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是西方政治地理学中创立较早、影响较大的核心理论。它历经兴衰，仍通行于西方世界，成为各国制定国防和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 “地缘政治学”一词最早由瑞典政治地理学家鲁道夫·契伦(1864— 1922)在所著《论国家》(1917)一书中提出。他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着重研究国家形成、发展和衰亡的规律。

美国著名学者斯皮克曼给地缘政治学下的定义是“一个国家依据地理因素对于安全政策的统筹规划” 。而另外两名美国学者佩尔蒂尔和潘赛则把地缘政治学看作是“运用地理学为政治目的寻求指导方针的艺术或科学” 。显然，这几位美国学者把地缘政治学视为战略地理学，也就是研究国家的对外政治战略(包括国防和外交战略)决策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

英国《牛津英语辞典》(第2版，1989)对地缘政治学提出两种解释：“①地理学对国际政治的特征、历史、结构尤其是与他国关系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研究本身；②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发展起来的一门伪科学。”第一种解释是给地缘政治学下的又一个定义，它和美国学者的定义大同小异；第二种解释专指为德国法西斯对外侵略扩张提供理论依据的“地缘政治学说” 。

从以上介绍的几个定义中不难看出，地缘政治学实际上是地理和政治的结合体，故又称地理政治学。它把地理因素(如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民族、资源、经济实力及战略军备等)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对外政治决策的一个基本因素；并依据这些地理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成，分析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及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

是地理和政治的结合体，又称为地理政治学。它关注地理学对国际政治的特征、历史、结构，尤其是与他国关系的影响，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对外政治决策的一个基本因素，并依据这些地理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成，分析预测世界或者地区范围内的战略形势以及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

拉采尔是德国慕尼黑工业学校教授和莱比锡大学地理学教授，一生著说繁多，他著书立说之时，正是达尔文的划时代学说——“进化论”广为传播的时期。达尔文的“进化规律”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学说，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例如，英国学者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与生物有机体间在三个方面具有相似性：一是两者都有调节系统，生物是中央神经系统，人类是政府系统；二是两者都有产生能量的系统，生物是消化系统，人类社会是经济系统；三是两者都有分布系统，生物有血管和动脉，人类社会有电讯和道路。拉采尔深受斯宾塞关于人类社会与动物有机体有相似性这一思想的影响，提出了有机体的国家理论。

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内容：

1.一个特定社会的人群集团或民族在特定的土地上所形成的组织——国家是一种单细胞的国家有机体。

2.国家是置于土地的基础上的，国家就是一群人和一片土地的有机体。国家离开土地即失去了国家生命的存在基础。国家是土地上人类的最大劳动成果。

3.把国家比作人体，边疆属于末端器官；生长中的地域为其四肢；公路、铁路、水道为其循环系统；国家首都则为头脑、心脏和肺腑。同时，国家又属于一个空间性的有机体，它是生命的物体，不断增长，国家的向上发展，就是土地与人民结合关系的增长。所谓生存竞争，即是争夺空间的竞争。国家的发展也就是国土地域的发展。

4.有机体是生长的，国家也是不断生长的，一个国家必然和一些简单的有机体一样地生长或老死，而不可能停滞不前。当一个国家侵占别国领土时，就是其内部生长力的反映，强大的国家必须有生长的空间。空间有机体的国家存在自然的增长趋势，如果没有强大的邻国给予有效的反对，它就会超越这些界限。

因此，有人把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的运动论归结为“国家有机体”、“生存空间”和“边疆动态论”的统一体。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影响尤为突出。尽管他并未提出“地缘政治学”这一概念，但后人还是根据拉采尔的国家理论确认他为地缘政治学的鼻祖。

