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狗》是秘鲁诗人、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城市与狗》主要讲述的是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学生们的生活以及他们与学校当局之间的种种矛盾。小说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打架斗殴”“金钱交易”“赌博”等丑恶行为，来揭示上层社会生活的糜烂和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在这所学校里，读者可以看到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幻想以及痛苦，也能够了解到控制整个学校以及人们思想的枷锁。略萨对这种军事的生活和文化持批判态度，在那里充斥着一系列不安定的因素（争强好胜，好狠斗勇，生活放荡……），而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学生们的发展。作品中刻画了大量的人物形象，作者通过巧妙的描写将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向读者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形象的画面。

《城市与狗》以一所军事学校为背景。“城市”指秘鲁社会，“狗”指军校学员。同大多数未成年人聚集地一样，该校在外人和少年眼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家长们将这里视作让孩子们得到磨炼、成为真正男子汉的地方。少年们却在这里形成了自己的小社会：新生刚一入校就要遭受“洗礼”，从财物到自尊，遭到全方位的抢劫和凌辱；等新生升入高年级，同样继承“传统”欺压低年级；抽烟、喝酒、聚赌、偷窃、拉圈子、群殴、装病请假、越墙出逃、嫖娼，甚至偷考卷买卖试题都是家常便饭，大部分教官毫不知情，协助管理的士兵视而不见。直到一个绰号“奴隶”的少年在演习中被枪杀，他唯一的朋友阿尔贝托终于挺身告发。作品中用了大量篇幅描写“打架斗殴”、“金钱交易”、“赌博”、“嫖娼”、“上课捣蛋”等丑恶行为，揭示出底层人生存的艰难处境，有相当大的震撼力。

作者塑造了一个“中间人物”，他名叫阿尔贝托，为人不卑不亢，不欺负弱小，也不容强者欺负。在捍卫尊严和个人合法权利方面，阿尔贝托绝对不放弃斗争，这个人物是略萨的化身。在《城市与狗》里，阿尔贝托时而生活在社会上层（豪华住宅区），时而与来自社会底层的黑人、混血种族学员住在同一宿舍；他既看到了上层社会的伪善、欺诈和糜烂的生活，也了解了贫苦阶层的悲惨处境。这两个极端他都不能接受，因此宁肯躲进文学天地，逃避“狗咬狗”的生活。这样，阿尔贝托就逐渐培养了这样一种能力：建造文学的城池，去抵挡“城市”喧嚣和“狗”们的狂吠；因为文学为个人的反抗提供了武器，也提供了施展的空间。

即将暴露的丑闻终于不了了之，社区张开双臂，欢迎这些从军事学校毕业的年轻小伙子。他们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甚至不乏温馨一面，个性中的残暴、疯狂和邪恶仿佛只是一种在军校环境下爆发出来的青春期综合征，涂上时间的药膏后自然痊愈，继而甚至被遗忘。只是当初那个唯一没有做过任何坏事的男孩，死在了军事演习中，他暗恋的女孩，则与心地亦有纯良一面的凶手喜结良缘。作品分为两部。

《城市与狗》的背景是一个真实的背景，它就是秘鲁的首都利马一个很有名的军事学校，叫做普拉多学校。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是一所标榜救治社会问题青年的学校。这个学校有一个非常高压的严格管理方式，整个学校崇尚一种雄性气质，因此这里面常常会出现学长欺负新生，新生后来长大了要报复学长，这些非常粗暴的行为，这里面的老师，这些军官也用一个很粗暴，很高压的方法，专制的制度去管理学生，而且这里面还充满了各种的腐败，各种的官僚主义的气息，比如说发生了很严重的大事，但是学校就怕国防部问罪，所以就想办法轻描淡写，把它大事化小。略萨本人曾经在这个学校就读过，他写这本书得罪了他的母校。

