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社会理论，是19世纪以来兴起的，该理论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造成人们之间传统的联系被打破，传统规范和价值观式微，随着劳动分工和社会差异的增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在扩大，社会被原子化，个体之间彼此相互隔绝，只有通过正式的司法、契约和
大众传播相互联系。
早期的
大众社会论者主要是一些保守的
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们对
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后工人和劳动大众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感到恐惧和危机，并站在贵族主义立场上对这种现状进行批判。进入20世纪后，基于贵族立场的大众社会论者主要是西班牙的奥特伽，他认为工业革命和
大众传播造成了一种缺乏历史感、自我意识和义务意识，只有强烈的欲望和权力意识的平庸者的集合体——大众，而大众的崛起将会导致少数社会精英的压迫，从而引起道德的颓废和国家的没落。随着产业化的发展，人的活动越来越变得具有功能合理性，其结果反而降低了一般大众的“本质合理性”，扩大了大众与精英人物之间的社会差距，这使得一般大众越来越陷入异化感、不安感和绝望感的笼罩之中，容易引起他们情绪上的躁动。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出现了一批大众社会论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密尔斯（C.W.Mills），他认为在现代社会，随着大企业的增多和组织官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出现了更多的白领阶层，而他们不拥有任何资产，在高度合理化的大企业组织面前，他们常常抱有一种失落感或无力感，这使得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而在业余生活中则“逃避”到大众传媒提供的消遣和娱乐领域，他们本质上是被排斥在统治势力之外的：他们与蓝领劳动工人一起，构成了美国社会中的“大众”。
美国学者康豪瑟提出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三层结构：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他认为中层组织主要功能在于保护民众免受政治精英的操控；防止政治精英的决策直接为大众压力所左右；对精英政治进行组织化和民主化控制；提供交往和讨论的平台从而使民众对现实的感知更为真切；中层组织的多样性导致利益和认同感的多样化，从而降低民众被动员到大规模
集体行动中去的可能。但一个中层组织薄弱的社会，民众有可能受到精英的直接操控，但也有可能通过民粹主义直接操控精英，这就是大众社会，大众社会是形成极权政体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