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宗彝的祖先在太平军攻克绍兴时被镇压。同治年间，他以“
难荫”做了
县丞。后来他中举后，又花钱捐了个知县，发往江苏候补。到光绪初，夏任金坛知县，在任数年，据说有能员之名，一是催科报最（即优等），年年收足赋税；二是会断官司，凡是他定的官司，很少遭上司驳回。他还重修了金坛县志。于是金坛任满后他被调任吴江县知县。这里当时驻有省、道、府署等许多衙门，做这里的地方官，“不难于治民，难在长官之趋承，巨室之周旋”。但夏宗彝治理二年多，敷衍自如，肆应咸宜。他在此还修了《
吴郡志》。接着，他花钱捐得了一个湖北督粮道，升为道台大人了。但他刚上任就遇上了麻烦。
找麻烦的是他婶母。他婶母写了状纸告到湖北，呈词上有“冒死为生，轻犯国家之宪典；弟终兄及，实乖人道之大防”。具体是指控他冒名顶替做官。湖北接到控告后，由按察使审理，他履历上未见什么漏洞。正在这时，北京朝廷中有一御史也公开“露章劾之”，在朝廷上把这件事情抖露出来了，惊动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湖北便顺水推舟，说夏刚到湖北，我们对他的情况不了解，他籍贯是浙江，工作长期在江苏，此案由江浙审理为好。清廷认为有理，于是将此案发交江、浙审理。江、浙见皇太后、皇上过问此案，自是不敢怠慢。
真相不久便大白于天下：原来：在这个夏宗彝本名叫夏祖彝。另有一位夏宗彝，是其堂兄。袭“难荫”当县丞，应乡试中举人，捐银子补知县，都是这位堂兄的事。而夏祖彝一向以布衣身份游幕当师爷，因此对官场上的事很熟悉。且说其堂兄捐得知县后，兴冲冲地去江苏报到，但未到任便染病死了。夏祖彝闻讯后，马上请人向其母亲做说客，说是已经花了那么多钱，就此发丧注销，岂非白白损失巨大？倒不如由夏祖彝冒名顶替，前往赴任，不仅全部损失可以追回，而且连宗彝留下的儿子也有指望。同时又答应终身奉养婶母和侄儿。老太太小算盘一打，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悄悄处理过儿子的丧事，让冒牌夏宗彝前赴江苏。倒是真夏宗彝留下的遗孀，痛丈夫之实亡而名存，竟抑郁而死。
当金坛、吴县知县的便是假夏宗彝（后来事情弄清后仍叫夏宗彝，不再恢复原名）。他是游幕出身，做起县太爷来，自然得心应手。其婶母为何多年以后要告他呢？原来事情坏在他的同学身上。他偷梁换柱的情况，同学是知道的。而他莅任之初，也确实内向婶母、外向同学，不断给予接济。但时间一长，就淡薄起来。这位同学火了，就唆使其婶母告状，并通过关系贿买了御史出头弹劾，于是事情就闹出来了。事情查清后，夏宗彝只好认罪。但大概他上下打点到位，为他说情的人也很多，朝廷对他从轻处罚，只以“品行不端”，从道员降为同知。（见《光绪朝实录：光绪十五年》）
后来他不愿做官了，便返回故乡绍兴，开了一个恒济当铺。当年鲁迅的祖父
周福清做官时，夏宗彝与其称兄道弟，互有往来，他还将鲁迅称为“王子”。而当周福清下狱，鲁迅家道中落，少年鲁迅拿了首饰、衣服去他当铺典当时，往往受到夏家和“朝奉先生”（当铺职员）的奚落和侮辱。
鲁迅在恒济当铺里饱尝了世态炎凉，“看见世人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