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楼上》是近代文学家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24年5月10日的《小说月报》上，后收录在鲁迅的小说集《彷徨》中。

《在酒楼上》以“我”的角度讲述了“我”与吕纬甫的故事。这里的“我”并不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也不只是一个旁观的叙述者，而是参与到故事中的人物。故事中的“我”和吕纬甫具有许多共同点“我们”曾是一起去城隍庙拔掉神像胡子的新青年；是议会讨论“改革中国”的方法道路而打起来、激情澎湃的青年。“我们”虽然曾经都拥有激情澎湃的理想，如今却因为革命的失败以及生活的无奈而落入沮丧和彷徨中的中年人。不同的是“我”和吕纬甫同样面对生活的无聊和寂寞，他们的选择却不同。“我”坚持在寂寞和彷徨中前进、反抗，而吕纬甫却选择放弃前进，回归到世俗生活当中。

鲁迅在“五四运动”之前，也就是正式进入文学生活之前，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方面，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共同压迫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另一方面，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思想也十分活跃，使得人们的思想受到冲击。当“五四运动”渐渐落幕后，知识分子不像之前那么情绪高涨，而是也跟“五四运动”一样，消沉了。《在酒楼上》正是创作于这一时期。

吕纬甫

《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当初曾以战士的英姿现身，但在屡遭挫折后变得一蹶不振，小说对吕纬甫的命运遭际，一方面给予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尖锐的批评了他以“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态度对待现实的消极情绪，鲁迅是将他的这种人生态度作为彻底反封建的对立物来加以针砭的，在这种针砭中，正寄托着鲁迅对于知识分子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的殷切期待。在鲁迅看来，吕纬甫在新旧之争中，不再坚持鲜明的反封建立场，人生态度变得颓唐，那实在太令人失望，也实在不足为训了。

“我”

《在酒楼上》里，小说的开头就交代了“我”的身份和经历，“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S城。”可以看到“我”的生活漂泊不定，想造访的几位旧同事也都不知散到哪里去了。由“我”的境遇引出了对当时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普遍离索状态的描写，同时引出了主人公吕纬甫，两人在酒楼中重逢。

与《孔乙己》《阿Q正传》《药》等小说不同，《在酒楼上》的主人公不是阿Q式的麻木的老中国儿女，而是觉醒了的新人。但是，鲁迅笔下的觉醒者，这些已经获得自我意识的年轻的知识者们，不但没有人性获得自由的兴奋、欢愉，反而产生了那种“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更加深沉的悲剧感受，鲁迅揭示给读者的是人的自由的艰难和沉重。

觉醒者作为人的存在必须与“物”打交道，而外部世界，“他人”——封建文化却通过“物”对觉醒者构成毁灭性的打击，使觉醒者的自我实现成为泡影。觉醒者首先必须获得一定的物质生活保障，否则难以立足。吕纬甫为了糊口度日就不能不教“子曰诗云”，否则连每个月二十元的生活费用也无法得到，他也就无法生存。但是，教“子曰诗云”又意味着向现实屈服，走向自我毁灭。这是一种二难境地：要实现自我，与现实对立，就无法生存；要生存，就得向现实妥协、毁灭自我。二者中任何一种都意味着人的毁灭。

小说还暗示了人的存在的深刻矛盾——觉醒者为情感所束缚。吕纬甫的主要行动就是依从母亲的嘱托给小弟弟迁坟，为顺姑送剪绒花。为了不伤害母亲的心，吕纬甫在迁坟过程中始终是一丝不苟。他给顺姑送剪绒花，一方面是母亲的嘱托，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感情在内。小说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当年顺姑请吕纬甫吃荞麦粉的情节，情深意浓，富有人情味。吕纬甫一方面人渴望与他人的联系；另一方面人又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在与他人的联系中难免成为他人的傀儡。这种矛盾是人的存在的最根本的矛盾，是与人的存在俱来的悲剧。

