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语运动 Popular Language Movement 1934年在上海掀起的一个要求白话文写得更加接近大众口语的文体改革运动。运动的起因是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报刊上接连发表反对白话文、主张学校恢复教文言 甚至提倡小学读经等文章，提出文言复兴运动”。与此相反，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人士陈望道等发起，并得到鲁迅的支持，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起了“大众语”的讨论。1934年6月18日陈子展发表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和6月19日陈望道发表的《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两文就揭开了这场语文论战的序幕。陈望道提出“大众语”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语言——这就成了公认的“大众语”的定义。

大众语运动的起因有两点，一是“新文言”与“欧化”现象较为严重的文学界现状需要变革，二是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读经思潮。

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在文学和中小学国语教材中的势力，得到了很大拓展，但其他社会文化领域，如新闻报纸、政府公文、法律条文、社交信札、应酬帖束、高中国文等，却仍是文言文残存的地盘。在这种双重书面语的制约下，社会写作和学生习作都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一种半文半白的情况，胡适和林语堂把这种不文不白的表达方式称为“语录体”，又叫“新文言”。“欧化”则是指一种虽然用的是白话词汇，但语法结构深受欧美语法影响的不良表达方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欧化现象？主要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在反对文言之时，观念上就深受欧美语法的影响，加之此期翻译作品特别多、留洋学生也比较多，于是报刊杂志上出现的白话文章就出现了很多的欧化现象。欧化的主要特点是：喜欢用长长的复杂的句子，喜欢添加修饰成分，说话不直截了当而喜拐弯抹角。而汉语口语却习惯于由短句组成，不喜欢用规整的句式，偏爱生动活泼的表达。可以说，欧化与汉语口语的特点刚好背道而驰，陶行知所感叹的“新学办了三十年，依然换汤不换药，卖尽气力，不过把“老八股’变成“洋八股’黑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无论是“新文言”还是“欧化白话”，都不是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白话文“白”的程度，还远远达不到人们的理想，所以仍然需要改革。

在北伐成功、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随着国家渐渐稳定，思想界的活跃程度逐渐减弱，教育界也不再像前段时间那样激进，甚至连学校里的文言也开始重新受到重视。于是，梅光迪、吴宓等主持的《学衡》一如既往地提倡国学、反对白话，教育部1926年特地召开部务会议“讨论小学读经问题”，1929年所公布的教育宗旨提倡“本位文化”和“固有道德”，陈立夫1934年竭力主张至少高等小学教科书要改用文言，国民政府报刊1934年接连发表不少主张恢复文言甚至提倡小学读经的文章，江亢虎1935年发动了以保存汉字、保存文言为目的的存文会，湖南省主席何键1935年通令全省各校一律读经…前前后后的文言复兴运动，使得郭沫若不无讽刺地把1934年归纳为“历史年”。

白话文自身要么半今半古，要么半洋半土，外部又闹腾腾地复古声浪高涨，内忧外患双重叠加，直接导致了“大众语”运动的发生。

“大众语运动”的主要参与主体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左联的文艺作家们。他们惯于在论争中加入充满政治色彩的论调，像任白戈在其文《“大众语”底建设问题》中说的：“抛弃和排斤那些含有毒素的反动的贵族的死了的语言，批判地接受和采用一般说着现实的具有进步性的新的语言。”“贵族的死了的语言”与“具有进步性的新的语言”在众多的充满政治色彩的论调中是极具代表性的。彼时整个社会都在求新、求进步，丝毫的倒退在人们眼中都显得格格不人。因此，文言文是封建贵族的语言，白话文是不文不白的资产阶级的语言，大众语则是全新的新兴阶级的语言，几乎成了参与这场论争的左翼知识分子们的一个共识。

除此之外，运动还内在地包含着一个规模宏大的参与主体。“大众语一面要向大众去学习，一面也要大众来学习”“大众语文，是建筑在大众的生活上，我们不是去提倡大众语文，而是要彼大众去体验与学习。总言之，是怎样发动大众来完成这正在大众中成长的新的语言文字的问题”。这都说明，大众也是该运动的一个在预期之内的参与主体。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以及知识分子们未能真正地深入群众去发动群众，这一主体的作用在这场运动中也未能真正得到体现。

从汪懋祖的《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开始，随着“文言——白话——大众语”的论战持续展开，其形式大概仅限于不同观点的博奔，有的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层面。论战的阵地遍布各大报刊，包括《申报》《大美晚报》《中华日报》《晨报》等，另外还有一些刊物如《社会杂志》《文学杂志》《新语林》等。鉴于当时传播媒介发展情况的局限，运动的形式似乎也只能是这些。不过，从最初的《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来看，运动还触及到了教育领域，最直接的就是教材编写时所用的语体问题。可见，关于教材编写使用的语体的讨论也是运动的形式之一。另外，在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知识分子们发现运动的成效并不明显，于是也有人将希望寄托于政府的通令上，认为“既是认定了语体为提高国民文化的轻便工具，应当再请政府来彻底的革一下命，否则，虽是十年百年也没有结果”。于是，申请政令也成了“大众语运动”的路径之一。

大众语运动提出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尚未触及的新问题，如怎样防止白话文变质，如何使白话文成为大众的工具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促使人们对“大众语”讨论的重视。经过讨论，大家明确了一条基本原则：即要从人民大众的实际需要出发，去看待文体改革上的问题。具体说就是:

①关于大众语的特点。从语言形式上看,大众语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陈望道《大众语论》）的语言。从它所表达的内容看，应是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这样的大众语，才能为大众所有，为大众所需，为大众所用。

②关于建设大众语的前提一要明白大众语与大众生活的关系陈望道提出，建设大众语，必须实际接近大众，向大众学习语言（《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二要弄清大众语与白话文的关系。讨论中，既反对在大众语与“五四”以来的白话文或“国语”之间划一等号，更反对把白话文同大众语对立起来，而认为，建设大众语，要对“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进行合理的扬弃，即吸收白话文中合乎大众语需要的部分，排除白话文中不合乎大众语需要的部分。

③关于大众语提高的途径。为了使大众语更加丰富、精密，需要输入一些外来语及欧化句法，起用一些古典语，择取一些方言词。这些纯属语言成分上的问题，与所要反对的语录体、文言腔、洋腔之类语体风格上的问题不同。陈望道还提出“三路并进”，建立“普遍”的大众语的路线。这“三路并进”是：方言土语“从下送上”，即从语言流入文字；文学科学等用语“从上迎下”，即从文字流入语言；中间由普及教育、语言教育等编定通用的语汇、语法“从横通过”（《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

最后，“大众语运动”却悄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场未直接结出果实的运动，紧接着又被新的文化运动所替代，在这层意义上讲，或许可以将其定义为失败的。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出现是中国近代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过渡，其历史作用不可磨灭，并不像批评者们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这场运动发动的历史背景有其特殊性，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下，试图去发动大众开展一场语言文字的革命，建立大众看得懂、听得懂、写得出、说得出的大众语，是有一些空想的色彩。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联系实际的社会条件做具体的分析。历史在不断向前，对于前人的实践，后人应该总结和吸取，在此基础上，更好地面向未来。因此，客观地反思这场未果的大众化运动就显得尤其必要。

以陈望道等人发起和组织的“大众语”论战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1.彻底击退了复辟文言的逆流，为白话文运动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役，此后在中国大地上再也翻不起文言复兴的浊浪来了。2.为民族共同语言—普通话的建设和推广进行了一次有值的探讨。3.由“言文一致”讨论的引申，为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以及汉语拼音的研究开拓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