阿尔贝托

阿尔贝托是略萨塑造的一个特别人物”，他的外号是“诗人”，为人不卑不亢， 不欺负弱小， 也不容强者欺负。在捍卫尊严和个人合法权利方面， 阿尔贝托绝对不放弃斗争。阿尔贝托时而回忆生活在社会上层中的诸多时光时而与来自社会底层的黑人、混血种族学员住在同一宿舍他既看到了上层社会的伪善、欺诈和糜烂的生活也了解了贫苦阶层的悲惨处境。这两个极端他都不能接受， 因此宁肯躲进自我的虚构的文字世界里， 逃避狗咬狗” 的生活。这样阿尔贝托就逐渐培养了这样一种能力， 为他人代写书信， 虚构小说， 逃避现实， 建造文学的城池， 去抵挡城市”喧嚣和“ 狗们的狂吠因为文学为个人的反抗提供了武器也提供了施展旳空间。阿尔贝托去告发美洲豹， 但得到的不是认可与支持， 即使得到甘博亚中尉的支持也是微弱而徒劳。山里人卡瓦是牺牲品， “奴隶” 也是牺牲品， 阿尔贝托出于义愤与友情， 挺身而出但面对的则是更为强大的势力。

里卡多·阿拉纳

里卡多·阿拉纳绰号“奴隶”，学生，来自秘鲁贫困山区，他胆小怕事，遵守纪律，“奴隶”永远不会运用暴力建立威信，他为人不卑不亢，善于伪装，但”奴隶“无论怎样掩饰自己，总能让同学“一眼就看穿：软弱无力，不能自卫，像个奴隶。”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从来不会惹事的小伙子，在学校里却成了学员嘲笑取乐的对象，偷试卷的卡瓦就曾经抢他的烟、钱，更为恶劣的是，在“奴隶”睡觉的时候，向他身上小便，即便这样，这个小伙子也不敢反抗，但是这么善良的、怯弱的学生，一个谁都敢欺侮的、被称为“奴隶”的人，最后却在军事训练的时候，死在同伴复仇的枪弹下，因为“学校里，人人尊重复仇行动。”他们逐渐接受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以暴力的手段解决问题生存法则。

小说第二部分主要写诗人阿尔贝拉对“奴隶”之死举报以及关于奴隶之死事件的处理，像第一部分一样，举报和处理也只是一个线索，但这个线索却显示了独裁者对个体生命的漠视，“奴隶”在军事训练中被人枪杀，因为子弹是从后面穿过奴隶的脑袋的，很显然这既不是自杀也不是“奴隶”本人无意中擦枪走火造成的，而是有人借机杀人，是一个重大的恶性刑事案件，学生阿尔贝托认为“美洲豹”具备“杀人的动机”，奴隶举报了偷化学试卷的卡瓦，而卡瓦偷试卷是班上秘密小组织“圈子”安排的，这个小团体的首领是“美洲豹”，“美洲豹”能成为首领是因为他凶悍、勇武，不惧怕暴力，而且是一个信奉暴力复仇的人，如果说学校是监狱，他就是监狱中的牢霸，偷窃试卷是他组织和指挥的，试卷偷窃出来除了能够保证自己考试过关外，还能私下买卖试卷，换取其他学生的金钱与尊敬，当人们怀疑“奴隶”说出了这件事的指使者，复仇心理极重的“美洲豹”，就利用军事训练的机会枪杀了“奴隶”。

“美洲豹”

“美洲豹”小时候是一个天真、勤奋、细腻、热情的好孩子，因为贫穷、母亲的邪恶以及所爱的姑娘特莱莎贪恋金钱，他逐渐走上犯罪道路；他于一桩偷窃买卖失败后仓皇逃命，避难于教父家，与教母私通；到了学校又创建“圈子” ，称王称霸，无恶不作。

