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洋体育之争，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一场关于中国体育走怎样的发展道路问题的学术争论。

所谓“土体育”，习惯上是指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所谓“洋体育”，则是指由欧美传入的近代田径和球类运动项目。土洋体育之争，实际就是当时一场关于中国是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道路，还是走西洋体育发展道路的争论。引发这场争论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国内外局势的变动促成的。1928年“中、日、德三国田径对抗赛”在东北大学举行以后，德国体育的迅速发展再次为国人瞩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体育界的“体育救国”呼声再次高涨；中国在历届远东运动会上的成绩每况愈下。一连串的事件促使体育界重新检讨中国体育发展的道路。企图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寻找答案。其直接动因则是因为1932年刘长春一人代表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并在100米和200米预赛中即遭淘汰。消息传来，舆论哗然。此时，正逢全国体育会议即将在南京召开，会议准备讨论制定“国民体育实施方案”。许多关心体育的人士纷纷在会议召开之前发表主张，要求进行体育改革。这样，一场酝酿已久的有关中国体育发展道路问题的讨论，便终于被引发出来。

1932年7月，北平《世界日报》发表社评，呼吁改革体育，首先揭开了这场争论的序幕。同年8月7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的社论，系统论述了以武术、养生为中心的土体育的价值，以及如何在中国发展土体育的问题。社论认为：对于中国的国民体育问题，应就中国之需要，定中国之方针。因而提出的发展路线是：中国体育“应舍弃过去模仿西洋之运动竞赛。从此不惟不必参加世界欧林匹克，且应决然脱离远东欧林匹克。”从而明确提出了“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的口号。并为怎样发展土体育设计了自己的大纲计划：第一，系统整理和传授中国的养生术；第二，一切学校，宜教授拳棒。艺不必精，时不必久，但须作必修科目。第三，一切学生，必须做兵操，受军事训练，同时使一切学生劳动化、农工化。前者为卫国家，后者为治生产，而体育之道自在其中。

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形势下反映在体育上的“中体西用”思想，因而理所当然遭到了一批体育学者，特别是曾留学西方的体育学者的强烈反对和批判。他们也纷纷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如代表人物吴蕴瑞曾批评那些说洋体育“有损健康，费时耗财”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臆测。他认为，土洋体育争论的焦点实际在于：中国的体育是实行开放主义，还是实行关闭主义？是走“保存国粹、维持国魂”的道路，还是走“土洋不分、世界大同”的道路？吴蕴瑞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即要求人们既不要走开放主义的极端，而陷入“媚洋抑土”的泥潭；也不要走关闭主义的极端，而进入“扬土排洋”的误区。他认为，体育内容不应与洋土国界有关，而应看内容是否合乎人的生理、人的心理、人的个体与社会的需要。

土洋体育之争实际触及到当时重要的几个体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一是对体育本质和价值的理解。倡导土体育者，更多的是把体育定位在却病延年的手段，和卫国（政治）治产（经济）的工具。而倡导洋体育的人，对体育的定位是：却病延年，锻炼筋骨，只是体育功能的一部分，体育的根本意义在于增进人类幸福，提高工作效率，使人格高尚，趣味浓厚，并养成适应于文化社会的生活。二是中国体育应走什么样的体育发展道路问题。提倡土体育的认为，中国过去的体育盲目模仿西洋，妄自菲薄，走入了岐途。当前国家外受列强欺凌，内陷贫困动乱，西式之运动，中国家即暇学，亦不必学，且不可学。因此应脱离洋体育，觅取中国独有的体育之道。而提倡洋体育的则认为，推动体育固然应该根据“国民性与国情”，但不能拒绝学习国外体育的先进成果，因为西式体育以近代科学为基础。

总之，土洋体育之争，可以被理解为是“五四”时期有关体育问题讨论的继续。它不仅使“洋”体育以后能更好地走进中国社会，而且也为后来的中国“土”体育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1]

[1]崔乐泉总主编，中国体育通史，第四卷，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177－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