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是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文化团体，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由于它的文化思想徘徊于欧化与国粹之间，对
新文化运动多持批评态度，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守旧势力而倍受冷落。而《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对学衡派文化思想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具体有文化观、文学思想、史学思想、教育思想、道德思想等五个方面.
很长时期以来，学衡派一直“名声不佳”。鲁迅先生写于1922年的一篇杂文《估〈学衡〉》历来被当作否定与批判“学衡派”的经典文本。其实，这篇短文只是对《学衡》第1期中的某些文章文字不通进行了一些就事论事的批评，还“未尝给对方定什么性”。而鲁迅之后许多人，包括茅盾和周作人写的文章，则多将学衡派定性为“复古派”、“反动运动”，原因只有一条：学衡派提出了不同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文化建构理想，且对新文化运动持批评态度。建国之后，在极左思潮的浊浪之中，对学衡派的评价承20年代新、“旧”思潮论战之余绪，将学衡派彻底妖魔化了，以至于一提起学衡派，人们马上会想起诸如“顽固保守”、“反动复古”之类的词。学衡派果真就如此“反动透顶”、一无可取吗？
吴宓先生在1963年曾有言：“《学衡》派的是非功过，澄清之日不在现今，而在四五十年后。”学衡派归于沉寂近70年后，在极左思潮得到有效遏制、思想解放不断深化、学术环境逐渐宽松，特别是在全球化语境中人们开始对新世纪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建构进行思考与探索的今天，人们终于有机会去重新认识学衡派的功过是非，审思其在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作为对学衡派的整体和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在欧化与国粹之间》以准确的考证、学理的剖析、辨证的思维，为我们打开了尘封的历史，开启了一条重新正确地认识与评价学衡派的新途径。
《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并不是刻意要扭转过去对学衡派做出的一切断语，而是力求打破过去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以全面、客观的态度重新评价与研究学衡派。作者指出：“今天我们欲客观评说学衡派，必须明确两个前提”：其一，学衡派是一个现代文化思想派别；其二，学衡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属于学理之争。在这个立论基础上，作者对学衡派的文化观、文学思想、史学思想、教育思想和道德思想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与审理，认为学衡派的文化思想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它阐扬
新人文主义，丰富了国人对于现代社会的思考；对于中西文化问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表现了一种更为健全的文化心态；对于我国的学术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作者也指出，学衡派有着比较明显的“厚古薄今”的倾向，并步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作者认为，学衡派所固有的理论缺陷并不能成为全面否定学衡派的理由，因为从实质上讲，学衡派终究是一个有影响的现代思想文化流派，其文化思想的本质追求与新文化运动并无二致，都在于致力中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新文化运动代表主流文化，而倡导新人文主义的学衡派则对主流文化起到了补偏纠弊与制衡的作用，二者实际上是互补关系。在全球化趋向日益明显、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步入新的历史阶段的今天，学衡派的“发扬非其时”的某些思想主张，正在逐渐显示其自身的合理性。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欧化与国粹之间》是将学衡派文化思想放在它所产生的特定时代背景下进行分析探讨的。进而指出：“学衡派的兴起，并非复古势力的反动，而是欧战后在西方和世界文化思潮大格局变动的影响下，中国社会文化思潮深刻演进的产物。”而历来对学衡派的“复古”与“反动”的批判，实际上都因其脱离对历史与时代的深入省察而往往陷入片面性与简单化，也就难以客观评价学衡派文化思想特有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