“地缘政治学”一词，是瑞典政治学家契伦(1864—1922)的新创。他利用拉采尔关于有机体的国家论发展了地缘政治学，认为国家的行为应被看作是一种竞争力量，必然的结果就是少数强大的吞并弱小的，这是竞争中的永恒规律。这样，力量因素就成了国家的决定因素，只有大国强国才能影响大陆及全球的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契伦对沙皇俄国向外扩张的趋势而对他的祖国瑞典所产生的危险忧心忡忡。在他看来，瑞典所在的斯堪的纳维亚集团根本无力挽救这种趋势。解决办法是祈求德国老帝国能够成为未来德国——北欧集团的中心，从而维护欧洲中心的稳定。他在《现代的诸列强》(1914)中明确提出，德国向外侵略是“人类的使命的责任”，认为德国海陆兼备，这是争夺世界强国地位最有利的条件。契伦的这种思想与以后德国的侵略扩张意图不谋而合，从而成为第三帝国地缘政治学派的奠基人。

“海权论”最先是由美国海军史学家马汉(1840—1914)提出的，1890年发表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海权思想”。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中，分析国家的力量时首先应重视海洋。

影响各国海上力量的主要因素有：

1.地理位置

一个国家要想发展“海权”，首先必须在地理上便于进入世界的海洋。

2.自然结构

只要一个国家拥有无数得到保护的优良港湾和深入腹地富庶地区的大河，这个国家发展海权的动力在一定时期就会爆发。

3.领土范围

因为领土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口的分布，如果拥有同海岸线长度成正比的人口分布，那么这个国家海权发展的主要内部障碍就不存在了。

4.人口数量

一个海权国家必须拥有足够的人口，才能有大批水手以及从事制造海军设备的劳动力。

5.民族素质

建立一支强大海军，关键在于全体公民对海上商业利益的渴望和需求。

6.政府性质

即政府有发展海上力量的决心。

马汉进一步分析，海陆的增长或削弱，还受制于下列因素：

(1)一国国内生产力水平，它必须要不断扩大生产可供对外贸易的产品；

(2)必须拥有进行海外贸易的大规模运输船只；

(3)殖民地和基地应能保障扩大和保护船只的运输；

(4)必须有一支海上武装力量——海军来保护海外基地和殖民地与本国基地间的交通线。

关于海上武力与一国的海权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海上武力因竞争而生并导致更加激烈的竞争；

(2)海军的存在就是为了参加海上战斗，保卫国家海权体系的完整和正常运转；

(3)海军创立后，不仅要将国家的海权推广到地球上的各个角落，而且它逐步演变成了国家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有力工具。

马汉的思想对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创建的海权学派导致了全球“新海军”的崛起；美国史学界称他为“带领美国海军进入20世纪的有先见之明的天才”。当时，美国完全征服了内陆，马上就要由内陆国变为海洋国，马汉的著作成了这种发展的理论基石。

19世纪末，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和陆地机械运输革命的发生，使海权逐步让位于陆权。最早阐述这一观点的是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1861—1947)，他曾任牛津大学地理学教授和皇家地理学会会员。麦金德一生从事教育和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对国际和各国局势的变化的历史观察和思考，寻找一种“至少能表明世界历史中某些地理因素的公式”，而“这个公式具有透视国际政治中的一些对抗势力的实用价值”。1904年，他在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历史的地理枢纽》这篇著名的论文，首次提出了“心脏地带”这一战略概念，成为第一个以全球战略观点来分析世界政治力量的人。此后，麦金德又分别于1919年和1943年发表了《民主的理想和现实》和《全世界赢得和平》两篇论文，对他的理论进行了论证。在麦金德看来，整个世界的历史就是大陆强国和海洋强国相互斗争的历史，尽管海权强国占过优势，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由于陆权国家人力和物力资源丰富，并且交通日益改善，海权国家终将被陆权国家所压制。因此他提出，世界力量重心所在的欧、亚、非三洲由于陆上交通发达，已变成一个世界岛；世界岛的中心位于欧亚大陆中部的心脏地带，其范围大致西起东欧，东至中西伯利亚和蒙古，南起小亚细亚、亚美尼亚、波斯和中国的西藏，北至北冰洋。其外围则依距离的远近和人力，除东欧这个门户外，其余方向海权国家均不易进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堡垒，而占据心脏地带的国家却屡屡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扩张。据此，麦金德断言，占据东欧是控制心脏地带的关键，并把他的全球战略思想归纳成著名的三段警句：

