军事权力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而经济、科技、文化等因素的权力重要性上升了，全球化、知识经济、信息革命、“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非传统安全以及“软权力”等等冷战后时代的事实、概念和认知，一起塑造着国际社会权力关系的新面貌。“国际话语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也是在冷战后时代这种权力结构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认识到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的。

当然，中国认识到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发展成就在进入新世纪后产生了累积效应，显示为国家力量的强劲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利益面也随之日益扩大。但在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由权力界定利益”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命题失去了其当然的合正当性，尽管国际政治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各国对权力和利益的诉求往往进行了更多的“话语包装”，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开始大兴其道。而对于崛起的中国来说，如何说明自己发展道路的正当性、如何回应外在世界的质疑和挑战、如何保障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合理利益，更概括地说，如何处理与外在世界的关系，都依赖于更多的国际话语权。由此不难理解，今天的中国表现出国际话语权意识的高涨。例如，语言学界提出了汉语的话语权，商界提出了价格的话语权，意识形态部门提出了宣传的话语权，外交领域提出要提高国际政治议程制定中的话语权，等等。尽管有些关于提升“话语权”的说法可能扭曲了话语权的本意，把话语权概念窄化或泛化了，但不可否认，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意识处在一个急速的增长期。

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权力份额和权力运用上也存在着多种困局。

其一，综合实力的崛起，并没有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得到相应程度的提升。

这是我们将冷战后中国加快崛起的时期与新中国头30年所拥有的国际话语权进行客观对比，可以得出的一个总体性结论。按许多人的理解，话语权作为一种“软实力”，取决于硬实力的大小，中国力量的崛起和综合实力国际排位的上升，应该会拥有越来越多的国际话语权。如果就某些具体国际问题而言，这种说法是可以得到验证的，比如在朝鲜核问题的处理上、在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份额上、在人权领域强调对话与合作，等等，都是中国力量增强后国际话语权提升的事例。然而，我们看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不能只看个别的具体的事例，而要从整体上加以观察。

而在整体上，我们难以下结论说中国比以前拥有了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情况甚至可能相反。在新中国头30年里，中国的一些话语在国际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比如，20世纪50年代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上中国发挥强大说服力让求同存异成为各方相互关系的原则并写进会议公报；6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至今被写进西方国际政治教科书中；毛泽东思想对于西方左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成为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思想和理论来源之一，毛泽东的著作甚至被美国总统肯尼迪摆上案头；中国的反殖、反帝、反霸主张在第三世界得到普遍响应；70年代，中国确立自己在中美苏大三角中的发言权，及至80年代前期(这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崛起效应尚没有显现)中国关于恢复中苏关系的三条件被苏联全面接受，等等。

相比之下，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家实力呈现崛起之势的背景下，中国影响世界的能力虽然在总体上增强了，但也迎来了一波波的“中国威胁论”，我们自己影响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反而下降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着很复杂的原因。确实，综合实力或者硬实力的上升，对于增加国际话语权应该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但是，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并不取决于综合实力或硬实力提升的单一因素。而冷战终结后国际格局和世界政治体制的转换，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运动落入低潮，以及第三世界的团结局面走向瓦解等更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影响基本上是消极的。

其二，在未来较长时期内，西方的国际话语权强势地位和中国的弱势地位难以根本改变。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过去，原来东西方之间的阵营式对立不复存在，因此国际话语权上也少了些“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式的对抗，一些关于和平、发展、共赢、合作的话语成为国际公共话语的主调。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发展问题的突出等等态势，又培育出了一系列新的国际公共话语。中国与西方关系的主流也不再是对立和对抗，而是相互依赖的加深，共同利益的增加，对话与合作成为基本潮流，因而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话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能够分享平等的话语权了。

事实是，西方仍然拥有主流的和强势的国际话语权，而中国处于弱势地位。冷战终结被西方和世界主流舆论解读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胜利，加之民主化“第三波”的世界性冲击和苏东社会主义的剧变和转型，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国际话语权上取得进一步的主导性地位，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源自西方的话语，几乎所向披靡，成为霸权性的国际话语。所谓“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论”、“失败国家论”等等论调，都是冷战后时代由美国及欧洲抛出而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性话语的，中国或其他非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一种话语能与之争锋。而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自身原因招致的“9·l1”恐怖袭击后，美国也轻易地就将“反恐”演变为被世界各国所认同和支持的“政治正确”话语。与之相对照，冷战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人权改善的事实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决心和行动有目共睹，并且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话语，如基于公正合理原则的世界新秩序理论，国际关系民主化理论，推进世界多极化理论，和平崛起论和和谐世界论等，但中国的这些远见卓识在影响力上恰恰比不上具有明显理论缺陷的“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这些西方话语。不仅如此，中国更是不断地受到西方话语的攻击和贬损。

