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圣母圣心会是以比利时的司各特(Scheut)为总部，故该会又称为Scheut Missions。

十九世纪中叶后，中国的门户洞开，而比利时也由于工业革命成熟，国力充沛，有条件向外发展，当时天主教会内也兴起了一股新的传教热忱。比利时的南怀义（Theophile Verbist），原是一位教区神父，因接触圣婴会的工作而认识中国的贫穷与缺乏孤儿院的问题。1862年他创立了「圣母圣心会」，立志前来中国传教，得到教廷的同意之后，接管由遣使会分出来的蒙古宗座代牧区。1865年冬，他首先率领四位同伴抵达张家口北边的西湾子（今日的河北省崇礼县），当时辽阔的地区内只有数千名教友。此新兴修会陆续派遣许多年轻的会士前往中国传教，1880年时，来华的该会传教士已有20馀人。不幸的是，会祖南怀义竟于来华两年后感染斑疹伤寒而病逝于滦平县的老虎沟。

经过十多年苦心的经营，传教士们成立了松树嘴子（热河）、西湾子（察哈尔）、公沟堰、归化城、河套三盛公、陕北三边小桥畔等处的教堂。1878年成立了甘肃代牧区；1883年时，内蒙地区已有教友一万四千名。于是教廷传信部便将这广大的地域划分为三个传教区：东边赤峯热河一带称为「东蒙古代牧区」；中间西湾子集宁一带称「中蒙古代牧区」；西边绥远陕北及宁夏一带称为「西南蒙古代牧区」。同年三位神父从甘肃到新疆开教，并寻找失联教友，1888年教廷同意新疆成立一独立传教区。

传教士初到塞外，发现要传教必须先解决当地人生活上的问题，起初他们将传教重点放在蒙人身上，经过几年之后发现传教成效不大，因为蒙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以及根深蒂固的喇嘛教信仰往往使得他们的努力白费。于是传教士除了陕北城川一带仍有蒙古教堂外，开始将传教重心转向移民口外的汉人，协助他们移民开垦，租地借牛，提供谷种及农具、挖渠灌溉、防御盗匪，成立围绕在教堂旁而居的教友村。

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传教士到内地建堂传教，租买土地，并要求归还先前遭没收的教产，于是和中国百姓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酿成教桉，到了60年代教桉的发生更趋频繁；而圣母圣心会在蒙古的问题则多是与土地开垦有关的纠纷。19世纪末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起源于山东，参与者以「扶清灭洋」为号召，蓄意与教会为敌。1900年春，义和团从山东发展到直隶省境内，6月初进入北京城。这个运动很快就蔓延到山西、河南、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地区。1900年春夏之交，内地义和团相继进入蒙古东部和西南部。在西南蒙古地区陆续发生了二十四顷地、三道河、小桥畔等三大教桉。其中以1900年7月在西南蒙古发生的二十四顷地教桉最骇人听闻，该桉是长城以北庚子拳变中桉发最早、伤亡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桉。西南蒙古代牧韩默理主教（Ferdinand Hamer）遣散年轻教士后，被拳民所焚杀。至于小桥畔则因有闵玉清主教（Alfons Bermyn）带领教友坚守教友村围堡，有效地抵抗了围攻。根据统计，庚子年间在圣母圣心会传教区内共计有一位主教、九位神父（包括八位会士及一位中国神父）、二千多名教友遇害。此外，数十年艰苦创设的学校和慈善事业也都摧毁无馀，这对传教修会来说是一大打击。事后获得了八十万的赔款，其中折成土地约四千顷，其馀以现金及牲畜抵偿。

有了土地，吸引了更多的教友加入开垦，教士也向蒙古王公租地。1900年后，利用赔款作为挖渠经费，数十年中完成了许多的干渠，有些水渠宽有十公尺，深有二公尺，甚至可以容纳黄河帆船，运输食粮货物及人畜。灌溉面积约有三千顷，每年能够播种许多农作物，大大地改善了当地农民的生活。

