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浦，现位于连云港市连云区猴嘴街道。旧称大浦港，兼有海、河运输之便，为淮盐集散地之一。1905年，大浦作为海州的商埠开放。 1921年2月，大浦以“胶海关海州分关”的名称，正式对外开放。1925年7月1日，陇海铁路徐海段通车至新浦、大浦。新浦和大浦两相依托，河海双向联运，促进经济繁荣和城市建设的发展。

《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政策的根本转变，即中国由一个商品输出国变为一个资本输出国，富了外国，穷了中国。《马关条约》第四条：“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械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由于“利益均沾”各殖民国家都可照此办理，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为保护本国利益，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要求政府制定政策，挽回利权。清政府正是在割地、赔偿、权益瓜分的情势下，被迫采取的开放通商口岸、设厂自救的国策。新浦的发展和繁荣，临洪口的自行开放，大浦港的建设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产生的新生事物。

由于海势东迁，原在新浦附近（今沈圩桥以东）入海的临洪河口，东迁至远离新浦十几里的大浦，流经我市的蔷薇河、临洪河在大浦汇流入海，形成一个宽达1.5公里、水深7米的入海口，成为一个河海交汇的自然港。从临洪口溯河而上，大船可到海州西门外沙板桥，小船可直抵今东海至沭阳的三荡。通过乌龙河和蔷薇河相连，舟楫方便。溯河而下，经临洪口，海运可与上海、天津、青岛、烟台相联接。其联海通陆的优越的地理条件，是决定作为开放海港的重要条件。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板浦口以下渐近淤塞，海潮不通，黑风口至孔望山一线，脱离海境，“潮涨无路、潮落方通”，成为滩涂，盐业运输受到影响。因此，向北新开卞家浦，以利盐斤运输。时隔不久，“嘉庆三年（1798年）。淮北盐商以卞家浦海戽淤垫，捐挑戽河。”嘉庆三年盐商捐资戽河的河就是由海州东流入海的新浦河，它的入海口就是“新浦口”。新浦至此出海问世。但这个新浦不是今连云港市新浦区，其地址在今连云港市海州区玉带河下游纱厂工农桥附近。清嘉庆九年海州知州唐仲冕在《甲子河记》中具体地记叙了这一沧海桑田的巨变：“此州十年来，潮渐北徙。故恬风渡最险恶，已成平陆，朐山以东，郁州以西，得沙田数千顷。”这一个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是1786-1804仅仅十年的时间。今天连云港的市政中心新浦也是在这一时间脱离海境,由滩涂渐变成陆地。新浦由海变陆，也仅仅只有200年历史。由滩涂变为渔村，由渔村变成集镇，完全是由于新浦河海通航商业和海运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在全市文物普查中，在新浦公园发现幸得保存的刻于民国六年（1927年）由东海县临洪市新浦商会公立的一块《创建新浦天后宫纪》碑。可以说这块碑对新浦的开发和崛起作了历史的记述。今摘录一段如下：

新浦据蔷薇河下游南岸，上沿沭河，为运河尾闾，河流所及之，土货泛而至焉。渤海商舶，因是翔集，而交易成然。余童年至此，茅屋星星，帆樯环立。而庙东则荒冢累累，于蒿莱一望间而已。至是庙落成后，商业日兴，经营乃有今日，闻诸父老言，新浦之兴自有天后宫始。

这块碑记中所记之“新浦”可不是前文所说的位于纱厂工农桥附近的“新浦口”。而是今日新浦。由于泥沙淤积，各个河口滩涂日长，继卞家口淤塞后新浦口也相继淤塞，海潮不通。为了盐斤运输需要，西盐河于光绪初年又继续向北开挖伸延至今新浦与后河相接，成为海州漕运及临洪、兴庄两盐场重要的盐斤运输的航道。其中河流贯穿，航运极为发达。东有龙尾河，西有运盐河，前河从今市化路东行和龙尾河相接，后河从临洪口入海。这样一个河海交接、交通便利的新淤滩地，遂名“新浦”。从清光绪十八年以前已经得到了开发。“新浦之兴自有天后宫始。”天后宫兴，是海运发达的标志。是物流带动了人流的汇集。新浦由一个渔村变成一个港口集镇。