《城市与狗》小说的主题即对秘鲁独裁政治的文化反思。小说主要以20世纪50年代一群军校士官生的学校和家庭生活，一方面揭露了城市和家庭生活的阴暗，一方面也揭示了它们对少年生活及心灵的影响，显出了作者对军事独裁统治社会背景中秘鲁青少年成长这一社会问题的关注，从而表达了对秘鲁军事独裁政治的文化反思。作者选择了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这一特殊的背景，以这里军校生的群体生活为参照并从其中选择了几个极有代表性的个体，以个别与群体结合的方式表现了这一重大主题。同时，在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叙述声音中，无不与此相适应地采用了这种部分与群体结合的方式，保持了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体现了作者较高的艺术功力。作者以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作为秘鲁现实的写照，写出了它的罪恶、阴暗、卑鄙与堕落。

结构现实主义

结构现实主义在拉丁美洲文学中一直处于支柱地位，这种以立体性架构全景的文学结构能从多维度反映社会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多样性。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长篇小说《城市与狗》中表现出鲜明的现实批判倾向，小说突破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在闪回、多镜头摄影和蒙太奇等手法中灵活地剪接对话和独白，通过多个时空场景的并置真实地描绘出现实的原生态，采用多元素糅合推高结构现实主义的立体时空性，从而架构出一种新型的现代立体性小说结构。

一、现实批判的鲜明倾向性

任何一部作品都离不开作者所处的时代，也离不开作者的思维模式，时代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是推动这种复杂精神意识的原动力。略萨在作品中用文学来关切和唤醒社会责任感。童年的略萨因为家庭残缺，内心充满了恐惧和仇恨，在文学的感召下，这个孤独的小男孩最终点燃了对于生活的希望。年轻的略萨更是接受了萨特关于文学应该对社会有所承诺的理论，认为文学可以改变历史进程，所以始终坚持用文学做武器去揭露和批判现实中的人性丑陋，对军事独裁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情绪。

带有“青春文学色彩”的《城市与狗》是少年略萨迫于父亲的压力误入军校这一经历的真实写照，是种难以逾越的青春灼伤，真实地刻画出军政体系的卑鄙与残忍。小说中无言的成长剧痛和对社会敏感神经的触及在秘鲁一度引起热议。略萨笔下的军校是大人心中“锻造英雄的圣地”，却是军校学员眼中“恶魔盘踞并繁衍的地狱”。主人公为了接受所谓的“社会化洗礼”步入军校，见识到的却是“城市”中“狗”的种种恶行，底层的艰难凄凉与上层的精神沦丧都使他感到压抑窒息。略萨化身为中立者“诗人”阿尔贝托，作为连接“城市”与“狗”之间的一座桥梁，不卑不亢地捍卫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以文学建造的城池来抵挡“城市”的喧嚣和“狗”的骚动。因为文学为个人的反抗提供了武器和施展的空间。文学就是要揭露，要批判，要破坏旧秩序，要与压迫者和剥削者唱“对台戏”。这位拉美的“德莱赛”用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决裂与抗争”来宣扬自身的政治倾向，并认为“作家的天职就是反抗”，所以秘鲁军方的焚书并没有焚毁他的“不妥协”，更不能斩断他伸向社会现实的批判触手。这种敢于用刀枪冷箭来直面黑暗的斗志，甚至在颠沛流离中也从未消磨，这也成就了这个“流亡作家”政治家般的写作姿态。

略萨对现实的高度敏感性决定他不仅只是静坐于书斋的作家，更是关心治乱兴衰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秘鲁的文化语境中，政治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略萨坚持认为小说的任务就是要抓住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予以揭露和抨击，以便加速旧世界的崩溃和新世界的到来。《城市与狗》的每一页都抒写着对社会现实的“决裂、反抗和批判”，“城市”的丑恶和“狗”们的凶残根源皆在于独裁统治制度，然而毕竟《城市与狗》只是略萨早期的作品，反独裁题旨还比较隐讳，只是描述了人们对于这种畸形政治的藐视和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在全书的末尾，略萨还试图强调友谊和爱情应该成为人际关系紧张的缓冲装置，也就是中尉提出的“通过友谊和爱情”来善待他人，至少“不做无谓的牺牲”，但是这完全不能解决严重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造成的冲突。不简化生活，不庸俗化生活，展示生活的复杂与真实才能更好地认识时代特征。

