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的某地，少女花儿的母亲被继父马龙虐奸而死。花儿与马龙共住在乡间老宅，彼此难以接近。一天马龙竟借酒施暴，虐奸了花儿，还纵火烧房。中年医生文清途经此地，救出了花儿。文清将花儿带到都市，收养了她，并将她改名为静玲。十年后静玲已成人，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养父文清。而文清则默默地抑制自己的感情。年轻的时装摄影师乃川偶遇静玲就深深地受上了她，并发誓要娶她。在乃川疯狂的追求下，静玲产生了对态度嗳昧的文清最后一试的决心。当希望破灭后，静玲开始认真对待乃川的追求，乃川则顶住家族对静玲身世的猜疑。就在这时，当年因奸孕继女而入狱的马龙刑满释放。他得知静玲将与乃川结婚的消息后，就以静玲的身世要挟、欺诈她，还提出肉欲的要求。静玲忍无可忍，决意刺杀马龙，但未获成功。马龙果然将静玲的身世告诉给乃川，引起了轩然大波，乃川痛打了静玲。静玲回到家，未想到文清为洗刷自己感情暧昧的嫌疑，竞半夜要去乃川家替静玲修好。静玲深受羞辱，就离家出走了。在路途上她又遭到马龙劫持。为了让她跟从他，马龙还将当年强奸花儿所生的女儿寻来。这时文清和乃川也寻找而来。马龙绝望之中又强奸了静玲，以毁灭她的未来，自己也夺刀自尽。静玲最终自毁容貌，引刀自杀。
该片是一部足以振聋发聩的影片，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上，它都能够给人以充分的震撼。从该片的思想内容上看，被视为正面人物的文清、乃川和静玲，在影片最后变成了被揭露、批判和鞭答的对象。相反，干下乱伦与强奸罪行的反面人物马龙，反倒在影片的后部显示出充分、正常的人性，似乎比前面的三个人物更富有人情味。经过精心的和富于深意的处理，文清、乃川、静玲的自私、怯懦、冷酷与残忍，到剧情所展示的矛盾在高潮场面中集中爆发的时候，突然与强奸犯马龙形成了有力而鲜明的反衬。影片开头与结尾精心安排的象征性场面的内涵，由此也被发掘出来从而变得极其明确和有力，即对于什么是人性的善恶美丑，编导从中都引申出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从艺术表现上看，编导也似乎在刻意地要求，以音响、造型、表演的独特别致给观众以强烈的感官与心灵的刺激，使观众从影片所给予的“陌生感”“间离效果”中，引发浑长而苦涩的思考。让观众通过影片看清人自身的丑恶与不幸，从中实现关于生活与人的心灵与思想的飞跃。影片中那温情脉脉的慈爱与关怀，那美丽豪华的生活环境，那清新悦目的大自然，说到底却只不过是生活所给予的虚幻的假象罢了。编导通过把一个情节性很强的故事拆得七零八碎，剔除情节本身的血肉，打乱它自身自然的逻辑过程，来淡化以至消除它本来可以引起的“煽情”效应亦即足以催人泪下的艺术感染力，赋予朴素的生活过程以如此崎岖的形式，并在情节的自然发展当中加进这么多明显的非现实的音响、造型和表演因素。这一切都是为了通过这些高度观念化、程式化、符号化、陌生化、人为化的艺术表现来告诉世人：生活，并不是像外表上所看到的，直觉中所感到的，愿望中所想象的那样；在生活的底里，甚至在人们自身的心灵深处，也许是人们自身都尚未意识到的潜意识、下意识的精神与心灵的深层，都处处埋藏着不少与人们自身的愿望、理想、憧憬、追求相悖离的东西（《电影艺术》评）。
该片不能给人以快感和美感，更难给人以教化和启迪。由于影片中的人、情、事、理显得畸形和扭曲，因而给人的感觉是苦涩和别扭。特别是人物之间的恩怨情仇，都有悖于观众所能接受和认可的常态和程度。该片试图揭示世俗像地狱一样冷酷，但令观众觉得，幻想也和天堂一样虚无；试图表现剧中男人是道貌岸然的虚伪，但令观众觉得，剧中女人是少智无能的幼稚。该片故事悲惨而不悲壮，影片悲观而不美观，能引出观众的怜悯之泪，不能激发观众的奋进之情（《电影评介》评）。
该片在人物处理上有明显的失误。在该片中对那位时装公司的青年老板乃川从开始追求静玲到知道她的底细取消婚礼的过程，展现得比较细腻，但最后他又与文清一起去找静玲，呼唤她回到自己身边，并答应婚礼照常进行。这个转变就显得突然而有人为之感。最后那场“静玲之死”是全片的高潮，但在这场高潮戏中，文清和乃川这两个男人的形象显得苍白无力。他们是在“觉悟”后竭尽全力去救静玲的，而静玲的悲剧却又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他们竟一点办法、一点作为都没有。此外，静玲的继父马龙在片中的行为是丑陋的、兽性的，但他在关键时刻的那些表白，却没有及时有力的批驳，起了开脱他罪行的作用。后他又把着静玲的手用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得到了彻底的解脱。该片对这个人物丑陋行为的展现过多，在展现中又让他自己来表白、辩解，而对他的驳斥和鞭挞不力（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
陆寿钧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