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皮埃尔·吉尧姆·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1787年10月4日—1874年9月12日），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在1847年—1848年间任法国首相，是法国第二十二位的首相。1848年的二月革命，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被推翻，基佐也因而落台。

弗朗索瓦·皮埃尔·吉尧姆·基佐1787年10月4日出生于尼姆的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是著名律师，在法国大革命时死于断头台上。他随母流亡瑞士，1805年回到巴黎学习法律，并同反拿破仑的文学团体有往来。1812年任巴黎大学历史教授，同年与女作家宝莲娜·德·梅兰结婚，从此结识了保皇党头面人物而进入政界，曾参加第一次波旁复辟（1814年），成为君主立宪制的鼓吹者和“空论派”团体的成员，并在其1816年写的《论代议制政府及法国现状》一文中解释该团体的政纲。

1820—1830年，主要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著有：近代史课本《欧洲代议制起源史》（1822年）、《法国史概论》（1823年）、《有关英国革命回忆录集》（1823年）、《英王查理一世、查理二世在位时期英国革命史》（1827年—1828年）、《欧洲文明史》（1828年）和《法国文明史》（1829年—1832年）等书。在七月王朝（1830年—1848年）期间他是君主立宪派首领之一，在法国政治生活中颇有影响。1832年—1837年，他任教育大臣，提出“基佐法”，确立了所有公民均可接受初等教育的原则。在一度任驻英大使（1840年）后，他出任外交大臣，此后八年他的外交政策颇为成功。1847年，他出任首相。1848年的法国革命结束了基佐的政治生涯。

《欧洲文明史》系作者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1787年—1874年）根据1828年在巴黎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加工而成，全书共14讲。作者认为，文明由两大事实组成：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自身的发展。而本书只限于社会历史，从社会的角度来展示文明。作者以简练、压缩的手法成功地概述了欧洲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从公元5世纪写到法国革命前夕。书中主要论述：欧洲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它的特性；罗马帝国覆亡时欧洲文明的诸不同因素；10世纪蛮族入侵结束，封建制度开始；封建制度的性质及其对近代文明的影响；5至12世纪基督教教会的状况及其历史作用；自治市镇的兴起、其内部管理及对文明进程的影响；十字军运动的起因、性质、后果；君主制的发展过程；欧洲建立政治体制的各种尝试；15世纪的特征；16世纪宗教改革的真实性质及其结果；英国革命的意义及其对文明进程的贡献；英国与大陆国家文明进程之异同；17、18世纪法国处于欧洲文明的领先地位。本书是研究欧洲历史和文明史的重要书籍。

本书出版后不久即有英译本和俄文译本问世。中译本根据1908年George Bell and Sons出版社英译本译出（英译者William Hazlitt）。英译本把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合订在一起，分为三卷。中译本则把这两本书分开译出，单独出版。

基佐基于对文明的认识，通过对欧洲文明、法国文明的研究展示了其独特的文明观，逐渐勾勒出他心中的理想的自由、文明的社会。首先，基佐认识到古代文明与近代以前欧洲文明的不同，它们的区别在于“单一性”和“多样性”，基佐认为“古代文明……在它们的种种制度、设施、它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上都打有单一性的烙印；一种唯一的、或者至少一种强大的胜过一切的势力支配着、决定着一切。”

古代文明的结局则可能是惊人发展以后突然衰竭（如希腊那样）或者陷于停滞（如印度那样）。而近代以前欧洲文明则与此不同：“社会组织的一切形式、一切原则都在其中并存着；宗教的和世俗的势力…这些各色各样的势力原则和制度和思想感情处于一种互相不断斗争的状态，然而没有一个能消灭其他势力而占有整个社会。” 基佐看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文明的“单一性”和“多样性”，基佐认为单一的文明只能使文明最终走向死亡，而文明只能在多样中才能发展。

其次，基佐认为欧洲文明具有统一性和特殊性。“在欧洲文明的历史里有一种真实的统一性，但这种统一性只有在一些一般的事实里，在一些巨大的结果里显示出来，” 这种统一性就在于社会状态的发展、精神状态的进展要相互联合，相互作用，最终达到社会和人类的完善。然而，欧洲各国文明在发展中出现了不完善，表现出很多特殊性。基佐认为英国“文明一直是特别向着社会的完善，……向着不仅是物质条件而且也是精神条件的改良，……但总的来说，社会的发展比起人性的发展来是更为广泛、更为辉煌的；”英国文明的面貌和力量就在于“到处占压倒优势的是功利和应用的原则。” “而纯粹的智力活动则是德国文明的主要特征”意大利文明是介于英国和德国之间的，但它的文明的弱点就在于文明的两个要素没有很好的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基佐基于他对文明的定义：社会的进步、人性的进步对英、德、意各国文明的价值进行分析，并指出这两方面是最优秀的，它的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两者是并驾齐驱的，紧密配合发展的，因此，基佐最推崇法国文明，认为“它的文明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忠实地重现了文明的普遍的典型和基本思想。这是最完全、最真实，也可以说是最有教养的文明。”最后，基佐认识到文明具有传承性，辐射性。欧洲文明的一些基本的、主要的因素：罗马世界、基督教世界和日耳曼世界，亦或古代、基督教和原始风尚。这些因素在长期的相互斗争，相互影响中同样也孕育了法国文明。

欧洲文明和法国文明在各自的发展中是一脉相承的。法国文明更具有辐射性，“……每当法国在文化事业方面比其他国家跑得更快时，她总能唤起新的活力，以一股新的冲力跃向前去，并很快就与其他国家并驾齐驱或跑在他们前面。这是法国的特殊的命运。不仅如此，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当这些已在其他地方崛起的文明思想和文明制度力图扩大其领域成为丰富而普遍的思想和制度，以便为欧洲文明的共同利益而运作时，它们必需在某种程度上在法国经受一次新的预习，然后从法国这个第二故乡出发去征服欧洲。在它扩散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伟大的文明思想、任何伟大的文明原则不是按照这种方式通过法国的”。

基佐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他吸取了圣西门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建立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历史学说。在他早期的历史著作中试图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及其他历史事件，目的是要论证资产阶级有权管理国家。在《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等书中，他发展了第三等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乃是历史进程的主要动力的论点。但1848年法国革命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危机。当他看到在这场革命中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起来反对中产阶级时惊恐万状，从而攻击阶级斗争学说“是与我们时代不相容的祸害和耻辱”。1848年的法国革命不但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也使他彻底放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