教士们除供给农户耕牛、设法保护家畜之外，对于家畜容易感染的瘟病，以及许多不容忽视的流行性传染病也都努力研究，例如霍乱、鼠疫、伤寒等，特别是斑疹伤寒。斑疹伤寒是华北和内蒙最常见的疾病，冬末与春季是发病高峰期，据统计，1910-1930之间有72位传教士都因感染此病而死亡。吕登岸神父（Joseph Rutten）透过一位波兰医生的介绍研发疫苗，并积极培育中国籍医师，1931年后才成功地抑制了该病。

1921年吕神父更募集了足够的捐款，开始建造归绥公教医院并添购设备，成为当时塞外唯一的现代化医院。该医院还附设男女护士学校，毕业出来的护士很多分散在绥远、热河和宁夏服务。另外，教会在各处广设诊疗所，由教士和修女为乡间民众治病。

慈善事业方面，每个传教区都有几处安老院收容无依的老人，民国以后更陆续设立了许多的安老院。另外，为拯救被丢弃的孤儿，也在各处设立育婴堂，不但救活了数千婴儿的性命，也使他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教廷传信部为了有效管理逐渐增多的教友，于是在1905年将甘肃划分为北甘肃及南甘肃两代牧区；1922年将内蒙教区重新作划分，即热河、西湾子、绥远、宁夏、大同代牧区；甘肃及新疆则由圣言会士接管。1929年时由西湾子代牧区划分出集宁；1932年由热河划分出赤峰，而集宁及热河代牧区由中国教士管理，圣母圣心会士仍在当地服务。当时计有中国神父二百五十多名，十多位修士，三百多位修女，他们都是圣母圣心会所领导、培养出来的。由于对日抗战日趋激烈，从1943年起，外籍神父修女陆续被送至集中营或软禁，国籍教士遂取代他们，成为传教区的真正领导人员。1946年中国成立圣统制，绥远成为总主教区，而在1951年由国籍教士接管；同年张可兴也接任西湾子主教。在牧灵成果方面，依据1945年的统计，圣母圣心会传教的地区共有233位国籍神父，239位会士，共同牧养二十三万五千名教友，有神父入驻的教堂224座。

19世纪的塞外并没有公立学校，传教士初到塞外，即解决学校问题，起初先设立短期书房，后来逐渐发展成新式教育，有科学、文学、宗教、伦理、社会等科目。教士们深知为求学校发展，使青年学生得到完善的教育，师资训练是第一要务，因此在每个传教区设立公学校，以便男女青年学生住校就读。

1925年到1935年十年内，教会学校的设立又进展更多，增加了学校222所，但其中积极发展的是小学。学生总数超过了两万五千人，学校也增至一千多所，出名的有察哈尔南壕堑的养正中学等。另外还有为蒙古的孩子创办了第一所以蒙文教学的学校。更重要的是，教会内也设立了初学院、六所小修院、以及在大同设立(1922)的大修院等，积极培养本地的圣召，前后培养了180位神父，大同的郭印宫主教即是其中之一。

文化方面的成就首推田清波神父（Antoine Mostaert），日后成为蒙古语言学、蒙古史及民俗学考古学的权威，出版了《蒙语集》及《蒙汉大词典》；司礼义（Paul Serruys）神父也是这方面很有成就的学者。彭嵩寿(Jozef Van Oost)蒐集民谣及土默特谚语；另外一位康国泰神父(Louis Schram, 一名许让)，写了一本《甘肃土人的婚姻》，由费孝通译出，历经战乱，最后才于1998年出版。狄化醇(Leo Van Dijk)、方希圣（Edmond Van Genechten）神父则是画家，对于圣艺中国化贡献良多。1947年圣母圣心会在辅仁大学设立「怀仁书院」，作为培养高等人才及会士们的研究机构，不少神父在此进修，可惜后来因时局变化而离国他往，有些在日本及美国的学术界获致成就。

总计自1865年起至1955年最后一位外国会士被驱逐出境为止，圣母圣心会总共派遣了679位传教士前往中国华北，范围有：内蒙、热河、陕北、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大同。当中有248位会士死于该地。至1948年为止，还有239位会士在长城附近工作。只就1910年至1930年，20年中竟有112位死亡的纪录，他们之中有半数未到35岁。在解放战争前后，共有六位神父死于中国（如石德懋Leo De Smedt、纪星朗Jozef Verhaert、沙智林Antoon Renson等），最后的一位国籍会士常守义也在入监多年后，死于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