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庵记》是明末清初文学家顾炎武创作的一篇散文。散文的前三段写范养民创建复庵的经过和范养民的为人；第四段写复庵的自然环境，再写复庵的创建；第五段抒写作者宿其庵，开户东望的所见所想，表现了作者对明室的留恋之情；最后一段说明作记之由，“留之山中”，使后之君子“无忘范君之志”。

复庵记1

旧中涓范君养民2，以崇祯十七年夏3，自京师徒步入华山为黄冠4。数年，始克结庐于西峰之左5，名曰复庵。华下之贤士大夫多与之游；环山之人皆信而礼之6。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7。

幼而读书，好《楚辞》8；诸子及经史多所涉猎9。为东宫伴读10。

方李自成之挟东宫二王以出也11，范君知其必且西奔，于是弃其家走之关中12，将尽厥职焉13。乃东宫不知所之，而范君为黄冠矣。

太华之山14，悬崖之颠，有松可荫，有地可蔬15，有泉可汲16，不税于官17，不隶于宫观之籍18。华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创是庵而居之。有屋三楹19，东向以迎日出。

余尝一宿其庵。开户而望，大河之东20，雷首之山苍然突兀21，伯夷叔齐之所采薇而饿者，若揖让乎其间22，固范君之所慕而为之者也23。自是而东，则汾之一曲24，绵上之山出没于云烟之表25，如将见之，介子推之从晋公子，既反国而隐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26。又自是而东，太行、碣石之间27，宫阙山陵之所在28，去之茫茫29，而极望之不可见矣30，相与泫然31。

作此记，留之山中。后之君子登斯山者，无忘范君之志也。

明朝太监范君养民，在崇祯十七年夏天，从北京徒步进入华山当道士。几年之后，才在西峰的左边建了一栋小房子，名叫复庵。华山下面的贤士大夫很多和他交游，华山周围的百姓都相信他尊敬他。可是范君并不是一般的出家道士呀！他年幼时读了很多书，特别喜欢《楚辞》，诸子百家和经史之类的书籍大都阅读过。他曾做了太子的伴读。当李自成从北京挟走明思宗的太子和定王永王以后，范君料想他们一定将向西方逃走，于是抛开自己的家来到关中，打算尽他的职责。可是太子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范君就当了道士。

在太华山，悬崖的顸上，有松树可以遮荫，有土地可种蔬菜，有泉水可以饮用，这里不向官家纳税，也不列入寺庙财产的登记册上。华山下有些人给他木料，他就建造这个房子住下来。共有房屋3间，面向东方可以看到太阳升起。

我曾经在这里住过一夜。早上开门远望，看到黄河的东面，有雷首山苍翠的高高地耸立着，相传商代遗民伯夷叔齐兄弟曾在山上采薇而食最后饿死。那些山峰好像拱手为礼似的站在那儿，伯夷叔齐的事本来就是范君所敬慕而想这样做的。再从雷首山向东看。就是汾河的一个曲折处，那里有绵山在云烟中若隐若现，好像看见春秋时的介子推，他曾跟着晋公子重耳在外流亡19年，后来重耳回国而介子推却隐居在绵山，这又是范君有志仿效而没有做到的啊。再从绵山向东望，在太行山、碣石山之间，就是明故都北京和明皇陵所在的地方，因离那里非常遥远，尽力望也望不见，彼此就伤心地哭了！我写了这篇记，留在山中。让后来的君子登上这山时。不要忘记范君的志向啊。

清兵入侵之时，顾炎武坚持抗清，为了免遭迫害，他背井离乡，遍游各省。《复庵记》这篇文章就是顾炎武在暮年之际登上华山，宿于复庵之时，为道土范养民所建造的庵室所作的。范养民原是明末宫中的一位内侍太监，担任东宫伴读，明朝灭亡后，便隐居于华山之中，门楣上大书“复庵”二字。

关于《复庵记》的结构，一般分为三个自然段，第一段写范养民创建复庵的始末，第二、三段写复庵环境并抒发忠于明室的思想感情。这固然不失为一种分法。但在玩绎全文以后，如果把此篇分为一纲四目，即纲与目两大部分共五个自然段再加一结尾，或许更有助于理解全文的思想脉络。

