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丛书》是商务印书馆在1933年4月开始出版的丛书，由王云五主持，是其“国化教科书”的一大创举，计划用五年的时间出版400种，并成立了55人的大学丛书审查委员会，对列入大学丛书出版计划的书进行审查，审查合格后由商务出版。

自清末中国创办大学开始，教材一直是借用西文书籍，即使是汉文的也是翻译的西文或转译自日文，国人自著的教材（出了中国固有的那些传统国学书籍）凤毛麟角，因为当时的先进科学知识都是西方的，到了1920年代，中国的大学不论是从规模还是教学质量，在一批批留学归来了优秀知识分子的培育带动下，迅猛发展，到1930年代，中国的大专院校已经将近100所，教师大多是留学归来的西方培养的知识分子，此时大部分大学的教材用西文原版的。

王云五主掌商务印书馆后，即留心于大学教材之编撰出版，他在自述中说：“商务印书馆过去卅余年所出版的教科书，以小学及中学为限，其他出版家亦复如是。国内各大学所用的课本，大都采用西文，尤其是英文的原版，间或加以翻印。一部分则由教授自编讲义，付诸油印，铅印者实居少数。我加入商务印书馆不久，即与各著名大学即学术团体协商，订定了许多丛书合约，其中有不少适合于大学生的课本或参考书。”

同时在此之前，商务也已经尝试着与各大学合作出版了若干大学丛书，如北京大学丛书，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丛书等，已经积累了相当经验。

要出版大学教科书，首先得有编写书的人，好在商务此前已经出版了不少能作为大学教本或参考书的书籍，但仅有这些书籍是远远不够的，王云五的办法是邀请各大学的教授或各行业的著名学者进行撰写或翻译，正如在其广告中说：“期收全国学者通力合作之效。”也就是说编或译者是由全国范围内的著名学者完成的，从目前见到的大学丛书来看，事实确是如此。

有了书然后得有对书进行审查的人，不能什么书都能作为大学丛书出版，得有相当学术水平，并且适合做大学的教本或参考书，王云五先生聘请了国内专家学者五十五人，组成大学丛书委员会，这五十五人“皆为全国一时之选。各科各类皆有专家，对于审查书稿，可按专长担任，至为便利。”

有了书稿，有了审查，出版印刷，正是商务印书馆的强项，当时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图书图版机构，先进的设备自不必说，当时全国的出版物，商务印书馆占一半以上，可见一个商务印书馆就代表了中国当时的出版印刷水平，就是管理方法，在王云五先生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下，也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

从1933年4月开始出版大学丛书，最初出版的是：彭学沛著《欧美日本的政党》；蔡翘著《生理学》，钱端升译《英国史》，萨本栋著《普通物理学》（上）；吴昆吾著《条约论》，计划每年出书40种，从此开始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每个月都会出版数种大学丛书，学科范围涵盖了文学、历史、工商、经济、理工、化学、法学、医学、教育等各个学科领域，四年时间已经出版大学丛书超过二百种以上。(根据我的统计到1937年十二月，出版大学丛书234种)

大学丛书为红布面精装本，根据学科特点，书本印刷有的是直排，有的是横排，道林纸印刷，有些书配有精美插图及图表。为了减轻读者购书成本，大部分书都出版了简装本（平装本），但印刷纸张均与精装本一样，购书成本减去三分之一。

抗战开始后商务印书馆辗转香港、长沙、重庆，但大学丛书仍继续出版，“为抗战中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纽约时报评语）抗战胜利后，商务印书馆迁回上海，继续出版大学丛书，直到1949年上海易主，之后一些理工、理化、医学类的大学丛书在1950年代仍继续再版和新出版，可见影响之大。

抗战中，国立编译馆（官方机构）开始编撰“部定大学用书”，一部分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规模远不及商务的大学丛书。

大学丛书委员会委员：丁燮林君王世杰君王云五君任鸿隽君朱经农君朱家骅君李四光君李建勋君李书华君李权时君余青松君何炳松君辛树帜君吴泽霖君吴经熊君周仁君秉志君竺可桢君胡适君胡庶华君姜立夫君翁之龙君翁文灏君马君武君马寅初君孙贵定君徐诵明君唐钺君郭任远君 陶孟和君许璇君陈裕光君程天放君程演生君冯友兰君傅斯年君傅运森君 曹惠群君邹鲁君郑振文君郑振铎君刘秉麟君刘湛恩君黎照寰君蔡元培君蒋梦麟君欧元怀君颜任光君颜福庆君罗家伦君顾颉刚君

大学丛书从1933年4月开始出版，截止1937年十二月，共出版234种，平均每月出版约4本，涵盖了各个学科领域，其中大部分为著作，约占总数的64.84%，译作占35.16%，正如其广告语“贡献整个的大学用书，促进我国的学术独立”，当时各大学校大部分都是使用的商务的大学丛书作为教本的，为我国的学术独立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