略萨在《社会的责任和拉丁美洲作家》一文中也指出，从一种意义上说，人们惯于把文学视为与生活问题和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社会里一切被压抑和歪曲了的事，将被提出并加以描绘和谴责。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也赋予作为一个公民的作家一种在道义上和精神上的领导权，只要他身为作家，他就得按照人们心目中期待他担任的这种角色去行动。在拉美国家，一个艺术家只作为艺术家，就会成为一种道义上的犯罪，政治上的罪恶。可见，略萨肩负的社会责任是来自道义上的外在压力和文化上的内在自觉，他的作品都以政治和社会为题材，带有鲜明的批判倾向性。因此，略萨的作品中体现对于社会的强烈干预意识相比于各个时期和世界各地区的文学来说都是极其罕见的。

二、结构现实主义的立体时空性

略萨倾心于小说艺术表现手法的实验与革新，在别具一格中自成风格。略萨在创作技巧和艺术风格上对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为了深刻描述拉美社会矛盾的根源，略萨大量汲取了福克纳的独特文学技巧，特别是在小说结构上借鉴了福克纳的时空性，通过嵌入带有自身元素的狂野语汇，穿插跳跃地串联了各个人物的心理节奏和情感力度，使得情节引人入胜。“在略萨的小说中，结构总是最大限度地参与了对主题及人物形象的创造”。略萨这位建筑师本着实验主义精神尝试突破常规的板块结构，在非线性的模式中使情节松散在光影蜕变中，从而架构出一种新型的现代立体性小说结构全景。鲜明的立体感是结构现实主义作品的特点，这种“立体感”一是体现在作品的整体结构上，二是体现在对话上。

首先，多元素糅合推高结构现实主义的立体时空性。灵活地吸收绘画和影视等诸多新元素来强化立体结构的艺术气息，视角推换于广角和微距之间，割断了时间，粉碎了空间，使文字在时空交错中渲染出一种立体的美。如果简单地用传统的线性写作结构，秘鲁社会的各个侧面和人物是不可能按连贯逻辑性透彻地叙述出来的，只有把颠倒时空的碎片并置衔接在一起表达才更有效。其次，在闪回、多镜头摄影和蒙太奇等手法中灵活地剪接对话和独白，以突出立体性小说斑驳陆离的艺术风格。“对话是使人物呈现在读者眼前——使他们登台表演——的一种更为现代化的手法，这种手法能吸引人，饶有兴味，条理分明，而且能表现出不同人物的性格”。小说中人物的“只言片语”在时空灵动中有着各自的对照和关联，使得略萨笔下的画面频频切换，为读者带来无尽的阅读快感。再次，多个时空场景的并置真实地描绘出现实的原生态。略萨在视角转换的自由度方面显示出收放自如的醇熟。他超越了《喧哗和骚动》中的工整对称的“对位式结构”，采用了多视角综合叙述的方式来布局《城市与狗》，期间穿插了多个形态各异的人物视角，以期使读者在琐碎的意识片断中寻找内在联系。“美洲豹”的童年，在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中是一个遭遇坎坷、误入歧途的少年；而在全知视角叙述中，却又时而恃强凌弱时而重情重义。多视角转换正是作者故意把个体叙述视角平等展开，试图更好地通过深入人物内心来完成深层的完整性情节叙述的手段。略萨以阿尔贝托为全知视角布局全篇，并给予军校中每个视角机会去叙事，在视角转换之间挖掘人物内心并推进情节，个人和整体的叙述视角在“盗窃考题”“告密者之罪”和“枪支走火”等一系列情节中，通过叙述镜头的伸缩转换，逐渐焦距出作家的创作主张；读者也要辨清情节的层次，把叙述线索横向连接投射到一根垂直的暗轴上。最后，《城市与狗》的叙事语言幽默冷静，对话则卑劣粗俗，表明略萨具备醇熟的文学写作意识，能够轻松驾驭小说中的“展示”和“讲述”，通过不断变换的手法轻易地将读者从一个场景引向另一场景，以情节图像的动态美来启发读者对伦理道德的思考。看似分割的片段，实则是略萨别具匠心地安排。文字的交接和画面的跳跃使作品获得了更大的时空内涵。略萨的小说是对读者阅读习惯的挑战，他们必须以空前的积极主动性和非凡的想象力“拿着笔和纸阅读”“重新构造”作品，获取故事，与作家共同完成小说的创作。一如既往地逐字阅读已经不能令读者轻轻松松地掌控情节主线，读者必须以自身的经验来通过跳层阅读粘合散置的多画面。略萨不仅用文字搭建了舞台，而且使小说中的人物在舞台上跳的酣畅淋漓。