谁统治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

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

麦氏分析认为，最有可能控制心脏地带的是俄国和德国，因此警告西方防止俄国的扩张和俄德联盟。麦金德提出陆权论的本意是想提醒作为海权国的英国，它正面临着陆权国家兴起的严重挑战，需要修改战略和外交政策，然而由于德国所处的大陆位置，它比麦金德的祖国更能从该理论中获益。麦金德晚年时根据世界战略地理形势的变化，意识到“企图支配世界的威胁，与其说来自东欧，不如说来自心脏地带本身，即来自苏联” ，而单凭西欧国家的力量远不足以遏制苏联，因此提出了以北大西洋及其领海和与之相连的江河流域为区域范围，以英国为海岛航空港，法国为桥头堡，美国和加拿大为强大基地的“地中洋” 概念，认为“地中洋” 地区可以同心脏地带分庭抗礼。从其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1949)不难看出他的这一新思想的影响：该组织的成员国基本都是“地中洋”地区的国家。

麦金德的陆权论在其后半个世纪中成为西方地缘政治学的通行理论，多数西方战略家还是按照麦金德的描述来观察世界。事实上，人们从二次大战后西方集团从未放松对东欧的争夺这一事实中，就不难找到麦金德地缘政治思想的痕迹。

杜黑(1869—1930)是意大利空军战略理论家，他把地理环境与战略结合在一起研究的思想方法使其理论在地缘政治学占有重要地位。杜黑在《制空论》一书中全面阐述了他的基本理论观点。

1.“航空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活动领域，结果就必然成为一个新的战场”。今后“空军极有可能单独完成战争使命，不必有陆、海军参与”。尤其重要的是，空中力量具有比海上和陆地力量更为有利的机动性，飞机在行动和方向上享有充分的自由。它可以用最短时间(沿直线)沿任何方向的路线向任何地点往返飞行。由于这种独特武器的出现，未来战争的样式必然发生深刻的变化，战争的主要特性将与以往战争根本不同。空中力量的发展将使陆权和海权受到严重削弱。

2.制空权的获得是取胜的关键。“掌握制空权，能阻止敌人飞行，同时保持自己飞行” 。夺取制空权一般通过两个途径：①在空中与敌方空军交战而取胜；②摧毁敌方地面空军及其基地。

3.空战中进攻作战是最重要的。空中进攻的目标包括工商业设施、重要公私建筑、运输干线和交通枢纽以及某些特定的居民区。

总的看来，杜黑的论点主要是围绕“制空权”这个中心主题展开的。事实证明，制空权的确是战争中一个非常有力的手段，特别是在太空武器飞速发展，杜黑的理论与核时代的战略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

德国地缘政治学是西方地缘政治学中的一个极端主义思想流派。它发展于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败又急于复仇的岁月里。代表人物是纳粹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费尔(1869—1946)。

豪斯霍费尔在一次大战中曾任德国陆军少将，纳粹时期官至德国科学院院长。他在慕尼黑创立了地缘政治研究所，还于1924年创办了《地缘政治学杂志》(月刊)，使之成为纳粹德国对外侵略扩张的重要支持者和倡导者。

豪斯霍费尔及其创立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派深受拉采尔、契伦和麦金德理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发展成以下几个论点：

(1)国家是一个有机体。

生长的意志、生活的意志、获取权力的意志，决定国家的命运。

(2)生存空间。

指足以供养一国人口的土地面积和自然资源。国家既然是一个有机体，它必须进行扩张。出于其生命的本能追求，国家必须向其领土之外进行扩展，即扩张其生存空间。大国即是扩张的国家，没有一个大国真正处于“饱和”状态。新的国际法应确认生存空间扩张的必要性。