既有“中国崩溃论”等各种唱衰中国的论调，更有层出不穷的“中国威胁论”；既有“银河号事件”中美国对中国“偷运”禁运物资给美国之敌对国家的诬陷，也有“李文和案”背后美国对中国是“间谍国家”的子虚乌有的指控；既有对所谓中国“血汗工厂”的居高临下的道义批判，又有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持续责难和“年度审查报告”；中国的崛起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正当诉求，却总是有人认为是对美国的霸权的挑战，似乎美国霸权才是天然合理的；西藏问题的关键在于藏独势力要分裂国家主权和领土，西方舆论却普遍地将之宣传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人权迫害。如此等等，表明了冷战终结至今，西方在国际话语权上的总体强势和主流地位，中国明显处于弱势。

其三，“与世界接轨”带来的话语权困局。

新中国的头30年，从“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既反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又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敢于挑战美国和苏联主宰的国际体制，具有某种“反体制”的色彩。这个时期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极富特色，颇有国际感召力。上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苏大三角的形成，中国把自己主张的“反霸条款”写进了中美、中日关系的条约文本，在国际话语权上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和强大的影响力。此后，世界潮流开始变化，原来的一系列意识形态话语逐渐衰退。

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转向学习西方合理的经济制度和文明成果，逐渐推进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跨入21世纪后，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与世界接轨”，几乎全方位地融入全球化时代相互依赖的世界。在“与世界接轨”的进程中，西方话语大量涌入，并多数被中国所采用。比如，在经济领域中采用了商品价值、市场经济、股份制、股票交易、投资、私有产权等等概念所构成的话语体系；在政治领域中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公民社会等源自西方的概念和话语也被我们接受和采用，并认定这些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在外交领域，国家利益、权力及软权力、地缘政治、人道主义灾难等说法纷纷进入我们的外交话语体系；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自上世纪80年代西方文化热、哲学热兴起之后，西方的思潮夹带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概念和话语大量“入侵”，中国学界争论的一些最热烈的话题，如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等等，都源于西方。一种通常的模式是：西方在设置话题，我们则跟着讨论。各个学科都在努力地“与世界接轨”，西方话语已经成为各学科的主流话语。无疑，“与世界接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世界”已经确立的话语的接受和话语权的认同。

相应地，由于缺乏建立在中国自身文化和经济根基之上的强势话语与之抗衡。“中国话语”反而成为弱势话语。结果是，我们即使批判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也往往是采用西方的概念、数据、话语和逻辑体系，往往陷入人家的话语和逻辑圈套之中。可想而知，我们在采用大量西方话语之后，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陷入了一种尴尬局面。

第一，增强中国对外传媒力度，支持海外华人话语

当今世界公众媒体仍然是国际关系发展中极为流行的公开而重要的信息通道，而中国在争取国际公众媒介的话语权上面临着严重挑战。在如何增强中国对外传媒力度的问题上，除涉及到硬性因素之外令人更为迫切关注的是软性因素。中国对外传媒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话语对象”，避免以“套话”、“空话”或“官话”来争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2008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会上以平民化的语言提出“不折腾”一说，引起国际社会媒体的热烈反响和叫好，这应成为公众传媒用语的楷模。同时，还要注重“话语的施行者”(或传播者)中的非官方组织或群体就与中国相关的国际性事件的反应。民间意愿的表达往往也是一种重要的话语权的表现，而且其作用不可忽视，如2008年美国总统布什坚持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美国不想让“中国老百姓反感”。因此，中国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在这个领域里会有很多的发挥空间。

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也离不开海外华人话语的有力支持，中国应加大力度对他们提供切实和有效的支持。海外华人及其媒体的话语与中国官方、在中国的非官方组织和群体相比具有不同凡响的作用。2008年对全球华人来说，是与祖国贴得更近的、有特别意义的一年。为声援北京奥运会和抗议“藏独”势力，海外华人积极诠释并维护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此外，遍布世界各地的华语媒体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上述这些事实为中国拓宽话语平台提供了大有作为的机会。

海外华人争取中国话语权的有利条件包括：一是中华文化早已成为共同认可的凝聚力，这是全世界华人的文化血脉、精神之河和立身之本；二是当前的全球化浪潮使中国快速地。跳跃式地向世界大国的目标靠近，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实力首先或更多的是表现为中华文化理念的延伸和充分张扬。世界关注中国，中国需要世界理解。在这种环境下，世界华人发出的话语，不仅是在弘扬祖国的中华文化，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展示理性中国、责任中国的形象。中国应从多方面、多形式和多渠道运用并发挥海外华人在争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方面的影响与作用。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拓展国际话语权的话语平台