一纲是指从开篇至“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在这总纲中，先点题；题目既是“复庵记”，便要记复庵的结庐时间、地点及其创建者范养民。在时间、地点和人物中，人物是作者记叙的中心，因而先交代了范养民的官职为明朝的内侍太监。又说他于崇祯十七年，即明亡的1644年，从京师北京徒步入华山当了道士。其中的原因没有立刻交代，却埋下了伏笔。过了“数年”，方始在华山的“西峰之左”盖了房子，取名叫“复庵”。接着又说：“华下之贤士大夫多与之游，环山之人皆信而礼之。”用烘云托月的手法从侧面写人们对范君的仰慕。仰慕之人既“贤”且多（“环山之人”），足见范君之不凡，从而自然带出总纲的末一句：“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这一句承上启下，是纲与目的纽带，既与篇首写人的笔墨相呼应，并总括了第一段，同时又引起下文进一步写出范养民的经历及其思想感情。

“纲举目张”。以下四段便围绕总纲次第展开。

第二段承总纲的“旧中涓范君养民”一句而来，采用回叙的方法，介绍范养民原为太子伴读，读过许多书，尤其爱好洋溢着爱国思想的楚辞，既可从中看出其学识之广博，又可悟出其忠君报国思想之渊源所自。

第三段承总纲的第二句“以崇祯十七年夏，自京师徒步入华山为黄冠”而来，使总纲中埋下的这一伏笔得到显现；同时又在上一段揭示范养民忠君报国思想渊源的基础上剥进一层，写出他忠君报国的具体行动。范养民知道李自成将挟持东宫二王向西败走，便弃家赶到关中，希望有朝一日仍能尽到自己作为中涓的职守，但因二王下落不明，便出家当了道士。

第四段承总纲的第三句“数年，始克结庐于西峰之左，名日复庵”而来。太华为华山的主峰。作者用三个“有”字和两个“不”字领起的两组排比句，分别写出了范养民及其复庵所处的自然环境与政治环境。自然环境是优美的（“有松可荫”），可以自给自足（“有地可蔬，有泉可汲”）；政治环境既可“不税于官”，摆脱清廷的剥削，又可“不隶于宫观之籍”，不像一般寺庙那样要人于地方官吏的簿籍受到管束。行文至此，“复庵记”之“庵”字已经豁然在目，而”复”字之意虽已略露端倪，但尚未和盘托出。

第五段承总纲最后句“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而来，是“复庵记”的重心所在。从行文看，前面数段都是作者客观的叙述，作者似置身于庵外；而此段劈头一句“余尝一宿其庵”，作者已入复庵之中，向读者娓娓地讲述自己的所见所感，令人更觉亲切可信。“开户而望”是全段之眼，在富于动感的这四个字的统领下，三个富于寓意的境界在望中由近及远地逐一展现：首先见到的是大河之东的雷首之山。它那“苍然突兀”的高大形象令人神思飞越。商朝末年的臣子伯夷、叔齐为了表明自己忠于故商的气节，不食周粟，宁可在山中采薇充饥以致饿死。如今似乎还能望见他们活在山中，彼此正谦让着作揖相见。作者指出，这确实是“范君之所慕而为之者也”。从雷首之山再向东望去，仿佛见到在汾水拐弯处的出没于云烟之外的绵上之山，当年介子推帮助晋公于重耳复国，回国后被遗忘，末受封赏，隐居在这山中。作者指出，效法介子推，这是“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范养民有复明灭清之志，这一点可以追踪介子推，但可叹者，不能像介子推那样功成而隐。最后，从绵上之山再向东望去，则是太行山与碣石山之间的明代故都所在，明王朝当年的宫殿、明代皇帝陵寝都在那里。然而，“去之茫茫，而极望之不可见矣”。对于有着亡国之痛的臣子说来，故都的宫阙山陵比之于雷首之山与绵上之山，关系更为密切；爱而不见，作者与范君自不免要“相与泫然”了。