然而，作者所表达的不仅仅是绝望，还有直面人生的勇气，这种勇气正是希望所在。

情节

人物、情节、环境是传统小说里的三大要素，而情节是最重要的要素。但鲁迅把《在酒楼》的情节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第一叙述者“我”冒雪从洛思旅馆走到一石居，以逃避客中的无聊，与旧友不期而遇，两人一番把酒对酌言谈，听完主叙述者吕纬甫的一连串独白之后，各自顺着来时的路返回。从我遇旧友到旧友谈别后状况，“迁坟”“送剪绒花”“教授子曰”等主故事，件件皆是同质关系，没有垒营分明的冲突；没有精巧而出人意料的巧合，没有扣人心弦的悬念，只有一个充满抒情意味的酌酒闲话场景。这几件篇幅重大的事件，虽然与鲁迅本人的亲生经历相关，但其主功能并非详细记录某副现实社会真实的生活图景，集结某一宏大主题，即既非曹雪芹写《红楼梦》般的目的，也非福楼拜对包法利夫人的塑造结果。而是通过这几件事情蕴蓄、重复、强调“模模糊糊”的生活状态和无聊、孤独、负疚等情绪。

该小说情节淡化，无论是“我”，还是吕纬甫都不再是能够屡屡制造悬念，掌握全局，推动着事件的发生、发展、甚至是变更并决定结局方式的人物，而是纠结于“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生活状态所带来的颓唐和困惑，并沉浸于回忆过去“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不安于生活的平凡性、世俗性、物质性所带来的循环和无聊，同时又无力去抵抗它们所织的网罗，甚至被他们所奴役，为了世俗情理去“迁坟”、“送剪绒花”；为了求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不得不去教“子曰、诗云”这类压抑人性的课程。吕纬甫虽然敏于体验、感受，甚至能够进行深刻而彻底的自我反省，但却失去了传统小说当中人物应对艰难环境时所爆发出的强大行动力。他反复咀嚼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感受，以至于能够进行精确到位地叙述隐秘而细微的内心感觉。在“迁坟”过程中，当他决然地指令土工“掘开来”时，感受到了自己声音有些稀奇，并不无嘲讽地发现“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还能描述“我的心颤动着”这样细节化、私人化的感受。分析自己本可以不必再给弟弟迁坟，但为了使母亲安心，花掉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去迁一个空荡荡的坟，这一系列行为背后的荒唐、无聊和无意义。吕纬甫不光能够细致地探寻自己内心，还能敏锐地观察周围的对象。“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对阿顺的观察如此用心和仔细；对旧友“我”的反应，吕纬甫亦是“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最为深刻的体认在于，吕纬甫对自己的评价“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但是他对生活的观察力和对自我的感受力，只是化成了负疚和绝望交互感染的情绪体验，这些体验通过忏悔式的言说贯穿了整部作品，使小说以诗性的情感取胜而非曲折的情节。

意象

《在酒楼上》文本中，鲁迅运用了色彩感非常强烈的自然意象及气氛感热烈的生活意象。它们在小说结构安排，素材连接，故事推进等方面都起到了用关键性的作用，让主体和客体、日常世界和精神世界得以对接，“实现热情与冷峻的平衡”最终达到“多重的抒情”，即反讽的抒情。“在鲁迅小说的故事中，总是有看似不经意的几笔对季节和天气的描写，而且故事大多发生在寒冷的季节”。《在酒楼上》也不另外，“深冬雪后，风景凄清”短短八个字，交代小说的季节、天气，甚至是整体景物风貌，后面接上“懒散和怀旧的心情联结起来”为小说奠定了基本的情感基调。洛思旅馆“窗外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墙壁”“莓苔”及后面一石居的“店面”“招牌”“废园”一切生活环境和日常生活物象无一不是被暗淡的词汇所修饰的，它们共同地阐释着“风景凄清”这个氛围和感知。在见到吕纬甫这一主要叙述者之前，叙述者采用了重要的篇幅去描写非人物性的环境背景，通过灰暗、颓败、萧条的环境去映衬“我”到达了S城后，物是人非的景象及心中因此产生的孤独、无聊的心情和愁绪。旧同事不知散到哪里去了，学校不仅改了模样，还换了名称；原先没有的洛思旅馆，“我”现在住在里边；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感到物非人亦非的生疏。

背景

与传统的小说背景设置相较而言，《在酒楼上》的背景设置尤如一首诗歌，众多的意象围绕着“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而组建。洛思旅馆窗外寂静凄清的环境是“我”的情绪外化，也是在强化“我”的无聊，迫使我走向一石居的导火索。一石居中依然以个体意象的集合组合成整体主观的情绪体验。这酒楼的一切物件都将成为“我”和吕纬甫情感观照的对象，回忆的载体和投射物。

近代文学家周作人：“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树人。生于1881年，1936年去世。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 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 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