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在中国对外关系的具体实践上，开辟和建设以“和谐世界”为特色的国际话语平台来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问题上的话语权。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对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借鉴和批判吸收，以人为本思想与西方的人本主义在肯定人的力量、弘扬人的价值上有相同性，同时两者都认为相对经济社会发展来说，人是目的。当中国把“人”字放大到足够大时，西方大多数普通民众就开始理解中国，接受中国。2008年的四川救灾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救灾过程中，“以人为本”成为了从中国政府到普通百姓的行为准则，从而赢得了世界民众的普遍赞誉。因此，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话语平台方面，除了走“官方渠道”(国家间政府)外，还要特别注意“民意渠道”(中国外部和内部的民意力量)。

具体来说，一是多做和尽可能做好有关国家的议会(包括议员)工作，如西方国家的议会不仅在制约政府的决策方面，而且还在社会的民意动向方面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二是加强中国非政府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接触和沟通，如环保、节能、慈善事业、乡村教育和卫生、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都是这类组织所高度关注的，通过彼此交流提升国家形象并扩大国际话语权。三是进一步发挥中国的公众外交应有的作用。“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主要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和公众舆论间接进行，但其行为主体仍然是政府。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对公众外交明显重视，如从2004年开始，中国开始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现在已遍及66个国家和地区，共有227所；2008年10月，中国政府决定，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不必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外国记者赴“开放地区”采访，无需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这些都推动了公众外交的发展。四是要重视来自中国内部的民意力量的作用。有事实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自发地关注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如在2008年“拉萨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民间对西方的一些带有偏见和成见的媒体报道所做出的强烈反应，体现了中国民间国际话语权意识的启蒙。这意味着中国民间正在意识到，全球化时代的主权观念已经远非物质边疆那么简单，而在捍卫国家利益的过程中，中国人拥有自己的发言权。这种从民间开始的话语权启蒙，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发展将辅以强大的推动力。

在如何开拓话语平台的问题上，中国要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更多地关注非官方的民间管道的重要作用。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在争取国际公众媒介的话语权上正面临着严重挑战。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新闻舆论和控制世界传媒市场，从而形成了这一平台的话语霸权。其结果可能是，世界最终只能听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声音。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逐渐地发现自己被封闭在由西方发达国家所创设的“国际化话语”的围墙中。

世界只有一种话语是很危险的，然而在全球化的浪潮里以话语多元化为基础的公众媒体格局的改变不能寄希望于西方国家“善意”的让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一份有关国际传播领域问题的重要报告认为，高度的独占和集中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世界统治权力，而在这一信息的单向流动过程中深受其害的往往是发展中国家。”这份报告主张国际社会应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以实现话语多样化和公平的话语权。中国发表的一份有关对信息时代的国家进行分类的研究报告认为，目前的世界格局是一个“信息霸权国家”，十几个“信息主权国家”和大多数“信息殖民地国家”的非正常关系。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只能靠自己去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以让世界听懂其在国际舞台上可能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话语。

第三，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展示责任中国的大国风范

中国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和贸易大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在国际社会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希望在国际事务上拥有更多话语权，是顺理成章的。随着中国以经济力量为主的综合国力愈加强大，其话语权也必将得到不断扩展。与此同时，中国必然也会面临主要是来自一些西方国家的对自己的和平崛起所进行的“骨头挑刺”或“百般挑剔”，而这些冲突表明了“整个世界都会欢迎中国的崛起”的想法实在是无异于天真。 身处这种国际环境，中国一方面要以继续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原则进行坚定而有力的反击，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展示责任中国的大国风范和形象。

改革开放三十年表明了中国通过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原则与外部世界整合而和平崛起，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努力向外部世界学习，而且对外部世界对自己的反应也非常敏感和在意。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百姓，一直在关注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如何评介中国。这种积极态度不仅反映了中国人的好学精神，更重要的还表明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不再是闭门造车。也正是因为内部的发展一开始就具有了国际内容，中国的和平崛起引来外部世界的一些苛刻非议甚至严重偏见也就是自然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情绪化反应会有损责任中国的大国风范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如每逢出现某些西方势力的不友好行为和小动作，中国通常的情况是必有反应。当然，对事关国家利益的事情中国必须要有力还击。但如果对西方的每一种观点都要做出回应，这不仅显得中国没有包容性，而且在客观上也会导致负面的效果。中国作为一个责任大国而每每对西方少数人的诋毁做出反应，其效果会在西方成就了“敌人”的同时，也为西方媒体进一步诋毁中国提供了新的素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也正在加速融人世界，而展示责任中国的大国风范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的边缘地带进入了中心地带，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日益提高，特别是中国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经济体，没有中国的参与，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难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