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同稣（1868~1925）,字用卿,麻江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举于乡年戊成(公元1898年)成进士,殿试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1900年典试湖南。平生工文善书,有名当世。清光绪十二年中,贵州凡两状元,赵以炯及同龢也。1925年于北京病逝。

1868年（同治七年）夏同龢出生于贵州麻哈州高视村的书香官宦之家。父亲夏源曾在国子监就学，历任云南、四川等地官职。夏同龢自幼聪慧，过目成诵，在父亲的教导下，涉猎经史子集，亦喜书法作文。随父奔走各地，见多识广。父亲逝世后，夏同龢随兄同彝前往广东就读，受业于著名学者陶笔峰门下，从此学业精进，才识宏通。

1893年(光绪十九年)，夏同龢在贵阳参加贵州乡试中举。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夏，夏同龢来到北京参加戊戌科会试，中贡士，得以在保和殿参加殿试。正在酝酿一场变革的光绪皇帝就“求才、经武、绥远、理财”4个问题发问，夏同龢为文洋洋两千馀字，上溯春秋，下迄变法，引经据典，以古论今，表述了自己提倡“法祖”反对“维新”的保守观念，从而暴露出当时保守人士“知古不知今，知中不知外”，不了解国家真实情况，更不清楚变法维新是当时惟一要务的弱点。夏同稣学识渊博，对历史文化有深厚的造诣，在策对“理财”这个问题上亦有清醒的认识，他敢于指出当时国家财政匮乏的主要原因是:八旗生齿日繁，及直省防勇、绿林增饷所至。换言之就是寄生虫太多及冗员造成了这种困境。敢于提出这种观点，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然而当时正处于“戊成变法”的前夕，保守派力量十分强大，自然夏同龢的观点博得了主考官孙家鼐及读卷官徐树铭、溥良等八位大臣的赞赏，后经光绪帝“御笔亲点”。就这样夏同龢继赵以炯(贵阳青岩人)之后，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二个文状元。殿试两天后(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定国是诏》，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运动拉开了帷幕,次日光绪皇帝“御笔钦点”夏同龢为戊成科一甲一名进士。

夏同龢中状元后，曾任翰林院编修，庚子辛丑并科湖南副考官,北京政法学堂监督。1904年初，已是四品官衔的翰林院修撰夏同龢上奏朝廷请求自费前往日本留学。带着学成回国后担当起推进中国宪政改革重任的使命，1904年春，夏同龢进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法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留学的状元。同年，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第二次东游日本，对其教育制度进行考察。夏同龢闻知消息后曾前往拜访严修，向其请益。夏同龢早闻严修大名，知其对贵州文教有着重大贡献，特别对其在黔创经世学堂、办官书局、疏开经济特科等重大举措尤为钦佩。对这位有着“经师兼为人师”美誉的前辈，夏同龢急欲见之请教:严修虽然与夏同龢未曾谋面，但对这位赴日学习法政的“戊戍状元”期许甚高，希望其学成归国，出其所学，为国家的法制建设做出重大贡献。通过与严修晤谈和交流，严修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以及对未来的展望，给夏同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年后，夏同龢顺利从法政速成科毕业，并完成了《行政法》一书的编写,该书在东京并木活版所出版发行,后分别由日本中国书林和池田九段印刷所再次印刷出版。

带着法政救国的理想，夏同龢于1904年年底回国，随即前往广东。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年底，两广总督岑春疏请朝廷设立广东法政学堂。得知夏同稣返国的消息后，岑春煊又奏请其担任该学堂监督(校长)。朝廷应其请，下旨批准在广州设立广东法政学堂并任命夏同稣为监督。广东法政学堂是继直隶法政学堂后的中国第二所法政学堂该校原址为广东课吏馆，经过改建和扩修，法政学堂拥有新式讲堂两间、休息室四间、图书仪器室、监学室和收发讲义室等，其后又增设理财学科及附设监狱改良讲习所等，再加建课室两间、体育场两处。由于学堂规模小，办学条件差，远远跟不上时代的要求。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夏同稣得富商王顾年资助七万银圆，加上善后局拨款的三万银圆，在广州天官里后街购得官地十四亩，另建法政学堂新校。经过两年的兴建，广东法政学堂新校于1909年(宣统元年)落成。新校规模宏大，设施齐全，有园林、礼堂、花厅、办公厅、课室、住室，教员、学生宿舍，给人“美轮美负，蔚然大观”的感觉。新校建成后，教师的招聘工作随之摆在重要的日程上。在教员的选拔上，夏同稣遵照岑春煊旨意，除聘用广东籍官费留学日本的法政毕业生外，还聘用部分外省籍留学日本的法政毕业生和一些日本教习。在广东教习的有朱执信、古应芬、杜之秋、张树柚、叶夏生、李文范等，皆是留日法政之一时之选，亦是思想激进的同盟会会员。特别是朱执信、古应芬二人，均系广东番禺人，不仅与夏同稣同年留学东瀛学习法政，亦是东京中国同盟会会员。之后，朱执信、古应芬活跃于政治舞台上，成为民国初年的风云人物。这些教员在学校讲台上宣扬革命思想，使法政学堂成为同盟会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为广东甚至全国输送许多具有近代法政理念的人才,其中不乏活跃政坛的人物如陈炯明、邹鲁等。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发生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中,法政学堂师生朱执信、陈炯明、邹鲁等是重要的领导者之一。

辛亥革命后,夏同龢回到贵州，由贵州选为众议院议员，北上北京。1913年5月，夏同龢发起成立超然议员社，这个独立的党派组织“以不偏不倚之精神调和党见，维持国是为宗旨”。同年7月他被推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规则委员,后被选为起草委员会6名理事之一。期间,在保定军校上学的贵州天柱人王天培邀约两名同伴来到了北京，因对袁世凯不满而被捕。夏同龢设法营救,出狱后的王天培被夏同龢送回了保定军校，成长为一代北伐名将。

1925年，夏同龢心脏发作,经医治无效,于北京劈柴胡同住所逝世。

夏同龢一生经历丰富，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留给后人的作品最著名的就是那部奠定他在中国近代行政法学史地位的《行政法》。作为一个封建士人，夏同龢起初是赞成梁启超鼓吹的君主立宪的，并不赞同同盟会宣扬的“有秩序的革命”。他认为，今后的中国，要么改革以自强，要么革命走向毁灭。由于攻读法政，夏同龢对“明治维新”的司法改革特别关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这场司法改革中，日本政府仿效西方制度，重新订立刑法、民事法和商法，以推动国势的强大。他十分清楚，司法改革攸关政治改革的成败，未来中国的富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法政改革是其核心。有感于斯，夏同龢决定为未来中国编著一本《行政法》，使之神益政治，鉴戒得失，并“使法律知识普及于国民”，从而“建设法治国”。

还有他为近代著名实业家郑观应的诗集《罗浮待鹤山人诗草》所写的序言;为名震东南亚广东著名侨商高学能撰写的阡表至今仍屹立在泰国曼谷;为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故居多处题字;为广东十大园林之一潮阳西园多处题字。夏同龢留给后人的还有两条街道:一条是位于贵阳市团井巷的夏状元街,因夏同龢曾在此居住而得名;另一条街道则是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法政路，当年夏同龢筹措10万银元经费在此选址建起了广东法政学堂,学堂所在街道也因此得名法政路。在他的故乡麻江县高视村狮山脚下的状元第，原有亲笔写的“状元第”匾和“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楹联。这座状元第已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夏同龢的书法成就较高,《贵州通志》这样的评价他:“工文善书,有名当世。”作品以对联、扇面、匾额等各种形式保留下来，散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