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花鼓俗称花鼓子，是一种流传在宜昌市域秭归、兴山、宜昌等县的古老的传统舞蹈之一，是一种载歌载舞的演唱形式。据老艺人祖辈相传推断，至少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从“一周二岁打花鼓，打到九州十三府”的台词唱腔来看也说明了它源远流长。 地花鼓属灯舞类，最初仅限于春节等传统佳节时与大闹花灯活动穿插进行，汇同“狮子”、“龙灯”、“彩莲船”一起进行表演，载歌载舞，情节生动，内容朴实，表演风趣，喜闻乐见。这种传统文化习俗后来逐渐进入人们日常生活领域，民间操办红白喜事也打起花鼓子来。

地花鼓多为两人表演，一旦一丑（扮成一对情人或一对夫妻），旦角自古来是男扮女装，后才发展为男扮男，女扮女；也有四、六、八人花鼓，男女成双。表演时丑执行折扇，旦执绸巾，不扮演人物，无情节贯穿，有小鼓、阴锣、大钵、马锣等击乐伴奏。锣鼓声中先由丑角出场，手持折扇，咏罢介词（登场诗），接着与锣鼓班子搭白，与观众交流，插科打诨，有固定的台词，也有即兴创作的，然后请出旦角边唱边舞。丑角表演诙谐、大方、旦角表演含蓄、羞涩。

地花鼓表演的内容大多是劳动和爱情生活，如“数花”、“探郎”、“奴在闺房闷沉沉”、“十二个月”、“五更”、“十爱”等，也有唱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如“乌鱼招亲”、“玉堂春”、“一出宝台面朝东”、“一进门来把脚跌”等，有的内容是恭贺、祝福之词，这类大多是即兴创作。

地花鼓舞蹈动作新颖，节奏明朗，动态优美，舞蹈性强，有固定的步伐和造型。特点是下沉、扣胸、稍曲膝、扭腰、晃肩、绕扇花等。无论调度和造型，旦、丑角都相距很近，来往舞时“背靠背，面对面”，不能超过一条板凳的长度，所以表演不受场地限制，堂屋、稻场、屋场、阶檐均可演出。

地花鼓音乐唱腔多采用民歌小调，没有固定的曲牌，因而造成唱腔自由化的特点，加上各地艺人把自己熟悉的民歌小调大量渗入使用，又使地花鼓更为生动丰富，结构完整。各地的地花鼓虽同出一源，但风格特色各有差异，有代表性的如秭归三闾花鼓子、茅坪建东花鼓、两河跳花鼓、新滩琵琶丝弦、兴山南阳地花鼓、榛子地花鼓、古夫地花鼓、高桥地花鼓和宜昌平善坝地花鼓、莲沱地花鼓等。

南县“地花鼓”起源于清代嘉庆初年，是南县人民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 它从民间山歌、小调和劳动号子的基础上演化而来。以其朴实粗犷的动作、活泼自然的表演、巴酽的生活气息、独特的艺术风格，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湖南的长沙花鼓戏就是在这种地花鼓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南县“地花鼓”的启蒙期是对子地花鼓。一丑一旦（丑、旦都是男人装扮的）持扇持绢 ，同歌同舞，配有锣鼓唢呐，欢娱在屋场乃至渔舟之上。它的发展期为清代嘉庆年间，当时，南县北河口、牧鹿湖等乡镇马戏团盛行，后与对子地花鼓揉合，演变出了一种新的民间艺术形式，即竹马地花鼓。清代道光年间，境内垸落雏成移民纷至沓来，闹元宵、庆中秋加围龙与之吻合，便把南县“地花鼓”推向了兴旺时期。解放后，欢庆土改和合作化人民公社成立的庆典，把地花鼓推向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十年文革，地花鼓亦戴上了封资修的帽子，走过了冷落沉寂禁锢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使文化生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濒危状态日益加剧。

南县“地花鼓”有“对子地花鼓”、“竹马地花鼓”、“围龙地花鼓”三种形式。“对子地花鼓”也称“单花鼓”，两男妆扮一旦一丑。丑角以系红巾或戴草帽蒂子、砣帽、酒蒂子为头饰，身着一套浅蓝色或黄色、黑色服装，手拿巴蕉扇、纸扇、绸扇为道具，在两眼和鼻子上划三道白粉，看起来像个“小”字，故称小花脸。旦角以顶绸帕、系手巾、扮仙头、巴巴头插红、黄色饰物，身着一套用被面做的红色的彩衣彩裤或彩衣彩裙，手拿丝织红绸、酒杯为道具 。二人载歌载舞 ，按“十二月望郎 ”、“拖板凳”、“十月看姐”、“采茶”、“插花”、“扇子调”、“送财歌”等曲调的词意玩“套子”转“窝子”，特别是用扇子和手帕子来表达人物的情绪与性格。“竹马地花鼓”，一丑一旦的服饰妆扮与歌唱内容、表演程式与“对子地花鼓”相同，增加的主人公是位武士，她头戴红色仙头或戴白色礼帽，身穿白色或红色武打衣，手持马鞭，肩背或腰挎铺上各种颜色的竹马，与地花鼓的丑、旦穿插表演，走“8字（有的还配有翻筋头的马夫）绕圈子，玩套子，场面威武，表演细腻。围龙地花鼓，旦 、丑的表演程式与对子地花鼓略有不同，进门有送财，出门有辞东，龙头龙尾联接十一节或十三节龙把子，配合地花鼓舞出戏珠、起井、盘柱、顶蝴蝶、睡罗汉等套式，或摆出五谷丰登字样，渲染喜庆和吉祥气氛。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倡红军士兵演唱花鼓调等类游艺活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选集》卷四，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565页）。发掘、抢救和保护地花鼓，这对于振兴民族艺术，弘扬民族文化，代表先进文化将产生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