这一段所写的三个层次都以“望”字统领，但其内涵有所不同：第一层，雷首之山是可以望见的，写伯夷、叔齐是范君所仰慕和师法的；第二层，绵上之山，如将见之，显然望不见，写介子推之志，范君虽有而无法实现；第三层，宫阙山陵，去之茫茫而极望之不可见，象征着范君（并作者）复明之志虽存，但希望却更为渺茫。行文至此可以发现，历数年之久，方始选定在华山的“西峰之左”创建的“东向以迎日出”的“复庵”，原来是如此深寓着范君思念故国、复明灭清的良苦用心的。

作为一纲四目的总结的，是篇末的这几句话：“作此记，留之山中。后之君子登斯山者，无忘范君之志也。”点明《复庵记》的写作意图是要激励后来者发扬爱国主义的精神。顾炎武曾以“苍龙”“老树”自喻：“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又酬傅处士次韵》），表明自己爱国之心至死不渝。但是，反清斗争的失败，加之他渐趋年迈，因而只好把复明灭清的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写下了这篇《复庵记》以激励后世之人的爱国感情。结尾这几句话使“复庵记”的“复”字含义更深一层，从自身推向后辈，从眼前推向将来，使全文在句绝处荡开一个又一个涟漪。

在艺术上，《复庵记》充分体现了顾炎武散文纯朴浑厚的风格特点。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将自然环境、地理位置与历史典实结合，于微尘中转大法轮，于尺幅之中展现千里之势。历来的“记”，大多就事论事。多作实录之笔而少有寓意，如记述居处的方位就只是记述方位而已。但此文不同，写复庵，先说其地理位置在华山“西峰之左”，之后又重申“东向以迎日出”。接着，紧承“东向”而来，先写大河之东的首阳山，次写“自是而东”的绵上之山，再写“又自是而东”的太行、碣石之间的宫阙山陵。作者通过复庵的东向，由地理位置引出历史典实，把读者的视线聚集到伯夷、叔齐、介子推及明代的宫阙山陵上，从而使读者的空间想象与时间想象融成一片。作者的爱国激情像是触媒剂一样，将历史与地理、时间与空间熔铸成了一个艺术整体。因此，一个向东的小小的复庵，竟然能载着读者飞越空间与时间的长河，升腾到爱国主义的崇高的精神境界。

第二，记叙、抒情与议论的结合，是《复庵记》在艺术上的又一特点。《复庵记》属于记事体，但是，如果没有抒情与议论，就很难牵动读者的情感。如果说，前四段主要是叙事，那么第五段则主要是抒情与议论；前四段是实写，第五段则主要是虚写；如果把前四段比喻为全篇的形体，那么第五段就是灵魂。第五段借助一个“望”字得以窥见范养民内心深处的隐秘，同时作者又把自己的亡国之痛与复明之志顺势带出。一个“望”字把空间联想与历史联想结合起来，使几个时代不同的历史典实与甚至望不见的空间熔铸在一个画面上，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使读者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可见，作者思念故国之情达到了何等感人的地步，终于推到“相与泫然”的最高点。“相与泫然”，作者与范养民的感情已经完全交融在一起，真可谓高山流水有知音了。

从顾炎武的文学观点看，他力主文须有益于天下，诗须以言志为本，诗文的宗旨在于起衰救颓，而非哗世取宠。明末清初，士大夫改仕清朝，丧失民族气节。顾炎武对此深恶痛绝，曾提出“行己有耻”的口号，斥士大夫的无耻为“国耻”。由此，不难理解顾炎武要作《复庵记》以极力称颂范养民的志节的缘故。顾炎武力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民族的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不少有志之士。但是也应该看到顾炎武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他的爱国思想、民族气节是与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杂然相陈的。《复庵记》的主导思想倾向尽管值得珍惜，但其中表现出的忠君思想则是应该加以扬弃的。

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汪泰陵：文章纯朴浑厚，融记叙、抒情与议论于一炉，字字句句饱含着作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清文选》）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宁人，明亡后改名炎武。江苏昆山亭林镇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学者。他一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少年时参加“复社”，反对宦官权贵。后又参加抗清起义。多次拒绝清廷荐举。其研究学问、为文作诗，都主张经世致用。他的文章，内容充实，结构严密，且文情并茂。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痛书》《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