随着新浦集镇的开发和商业的发展，选择和开辟通商口岸遂为海州、新浦地区包括沈云霈等一批有识之士的重视。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1905年9月22日），时任两江总督的周馥在海州绅商的吁请下，向清光绪帝上奏：“海州居胶州上海之中，为航路往来必经之道。本地商人早欲自雇商轮试行贩运，惟筑坝疏河需费甚巨，应俟部议作为自开商埠后，将应办各项工程料理粗妥，再行奏明订期设关收税。现在各工未兴，关员未设，尚无开关之期。该州绅商迭来陈请，拟自雇小轮装运货物来往行驶。查与内港行轮章程相符，自应照准。”

奏折上朱批“钦此”，得到了皇帝的同意，这一自开的商埠港口就是临洪口的大浦港和新浦。据原连云港市博物馆馆长刘洪石搜集的资料显示：大浦港从1905年开放到1932年鼎盛，最兴旺的时候，同时停靠着14艘千吨级轮船，转运公司多达80多家，这段时间正好也是新市区（新浦民主路）繁荣之时。

民国九年，即公元1920年，沈云沛的锦屏矿务有限公司成立，在大浦建贮矿石7000吨左右的货栈20余间，所采矿石均由蔷薇河运至大浦，然后装海轮，运销日本。这一举动成为大浦“崛起”的一个肇端。据当年年底统计，因为沈云沛的功劳，大浦当年进出口船只达8380只，吞吐量为145815吨。

作为开放口岸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设立海关。海州分关设立于1931年1月，办公地址在今东跳外，原盐场医院内。原属上海关管辖，并在大浦、墟沟、柘汪、燕尾港设分卡。后又增添新洋港卡所。1932年8月9日划归胶海关（青岛）管辖，成为“胶海关海州分关。”1935年连云港筑成，墟沟卡所合并到连云港办事处。

1921年2月，大浦以“胶海关海州分关”的名义，正式对外开放。1925年7月1日，陇海铁路徐海段通车至新浦、大浦。大浦港经过多年的营建，开埠时已有五座码头，3000吨的货轮可以停泊。

据《盐政实录》，1926年自新公司、公益公司在大浦建成，年销量达4392000担。比1921年至1925年的平均销量提高了14.3%，又有福泰公司、聚兴公司、大陆公司在大浦建立，当时徐州、蚌埠、潼关的商人，在此设立各种土产专运公司。

大宗的花生、黄豆、豆饼、芝麻、粮食和“帮猪”在此装运，转海路北上青岛、上海等地。锦屏山的磷灰石也是从这里运至青岛再运至日本。1932年春，大浦火车站设立港务段，专门负责大浦码头管理、使用及组织疏浚。自1925年，陇海铁路由新浦延伸至大浦，就相继建起了陇海、裕兴永、大振三座木质码头，以及豫海（2310m2）、大振（14077m2）、大久（976m2）三个与码头配套的仓库。同时还修有两座栈桥，与此同时，河北岸的太平庄也成为临洪口的海运码头。

如此盛景，无疑吸引了不少外地大公司到此投资，这其中就包括远负盛名的久大精盐公司。这座由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在1915年开办的制盐公司，为侯德榜创设的永利碱厂，及李烛尘创设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是中国化学工业“永、久、黄”团体中历史最悠久的一脉。

1930年，范旭东又在连云港市开办了久大大浦分厂，除设海水制精盐的盐场外，还自办电厂发电。直到抗战爆发，该分厂迁到四川。当时还专门修建了商用铁路，（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那条铁路已被弃置良久，周边厂房被流民占据。某年夏天，有一家五口在铁轨上乘凉睡觉，不想突然一辆火车驶过，五口人全被轧死。此后这条铁路就给拆了）。

从1926年至1933年的8年时间，大浦港初具规模，货物堆积如山，市面繁荣，火车、轮船进进出出，大浦磷矿石出口日本，煤炭外运，杂粮南下，成为日杂货的集散地。大浦固定住户4000户。在沿街两侧，有京广杂货店18家，饮食店20多家，云台、高长、山东等多家旅社生意兴隆。大浦港进入了一个高度繁荣的时期。

据当时的胶海关统计资料显示，仅1932年大浦港进口就达22941吨，大浦港出口为88968吨。自1930年夏以后，由于蒋阎内战激烈，交通阻塞，陇海铁路西不能逾归德，津浦路北不能达济南。浦口至徐州间，火车又忙于军运，致使中兴煤矿（枣庄煤矿）日产的3000吨煤无法运销各地，只能经陇海铁路转至大浦港装船，出临洪口抵运上海，由此更促进了大浦港的运输繁荣。