三、结语

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体现在创新的叙事技巧和丰富的表现力上，如果单纯地把文学具体化为社会和政治上的目标，文学的功能就会被歪曲；如果确切地把文学定义为客观现实的见证，那么其与历史和社会学之间就毫无区别；如果教条地阐述文学作品的意图，就会沦陷于浅薄和简单。略萨的作品在注重内容的同时，更没有忘记艺术性，这也是略萨作品巨大价值所在。尤其是在结构上的锐意创新、大胆探索是略萨作品给人的突出印象。通过继承和发扬福克纳那种反复切换的叙事视角手法，略萨的《城市与狗》虽然开始会造成读者的阅读障碍，但极强的情节性依然能吸引读者继续前行。随着故事的铺展，变换的叙事主体成了一种优势，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从整体上凸显出强烈的立体感，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小说结构，这也是小说艺术发展的新景观。事实上，这一阶段的略萨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写作技巧上都尚未成型，这使得《城市与狗》更像是他的一部探索之作。但是，略萨的“结构现实主义”手法确实掀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小说“结构革命”，这场新兴的文学结构大爆炸所造成的影响无疑是世界性的。

《城市与狗》小说主要人物以圣经人物为原型，“邪恶”的母亲与夏娃、牺牲者“奴隶”与替罪羊、杀人者“美洲豹”。“美洲豹”的拯救之路与圣经的“犯罪——审判——救赎” 型结构叙述模式暗合，小说挖掘了圣经“牺牲——救赎”精神的深层文化内涵，不道德的罪恶成就了道德的拯救。该作品通过对圣经的现代阐释，揭示出在一个强大的官僚机制社会中的现象：罪恶是普遍的，“英雄”是荒诞的。

一、《城市与狗》与圣经人物原型

圣经是一部神学巨典，也是一部人物彩绘集，其深具内涵的人物形象构成西方文学人物创作的不竭源泉。《城市与狗》继承了圣经精华，其中多个重要人物均与圣经中的关键形象构成对应关系，他们由表及里，层层深人，展示出一副圣经人物的现代图画。首先，《城市与狗》中的母亲形象对应了圣经中的夏娃形象。

在圣经人物长廊中, 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之一是人类始祖夏娃。创世之初，夏娃由上帝取亚当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创造成，因受蛇的诱惑而摘食禁果，致使人类痛失乐园。由此，女人和蛇因为“共同充当了人类原罪的直接责任者”而“与‘恶’的观念结下不解之缘” 。该“缘”表现为“蛇与女人之间”有一种“互为隐喻的微妙关系” “蛇是危险的动物，它既狡猾，又恶毒，别有用心地引诱女人犯罪。女人也是危险的，她脆弱而容易上当受骗。” 蛇因受惩罚终生狠毒阴险地爬行于湿阴之地，蛇性“附着到女性身上”，“使女人身上也具有阴险狠毒性”。由此，女性身上除了带有上帝创造的灵性外，也打上阴柔、贪婪、脆弱、易骗、浅薄的烙印。

