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淖记事》是汪曾祺创作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81年第4期《北京文学》。小说通过书写小锡匠十一子与挑夫之女巧云出于自然率真的人性勇敢追求自由爱情的故事，展示了大淖地区的风土人情、民俗世态。该作品曾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故事发生名为大淖的地方，这里是城区和乡下的交界处，也是一个偏僻而秀丽的水乡，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

大淖的南岸，有一座漆成绿色的木板房，房顶、地面，都是木板的。这原是一个轮船公司。由轮船公司往东往西，各距一箭之遥，有两丛住户人家。这两丛人家，也是互不相同的，各是各乡风。西边是住的是做小生意的。他们大都不是本地人，做的都是小本生意，赚钱不大，因为是在客边，对人很和气，凡事忍让，所以这一带平常总是安安静静的，很少有吵嘴打架的事情发生。轮船公司东头住的人，世代相传，都是挑夫。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靠肩膀吃饭。姑娘媳妇挑得不比男人少，走得不比男人慢。她们像男人一样的挣钱，走相、坐相也像男人。走起来一阵风，坐下来两条腿叉得很开。她们像男人一样赤脚穿草鞋。她们嘴里不忌生冷，男人怎么说话她们怎么说话，她们也用男人骂人的话骂人。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他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因此，外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

大淖西头的小锡匠十一子和大淖东头的美丽姑娘巧云自然地相爱了。可十一子家只有寡母一人，而巧云那原本能干的父亲也因为意外失去了劳动能力。 好心的大人看到他俩时会想： 这倒真是两只鸳鸯，可是配不成对。一家要招一个养老女婿，一家要接一个当家媳妇，弄不到一起。与此同时，县里水上保安队的刘号长趁巧云不备，玷污了她的身子。事后，巧云没有流泪，没有寻死，只后悔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了十一子。她的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这个号长来一次，她的念头就更强烈一分。终于，她趁刘号长下乡时，和十一子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巧云和十一子相好的事传到刘号长耳中，他纠集了一伙人把十一子打得半死。在巧云和老锡匠师傅的抢救下，十一子总算活了下来。愤怒的锡匠们按照古老习俗“顶香请愿”，终于迫使县政府负责承担医药费，并将刘号长赶出了大淖。从未干过重活的巧云为了十一子，勇敢而自信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成为当地的一名女挑夫。他们的爱情也终于水到渠成。

大淖真实存在于汪曾祺的家乡高邮，是汪小时候常去玩的地方之一。在汪上小学时，他听说大淖的一个小锡匠因为与保安队的兵的“女人”相好，而被保安队打“死”了，后来又被人用尿碱救活。汪跑去出事地点看，也在那里看到了小锡匠要好的年轻女人，虽然屋里很黑，并不能看清人的五官，但他无端觉得那女人很美。过了两天，锡匠们上街请愿，为同伴讨公道。这些事给了年幼的汪很深的印象，他朦胧觉得这是一种优美的情感。这种记忆深植于他的脑海中，最终促使他在四十多年后写成了《大淖记事》。主人公巧云的原型，除了与小锡匠要好的女人，还有汪小时候认识的一个姓戴的轿夫的妻子，那个女人在丈夫得重病后，为了养家当了女挑夫。汪发现当了挑夫后那个原本很邋遢的女人变得挺拔精神了，这让他感到惊奇。在创作小说时，汪把这个女人的品行性格移到了巧云的身上，也因此把现实生活中原本住在高邮的越塘一带的挑夫“搬”到了大淖。

黄巧云

挑夫黄海蛟的女儿。三岁时母亲与人私奔，由父亲拉扯长大。生得非常美丽，而且善良坚强，在父亲受伤残疾后，她靠织渔网养活父亲。因为她的美貌，常有少年在她家门外徘徊；上街买东西时，她买到的东西总比别人分量多，质量好；到泰山庙看戏时，总有人给她找好座位，好些人不是在看戏而在看她。然而，在众多追求者中，巧云只爱外来户小锡匠十一子。在被保安队的刘号长霸占后，巧云为自己的第一次没有给十一子而痛苦，而由于家还有残废在床上的爹，她也不能采取暴力手段为自己报仇。但她用行动表达了反抗，终于与心上人结合。当十一子被刘号长带人打个半死时，巧云接十一子到家养伤。养活家里两个没有劳动能力的男人，从未做过重活儿的她毫不犹豫地当了挑夫。