商品经济是港口存在的基础，经济腹地和海外贸易是港口兴盛的两大支柱。新浦和大浦两相依托，河海双向联运，更促进经济繁荣和城市建设的发展。海州官商沈云霈，捷足先登，殷、葛、杨、谢四大姓，也相继在新浦建铺经商。赣榆许鼎霖在新浦创办“海丰面粉公司”（原警备区）、“赣丰油饼厂”（原解放路小学）。外地客商也纷纷至新浦经商。有以福聚东土产行为首的山东的安徽帮，有以经营盐号为主的河南帮。以经营亚细亚、美孚、德士古等煤油公司的外商资本也插足新浦地区的商业开发。位于前河和后河的河底，市中大街（民主路）应运而生，成为新浦这座城市的“血脉”和“生长点”。从西跳到东跳，一条依河而建的商业街区逐步建成。它的每一座建筑都是各地商家请原籍的建筑技师设计修建的，每一座建筑都有自己的建筑特点和风格，成为新浦地区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建筑一条街。是新浦近代城市崛起的历史记录。新浦从1929年至1939年，仅仅经过10年开发、建筑，已由一个集镇发展为一个近代的商业城市。人口由原来的约100人，到1938年前已有30000多人。

1933年，中央大学地理系胡焕庸教授偕同年轻的助教楼同茂、李旭旦来新浦专程考察时，在其《两淮盐政考察报告》中记录下这座新兴的城市的繁荣：“新浦水陆辐凑，商铺林立，是新兴的商业码头，商民俨然以‘小上海’自诩，其前景正方兴未艾”。

1930年，一艘英轮及日本“白鹤丸”号在大浦口先后沉没于临洪河口航道，此后船舶经常在此搁浅，航运界开始“视为畏途”，也预示着大浦港命运的衰微。这背后的原因实际要归责于大浦港的“短板”———易于淤浅。

1933年临洪口淤塞更为严重，又不值得全力疏浚，不得不在孙家山、老窑另筑新港。

1934年，随着连云港的一号码头投入使用，大浦30年的发展繁荣，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新浦繁荣与发展也不得不迟缓了步伐，进入了城市衰微期。

《隆庆海州志》记载：“海州境内濒临大海，潮汐往来，易于淤垫，潮带泥沙，涌入各河，水退沙停，蔷薇等河淤垫尤甚。”蔷薇河是沭河的下游，到达大浦附近又称临洪河，临洪口是沭河的主要入海口。历史上受黄河夺淮的影响，蔷薇河口上游的青伊、桑墟诸湖，日渐淤淀。每当夏秋山洪暴发，客水过境，在原湖区大肆泛滥，致使临洪口与秦山之间形成拦门沙，河水下泻，再遇潮汐顶托，交融“凝絮”，极易“海涨沙淤”。1933年临洪口淤塞更为严重，又不值得全力疏浚，不得不在孙家山、老窑另筑新港。1934年随着连云港口的一号码头投入使用，大浦30年发展繁荣，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新浦繁荣与发展也不得不迟缓了步伐，进入了城市衰微期。