《城市与狗》中的母亲形象均承袭了夏娃的“蛇性”特质，充当了孩子堕落的始作俑者。如“诗人”阿尔贝托的母亲是个矮小、衰老、死气沉沉、贪婪自私、占有欲极强的妇人“奴隶”的母亲屈从于丈夫的淫威，唯唯诺诺、畏畏缩缩，是站在凶残丈夫一边压制儿子的帮凶，二者都是邪恶的。尤有甚者，小说另一主人公——屡屡作奸犯科的“美洲豹” ，其母亲竟直接成为儿子堕落的罪魁祸首。因为贫穷，母亲自欺地相信“美洲豹”去朋友家吃饭的谎言，以为这样可以“少花点吃饭的钱” 明知他重蹈了长子与小偷为伍的覆辙，不仅不严加管束，反而放任自流“你已经长大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什么也不想知道。不过，要是你弄不来钞票，那就得找工作。”为了钱，母亲无视道德而放纵儿子犯罪，这是何等邪恶三位母亲无一例外地孤独自私、脆弱胆怯、怨恨自冷、贪婪而缺乏主见。她们以自我为中心，以一己需求为准绳，只注重自己的得失，在自己的狭小空间里卑微行事，一如爬行于阴湿之地的蛇，不自觉地行使着夏娃那不为人道的“恶” 。三位主人公无不祈望逃出家门，便是对这种残缺母性的控诉。

小说通过这些卑微的母亲再现了夏娃与蛇互为隐喻的品质，捅破了谬传已久的圣母神话，揭示出孩子怯弱及道德沦丧的家庭根源——母亲之“恶” 。由于“恶”的母亲，他们被过早地抛人了弱肉强食的黑暗社会，缘于此，他们变得要么病态地温情要么决绝地凶残。在此基础上，小说以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为中心，上演了一幕幕残酷的“英雄”丑剧。

其二，《城市与狗》中的“奴隶”与圣经中的“替罪羊”形象相对应。“奴隶”是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唯一不与同学沉靡一气的善良人，也是一个为权力无辜献祭的角色。献祭历来是一种重要的宗教仪式,常以罪羊作为牺牲。何为罪羊叶舒宪在其著作《圣经比喻》中解释道“罪羊又译作替罪羊、负罪羊，是古犹太教每年一度举行赎罪仪式时所用之羊，共两只，一只杀死献祭，将羊血洒在存放上帝约言的赎罪板上另一只由大祭司按住头，诉说自己和民众所犯之罪，示意民众的罪过已象征性地转移到该羊身上，然后将其逐人荒野中，表达众人之罪随它而去。”可见，罪羊是一种净化罪恶仪式上的牺牲品。在小说中，“奴隶”的屈死便带有这种牺牲的性质。

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是一所标榜救治社会问题青年的学校，声望极高。士官生“奴隶”被同学枪杀了，其被杀的真相若曝光，学校及其领导都将背负巨大的“罪”名，遭遇毁灭性打击。由此，遮蔽“奴隶”的死亡真相成为学校及当局保全“洁净”的关键以大尉为代表的校方领导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强大权力，想方设法使奴隶“安全”地死去。最终，“奴隶”如他们所愿地含冤死去，他那羔羊般的血带着凶手的罪孽、当局的虚伪、弱肉强食的社会丑相，流入大地深处的“荒野”。他的死仪式性地转移了所有的罪，使学校及其领导得以逃离了惩罚由上帝般存在的上层权力机制施加的惩罚，维持了和谐。“奴隶”充当替罪羊的情节是偶然的，但是在一个罪恶横行的强权社会，他成为替罪羊又是必然的。圣经的献祭仪式从源头上表明为了达成“洁净”，必须不惜牺牲替罪者。