(3)国家经济自给自足。

经济自给自足是国家独立存在的需要，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要求经济的边界不可超越防御的边界线。如果生存的需要依赖外部世界，将在战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4)泛地区。

豪斯霍费尔认为，现代世界中成功的扩张将最终导致具有地理意义的大国组织形式——泛区的出现。1941年，豪氏将当时的世界划分为四个各由一强国控制的地区：以美国为主导的泛美利坚区、以日本为主导的泛亚细亚区、以德国为主导的泛欧非大陆和正在形成中的以苏联为主导的泛俄罗斯。最后，德国应当强大到接管泛美和泛亚地区。

(5)海权和陆权。

豪斯霍费尔认为，相对于俄国而言，德国同样享有控制世界权力“枢纽”地区的有利条件，而且比俄国更易接近海洋，因此，德国应追求双重的世界权力，既控制心脏地带，又夺取海上霸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失败，也标志着德国地缘政治学派所倡导的理论和战略的失败。战后，德国地缘政治学受到谴责和摈弃是理所当然的，但这并不是地缘政治学理论本身的错误，更不是地缘政治学关于军事战略思想方面观点的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思想重新在西方大国的外交战略制定中占据重要地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冷战后，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已成为世界各大国追求的战略目标。

美国一些从事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认为应放弃以军事实力作为全球称霸的主要手段，而转向以国际投资、自由贸易等经济手段作为维护美国经济利益与经济地位，确保世界霸主地位的主要手段。

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要理论的学说即被称之为“地缘经济学” 。

在各国追求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的同时，也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促使它们进行协调与合作。在地缘经济学的作用和影响下，一方面，地区经济合作增强，区域经济集团化进程加快。这主要表现在欧、亚、美三大经济区域集团化由小到大，由初级到高级，不同发展水平并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主要表现在：

①世界贸易快速增长；

②国际资金流动异常活跃；

③生产与经营全球化不断增强；

④科技信息传播全球化；

⑤经济困境的全球化不断加深。

综上所述，地缘经济正在推动国际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并促进和加速世界经济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

1993年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1993年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对国际政治的演变特征进行了独特的分析论述，构建了一个较完整的国际政治理论。亨氏认为，世界政治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或国家间的经济摩擦与政治对立，而是截然不同的文化。亨氏解释了冷战后文明冲突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原因，预言文明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不仅如此，他还认为相同文明的集团或国家将在未来的全球文明冲突中团结在一起，而且儒家文明将同伊斯兰文明联合起来反对西方文明，形成非西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对抗的局面。

亨廷顿还认为，冷战后将出现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国际体系，西方仅为其中之一。西方的文化价值不具普适性，其影响力已呈下降趋势，因此西方文化缺乏同化、整合其他文化的力量。同时，非西方社会也将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拒绝西方强加给它们的文化价值。如果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硬要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其结果将适得其反，将会激化矛盾，引起文明冲突。当然，亨氏宣扬他的观点，绝非反对西方文明的统治，他只是善意地提醒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决策者们，不要被冷战的胜利冲昏头脑，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以免把战线拉得过长，树敌过多，陷入被动境地。显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并没有摆脱冷战的思维方式，在冷战后西方国家内部凝聚力下降的情况下，他企图树立起非西方文明作假想敌，以维护西方的内部团结和美国的霸权地位。《文明的冲突》面世以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不断恶化的巴以冲突、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特别是9.11事件)似乎验证了亨氏理论，也使得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再次引起广泛注意。

9.11事件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面对新形势，基于对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等现实威胁的认识，全球加大了反恐和防扩散的力度，但世界各国都极力地避免把反恐斗争与“文明的冲突”相联系。当今世界某些不同文明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但也存在着不同文明之间和平共处、共同繁荣，甚至相互融合的现象。文明或文化的多样化是当代国际体系一个重要特征，这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地理格局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成为正确认识国际形势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