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是当代诗人
舒婷创作的一首
现代诗歌。 诗作首段用两行简短的诗句扼要地概括了我想反抗“墙”，但又深感力不从心的迷惘心态；第二段写我开始思考我和“墙”到底是什么；第三段写“墙”在黑暗中“挤压我、勒索我”，迫使”适应各式各样的形状”，甚至大街上的每一个人也都有一样的噩梦；末段写我终于觉醒，要反抗“墙”，要战胜“自我”，克服妥协心理，排除心中“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
此诗写于1980年。那时，《福建文艺》就舒婷的创作展开了历时2年之久的讨论。在讨论中，舒婷深感到自己只不过是一棵“寄生”在这场讨论中的小草：一些人并没有认真讨论作品，不过是借题发挥，以“讨论”为名做各自早已准备好了文章。因而她感到在这场讨论中，“我的名字像踢烂的球在双方队员的脚边盘来盘去，从观众中间抛出的不仅有掌声、嘘声，也有烂果皮和臭鸡蛋”（《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创刊号）。这些攻击对猝不及防的她来说，是难以经受的。故而梦见这墙“挤压”、“勒索”着自己。诗人最后通过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这种感受。
读这首诗，关键是要弄懂墙象征着什么。对此，作者没有作明确的说明。诗，本不应是概念的图解，要求它作“说明”，那就不成为其诗了。但即使这样，通过这首诗的第二段，仍可感到这里写的墙“很可能”是指那保守、僵化的思想。这种思想，就象“老化的皮肤，/既感觉不到冷风寒/也接受不了米兰的芬芳”。即是说，“‘僵’太公”不懂得时代的变化，接受不了新思潮的洗礼。这种妨碍改革的保守、僵化思想，在当时来说是强大的。作者虽想反抗，但反抗不了。这“无法反抗”，不能理解为消极观或怯懦，而应理解为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先要反抗对“墙”的妥协，以及认清“墙”对世界造成不安全感的严重后果，然后才谈得上去和众人一道推倒这堵冰冷的墙。这样理解，该不是望文生义。
当时文艺界对她的创作进行了长期的讨论，然而有些人实际上却在恶性毁谤和人身攻击，这就难怪她在晚上了一场恶梦，梦见这墙“挤压”、“勒索”着自己，要自己去“适应各式各样的形状”，即去适应某些讨论者事先计好的僵化的理论模式。
有些人所以看不惯这首诗，其中一个原因是此诗写了变态心理。这个变态主要表现在对墙所发生的错觉。众所周知，墙本来是坚固的，可在“我”的梦魇中它变得柔软起来;墙本来是没有生命的，可它在夜晚中居然可以伸出“伪足”来回走动。这种对墙产生的错误知觉，是现实中那些令人憎恶的条条框框刺激作者所致。正是这种刺激，使舒婷在写此诗时充满了错觉和幻觉，好似丧失了自我意识的指导，而陷入迷妄混浊状态。老子的《道德经》里所讲的“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正可以用来说明诗人写此诗时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中，她“发现同样的噩梦/挂在每一个人的脚后跟”。这种幻觉，是舒婷充分了解世人对“墙”的危害熟视无睹的精神状态后，进入艺术构思时所产生的变态，所达到的神与物游的境界。正是在这种由变态所形成的境界中，读者才更清晰、更深切地感受到导致这种变态的情感强度和深度。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语文教研室教员
李书磊：墙在这里是异化了的社会机器的象征；重要的是这里不仅有“墙”，同时还有怀有反抗愿望的”我”。惟因有这个“我”的存在，“无法反抗墙”的陈述与控诉同时又是一种真实的反抗。（《谢冕评说三十年》）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王宏印：第三节诗比较感性，但正是在感性中体现了诗人更为深入的观察、思考和体验，升华了原来的推理所无法达到的高度。当然，第二节也有感性的东西在里面。那些皮肤、米兰、车前草，一个一个的意象，都是主客体双关的，或者说具有双重性质。（《诗与翻译 双向互动与多维阐释》）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
汪剑钊：舒婷在诗的结尾醒悟：“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我对墙的妥协，/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这一段话仿佛是为日本作家
安部公房的小说《方舟樱花号》进行了诗体的解释。该小说通过人由于对核威胁的惧怕，引发一连串动荡和不安的事件，刻画了事件中那些人相互欺骗相互伤害的丑态，从而指出：“核战争在开始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小说印证了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所发表的看法：“人是唯一使毁灭得以发生的存在。”舒婷的《墙》基本上也是表达了这么一种人生看法，在消极的社会现实面前采取了积极的姿态，面对物质的压迫，捍卫了精神的崇高。（《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
舒婷（1952~），原名龚佩瑜，福建厦门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诗作在朦胧的氛围中流露出理性的思考，擅长运用比喻、象征等艺术手法表达内心独到而深刻的感受，是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相结合的产物。诗歌代表作有《
致橡树》《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这也是一切》等。已出版诗集《双桅船》《
会唱歌的鸢尾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