十一子

老锡匠的侄儿兼徒弟，在家排行十一，所以小名叫十一子。英俊、聪明，做事干净利落。很多来听锡匠们唱戏的大姑娘小媳妇其实是为了看他的。虽然老锡匠吩咐十一子不要与淖东头的女人来往，但是在等生意时，十一子认识了巧云，一来二去，彼此心里都有对方。只不过，由于小锡匠家中有寡母，需要娶儿媳进门当家，而巧云家有残疾的爹，只能招上门婿，所以两人无法结亲。巧云被刘号长霸占后，十一子仍坚持和她在一起，即使被保安队毒打几乎丧命，也无怨无悔。

黄海蛟

巧云的父亲，挑夫中的一把好手。在巧云妈与人私奔后，因为不愿巧云被后娘欺负，所以不再续娶，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把巧云养大。心疼女儿，不让她去挑扁担。巧云长到十七岁，黄海蛟挑重担上高跳时，一脚踏空，从高处摔下，摔断了腰，瘫痪在床。

老锡匠

从兴化来大淖做生意的老手艺人，是兴化帮锡匠的首领。会武术，讲义气，不怕事，但绝不惹事。对徒弟管得很紧，不许他们赌钱，嘱咐他们做活时要手脚干净，不许他和妇女嬉皮笑脸。当十一子被保安队几乎打死时，老锡匠带领锡匠们“顶香请愿”，最终为十一子讨回了公道。

刘号长

水上保安队的号长，趁天黑拔开巧云家的门强暴了她，从此长期霸占巧云。听说巧云与十一子要好后，他觉得很没面子。本来，他跟巧云没拜过堂，露水夫妻断了也就断了，而且他也知道巧云讨厌他。但是，他向来是只许他在别人头上拉屎，不许别人在他脸上溅一星唾沫。于是，他带人毒打小锡匠，几乎把十一子打死。事后，由于锡匠们顶香请愿，刘号长被“驱逐出境”，调到三垛去当了税警。

《大淖记事》通过十一子与巧云的爱情故事映射出大淖淳朴的民风，歌颂了自由的人性美、朴素的民间道德力量。

在小说中，作者描绘了一个如桃花源般美丽的世界——大淖。一片大水隔开了城市与乡下，这里远离现代文明，道德束缚形同虚设。大淖人虽然挣扎在贫困线上，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古朴、率真、自由、快乐，更顺乎人的自然本性。锡匠们在工作之余会打拳练武，会唱 “小开口”，遇到阴天下雨不 能出街时会吹打弹唱一整天。挑夫们生活穷苦，家无隔夜粮，连女人、孩子也得出来挑担挣钱，但活得单纯自然，吃着糙米青菜也非常香甜。这种自娱自乐、自在自足的生活方式充满了世俗的快乐，又达到了一种超脱的审美自由境界。

大淖世界中的人们没有接受过儒家礼教的教育与熏陶，却拥有民间最质朴淳厚的生活原则。他们讲义气，互通有无，真切地同情弱者，尽其所能地给予帮助。他们没有任何伪装地、自由地爱着与恨着。在大淖，婚嫁不用媒人，不受所谓三纲五常的限制，只要符合一个标准——情愿。女儿巧云与小锡匠十一子相爱，却被水上保安队的刘号长霸占。巧云没有流泪，没有寻死，也没有就此认命，而是和十一子用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这种道德感与正统的“节烈”观念具有鲜明的区别，带有明显的民间道德与地域性道德的意味，体现了生机勃勃勃的生命意义。

巧云的爱情得到了周围人的同情和支持。生活在大淖的人们以质朴的方式表达着正派的生活态度以及协作、友爱和宽容的民风。十一子与巧云相会时，锡匠师兄们帮他留门。十一子被打伤后，大淖的穷苦人们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出来了。他们将这两个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年轻人视为骄傲。为了救十一子，东头的大娘们杀了老母鸡，西头的锡匠们凑钱买人参。老锡匠带领全体锡匠上街游行、“顶香请愿”，用无声的抗议，守护穷苦人的尊严。刘号长最终灰溜溜逃到外地。小说中的刘号长代表的是对美的破坏力量，是大淖人生遇挫的隐喻。而他的失败恰是大淖人非暴力的道德抗争的胜利，从中足见民间的道德力量的巨大的威慑作用。