第三，《城市与狗》文本中的杀人者“美洲豹”与圣经人物该隐相对应。首先，“美洲豹”与该隐均是由善良走向犯罪，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兄弟。该隐原是一个笃定敬神的人，后来违背了自己所敬之神，杀死兄弟亚伯。“美洲豹”原本也是个善良的孩子，后来良心泯灭，凶残地杀害了同班兄弟“奴隶” 。杀人是他们犯罪的顶点，也是终结点。其次， “美洲豹”与该隐杀人的原因相似。圣经记载“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 上帝的偏见滋生了该隐的仇恨，但他又无法抗拒上帝的绝对意志，所以最终带有希腊情欲色彩地杀掉了弟弟亚伯，以宣泄不满和愤怒。

在《城市与狗》作品中，学校的机制占有上帝般的主宰地位，兄弟卡瓦因偷试卷而被校方开除势在必行， “美洲豹”无法反抗，以致他选择杀死告密者“奴隶”，释放自己的忿恨之情。可见，该隐杀兄与“美洲豹”杀“奴隶”都是个人情欲支配强力意志所致。再次，“美洲豹”和该隐的对应还表现为，他们背负命案后都受到强权的维护，所受的惩罚均来自性命之外。在该隐故事中，“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遭见他就杀他。” 凭借上帝的大能，该隐保住了性命，但他必须接受“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须流离飘荡在地上” 的惩罚，痛苦终生。在《城市与狗》中，“美洲豹”的保命“记号”是阿尔贝托及甘博亚中尉始终未能推翻的“奴隶”系意外死亡的医学报告。凭借学校当局的有力保护，他逃脱了法律制裁，但因“奴隶”命案所引起的诸多误解，他被迫陷入众叛亲离的尴尬境地。更重要的是，在被完全孤立的境遇下，他终于认识到杀死“奴隶”的错误及罪恶，在此基础上，他一直奉若神明的权力价值观念迅速土崩瓦解，以至于到了小说最后，“美洲豹”向甘博亚提出“现在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我关进监狱。”接受应有的惩罚。该隐与“美洲豹”都杀了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他们作为情欲个体对人生的错误认识分不开，只是上帝或上帝般的强权意志在其命运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他们生存于强权之下，其道路更多地取决于无处不在的强大外力。

不论是邪恶的夏娃，为强权洁罪的羔羊，还是蟠然醒悟的该隐，他们均穿越时空而走进《城市与狗》，共同演绎了一场现代版的“罪与罚”故事。在这个当代圣经故事中，善有因，恶有缘，一批或善或恶、或强或弱的角色占据了卑微的凡人舞台。在这里，问题家庭造就了问题青年，问题青年导致了强者与弱者的正面交锋、真实与虚假的激烈较量、反抗与屈从的尖锐对抗进而造成牺牲，也描绘出“犯罪——审判——救赎”的心路历程。

二、《城市与狗》与圣经的“犯罪——审判——救赎”情节

《城市与狗》与圣经的对应关系不仅体现在人物形象方面，也贯注在故事情节中。圣经中二元对立的人物模式无处不在。首先，贯穿于圣经始终的历史框架就是人与神的对立统一一面是上帝的创造和救赎，另一面是人的犯罪、受罪和得救。圣经中普遍存在的“犯罪、受罚和得救”叙述模式被诺斯罗普·弗莱叩概括为“U型结构”，即“先是犯罪、堕落，然后是悔罪和拯救的循环运动，其发展曲线就像英语字母中的U，先是下降而后是上升……整部圣经从人类始祖堕落到最终获得拯救，也暗示着型结构的模式框架。”《城市与狗》的主人公“美洲豹” 所经历的“犯罪一审判一救赎”之路，正体现了圣经的型结构叙述模式。