连云港濒临大海，北从岚山头南到连云港，全长135公里的海州湾可利用水面400平方公里。不仅有着北从绣针河南到灌河口长约162公里的海岸线，岩质、砂质、淤泥质海岸齐备，是江苏744公里海岸带最精彩的部分。基岩海岸是建设海港的重要条件，已经成陆多年的海滩是建设东部城区的理想用地。沿岸的数条河流入海，不仅成为联络内陆的河流入海口———河港，而且可以成为东部城区独特的滨河景观。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在很长的时间连云港并没有造就海港城市的特色，凸现海港城市的优越。其原因是城市发展的战略、城市规划没能适应这一动态的港口的变迁。连云港这种城市的特质，在全国诸多沿海城市中也是少见的。苏州建城2500年，原地未动，而连云港远的不讲，从南宋至今，作为州级的政治中心，屡有迁徙，从朐城到龙苴，从龙苴到海州，从海州到新浦，这是一座中心城址会移动的城市。而这一原因完全是由港址的迁移，造成了城随港走，形成了港城一体。从新浦港的衰落，到大浦港的兴起；从大浦港的衰落到老窑大港的崛起。自明代以来，特别自清末至今，随着港址的转换，作为政治中心也逐步由西向东屡有迁徙。这个转移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连云港的海岸变迁。揭示这一城市的地理特征和它发展的规律，为探讨连云港口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城市建设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江海通航、五口通商的刺激，原来以农村商品粮为流通商品的主体、代之而起的是畜产品、手工业加工产品和粮油加工产品以及盐、矿产品都在积极寻找消费市场。为了适应这一发展的势头，一个以海州、青口为中心，以苏北和鲁南经济区的集散地的粮油为主体商品的淮海经济区在19世纪末已经形成。它突破了以淮安关为经的封闭式区域市场的界限，而逐渐形成了以商品粮为纽带的国内统一市场。其基本的特点是：以苏北、鲁南、豫东、皖东南不发达地区的粮食和畜产品同东南沿海殷富之区的手工业品及工业加工品的交换；以其地方的矿藏———磷灰石和盐出口日本，输入金属、砂糖、木材、洋油、肥皂等物资的新的流通商品的经济渠道正在形成。其时，不仅海州、沭阳、赣榆一路所产黄豆由陆路运往青口出口海外，其南来杂货亦由青口而入。绸缎布匹、茶叶、纸张连樯南下，大半航海。安徽凤阳、颖州等处所出豆饼亦由洪湖蒋坝、三河南下，不至淮关投纳。就连徐、邳地区的豆饼也运至青口出海，或去牛庄（营口）或浏河、青岛。而山东沿海诸县粮油由登莱处就近航海南下，再加持洋单运货络绎不绝，淮安关到光绪末年实际上关存实亡，已无税可收了。因而早在同治七年九月十九日，淮安关监督连志就曾上书要求在邵伯镇、青口镇分别设口，征收货税。光绪十七年淮安关监督广英再次上书皇太后要求将“永丰口移驻青口，照淮安关则例收税。”而户部却没有洞察这已经变化、形成了事实的形势，不能因势变通，而以“骤设关无裨国课有碍商民”为由，予以驳否。而国内海运通航及海外贸易的发展，迫切地希望寻找新的口岸，而此时青口淤塞严重，入海口已移至下口。使滨临大海的“新浦口”逐渐成为新兴集镇，交通运输便捷。新浦因时而起，代替了青口。港口的兴起，商品经济的流通，造就了新浦的崛起，加入了近代城市的行列。

然而好景不长，临洪河航道淤塞，出海口移到了大浦，“后河”、“前河”也逐渐淤垫，新浦已完全失去了河海交汇、河港众多的优势。人们不得不把眼光移向大浦，另辟新港，大浦作为新的出海口而繁荣兴盛于一时。大浦港的衰落是连云港崛起的重要因素。古海州的经济中心已明显的东移，从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封闭性的县城向以海洋经济为主要形态的转换，城市由封闭而转向开放。

设想1932年，大浦港所在的临洪河口没有淤浅之虞，陇海铁路的东端不一定那么急于穿过孙家山而至老窑（连云港），当时，大浦港还要有一个大发展的过程。遗憾的是，临洪河口逐渐淤浅，载重船舶无法靠岸，不得不另觅新址；连云港在1932年、1933年建成一、二号码头，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只能选择墟沟作为新港的依托，在墟沟街上形成了新市区（今连云区），及至抗日战争爆发，延缓了新浦的发展进程。

以后大浦衰落，连云兴起，与新浦相距30公里，这较之原来大浦———新浦之间6公里，正好是五倍。新浦鞭长莫及，从此港与城脱节，港口越投入，对依托城市的需求越大，城市越“欠账”，后来在新浦、海州之东边另划出一个连云就是想改变这种情势的一个行政措施。所谓“一市双城”即由此而来。

大浦港的衰落是连云港崛起的重要因素。古海州的经济中心已明显东移，从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封闭性的县城向以海洋经济为主要形态的转换，城市由封闭而转向开放。

为适应这一新的港址迁徙的需要，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江苏省政府第662次会议决议，提出一份《省政府决议规划连云港埠市政案》。

之后，民国政府为更好地开发港口，决定在东部邻近港口的五羊湖（今市开发区）建立一个普通市———连云市。大浦港就此正式被历史风尘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