叙述淡化情节

《大淖记事》是一篇散文化小说，作者没有采用小说的常规写法，不急于进入情节的进展。小说的前三章没有出现具体的人物、故事，而是着力营造环境氛围和心理氛围。作者不厌其烦地描绘大淖的地理环境、自然风光，轮船公司东西两边的不同生活习俗，大淖的人们特殊的道德观念，描绘了一幅水乡风俗画。而小说的篇幅到了一半以后，情节才逐渐明朗，叙述的节奏也开始加快。

这种看似“静止”的叙述方式，其实是从情节的预设出发的，为情节的进一步展开作铺垫性的交代。大淖人的生活环境、风俗、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与外界完全不同，男女关系上比较随便，女性的性格大胆泼辣、独立自主。结了婚的媳妇们为了赌两碗饺面可以当着男人的面脱掉衣服跳到淖里洗澡。巧云妈跟人跑了，巧云的父亲黄海蛟并没有很难过，因为在大淖这个地方这种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巧云“失身”后不会流泪，更不会想到寻死，街坊邻里得知此事后没有过多议论，而是给予巧云和十一子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也正是因为有了之前大量的以风俗文化为内涵的日常生活描写，在读者眼中，巧云失身后的种种行为是合乎逻辑的，她的爱情仍然是美丽纯洁的。

人物刻画生动

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作者除了通过白描手法正面描绘人物外貌，还大量运用侧面描写，用旁人的眼光、心理、行动或作者的赞叹来烘托人物的貌美心善。如在描写巧云的美丽时，借用了《汉乐府 · 陌上桑》中描绘秦罗敷的手法，通过少年人的追逐，小贩的舍利，大婶大娘的秘密利用，写出了她的美竟使一切为之倾倒。

小说还通过行动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巧云的手指划破了，十一子帮她吮吸指头上的血；十一子挨打受重伤，在喂他救命的尿碱汤时巧云也情不自禁地尝了一口；刘号长带人毒打十一子，逼他同意离开大淖，“小锡匠不说话”，逼他同意不再接近巧云，“小锡匠不说话”，要他讨饶认错，“小锡匠的牙咬得紧紧的”。从这些行动中表现了人物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美好心灵。

语言如诗如画

在描绘大淖的风土人物时，作者运用平常的语言，营造出如诗如画的意境。在描写大淖的四季时，“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芦蒿……夏天，茅 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秋天， 全都枯黄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这幅大淖四季景物变化图的语言并无生僻古怪之处，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成了一首五彩的诗。形容十一子的长相举止，“他长得挺拔厮称，肩宽腰细，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头戴遮阳草帽，青鞋净袜。走起路来，高抬脚，轻着地，麻溜利索”。这些形容词经过作者精心搭配，变成充满节奏感的四字句，既雅致，又通畅，毫无生硬滞涩之感，给人一种别致的音乐美。在描写女挑夫的劳动情景时，作者用“紫红的荸荠、 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色彩词表达了她所挑货物的新鲜；用“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形容她们挑货排队走路时婀娜的身姿；同时用了叠音拟声词“嚓嚓”将姑娘媳妇们走过时的声响表现得生动、形象，整段文字都具有形象性和色彩美。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坛还处于一片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巨大的控诉声浪中，《大淖记事》的出现就像一种变奏。在《北京文学》首发后，它迅速被《小说月报》、《新华月报》等杂志转载，并获得了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是汪曾祺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

影视界曾数度想将该小说搬上银幕，20世纪80年代末，《四世同堂》的导演林汝为计划将《大淖记事》拍成电影，还邀汪曾祺亲自改编，被汪婉言谢绝担任编剧；199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买下《大淖记事》的改编权，并请创作过《都市里的村庄》、《逆光》的上海编剧秦华来负责改编。最终，由于没有找到用影像来呈现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味道的方法，这些改编计划均无疾而终。

学者凌宇：《大淖记事》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它不是一般的爱情悲剧，没有一把泪，一滴血；也不是一般的爱情喜剧，三分幽默，七分笑料。它不落俗套，立意新奇。故事不能说不悲惨，但使人没有重压之感；描写的风俗决不是美玉无瑕，读了却让人神清气爽。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毕业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文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干部，《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北京京剧院编剧。北京市剧协理事。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戏剧剧本《沙家浜》、《大劈棺》，文论集《晚翠文谈》，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等，《汪曾祺文集》（5卷），《汪曾祺全集》（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