“美洲豹”的得救历程十分清晰。他小时候是一个天真、勤奋、细腻、热情的好孩子，难于教父家，与教母私通；到了学校又创建“圈子” ，称王称霸，酗酒抽烟、打架斗殴、无恶不作。他借军事演习之机枪杀“奴隶”，走上犯罪的巅峰；虽然历经风雨，却由于其坚信的强权理念而始终满面春风。随着“奴隶”命案的发生，阿尔贝托的检举，“美洲豹”被甘博亚中尉隔离关押。隔离期间，士官生们混乱、堕落的生活曝光了，以致他被所有同伴误认为是卑鄙的“告密分子”，是“奸细”。他在一片谩骂甚至跃跃欲试的拳头中，开始反思自己的生存理念，审查自己的所作所为。通过反思，他重新认识了他人与自我。首先，他意识到弱者的“被踩在脚底下生活”充满了屈辱滋味，作为弱者的“奴隶”对所谓强者的他们其实充满了无言的仇恨其次，他发觉自己的强权地位不过是泡沫，他梦寐以求的英雄自我完全是荒诞的第三，强者的蛮横对弱者的孤独心灵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所谓的强权总是建立在践踏他人权力的罪恶之上。“美洲豹”成功地进行了自我审判，“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所以，他最终主动向甘博亚中尉自首，执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美洲豹”所受的审判并非外在的监禁审问或同学的鄙弃，而是他对自我的严格拷问，故其救赎完全是一种心灵超越。他被众人离弃后，学会了从他人角度看问题理解人和世界，学会了用柔软的心看待周遭的一切，体认存在的意义。小说末尾，“美洲豹”对甘博亚坦言，他始终无法忘掉“奴隶”的那张脸，此语更是集中反映了他的人性复苏。显然，他已不再是一个仅为权力而疯狂的恶棍，而是一个深具人文关怀情慷的人。

在圣经中，耶稣曾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耶稣之言旨在说明，失足浪子若能迷途知返，上帝将会无比欢悦地接纳他，使他得救。“美洲豹”审判了、自己的罪恶并诚心人狱服罪以洗刷自己的罪孽，此时，他这只迷途的羔羊已经回头皈依上帝，按耶稣所说，上帝已在无比欢喜地接纳他，他已获得新生，赢得拯救。“美洲豹”经历的这一“犯罪——受审——得救”的情节结构，生动地展现了一个非理性时代的失足青年如何由美好善良走向麻木不仁，继而重获人文关怀的黑色青春物语。超越圣经的是，这一情节结构还为小说结尾所要揭示的现世人类得救之不可摆脱的局限作了必要铺垫。为此，在小说最后，作者将“美洲豹”设置为小偷“瘦子”眼中的“正派人”，但他并非真正“正派”、“公正”，而是落入更大也更不可言喻的权力体制的怪圈。因此，在一个弱肉强食、藏污纳垢的现代社会，“美洲豹”的新生必然是片面的，其得救也必然是短暂的。从“美洲豹”的新生之路可见，作为现实社会强权体制下的生存者，完整的救赎并不存在。

《城市与狗》小说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常规的按故事情节发展来写作的套路， 略萨不断地变换着手法从一个场景引向另一场景。这些看似分割的片段， 其实是略萨别具匠心的安排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往往有恍然大悟之感。

——雷雨

《城市与狗》小说不仅由不同的人物和事件组成了小说世界，借他们不同的经历反映了时代的本质，而且在叙事结构上，也以众多的情节单元构成了完整的作品本身，同时还在叙述声音方面，同样也以单个的声音和集体型的声音，来讲述那些有个性的“我”及群体的“我们”的故事，这种个别与全体、部分和群体相结合的方式，无论在小说的主题还是艺术形式方面都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张金玲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936年3月28日生于秘鲁南部亚雷基帕市，秘鲁诗人、作家。1953年进入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双主修文学与法律，1957年入同校语言学研究所做研究生。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有：《略萨全集》、《城市与狗》、《绿房子》、《酒吧长谈》、《潘上尉与劳军女郎》、《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世界末日之战》、《狂人玛依塔》、《水中鱼》、《首领们替白郎蒂郎下战书》、《利图马在安第斯山》、《顶风破浪》、《塔克纳小姐》、《无体止的纵欲-致青年小说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