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秦鸠摩罗什译，敦煌藏经洞出唐武后证圣元年写本。卷轴装，楷书，共23纸，总570行，行17字。卷长86.6厘米，上下边栏宽19.6厘米。卷尾题：“大周证圣元年岁次乙未四月戊寅廿一日戊戌，弟子薛崇徽奉为尊长敬造。”卷中有武则天制字。通卷官楷，工整秀丽，为敦煌遗书中精品。此件原为大谷探险队藏品。
1900年（清光绪26年）农历五月二十二日，住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王原禄）和姓杨的工人向往日一样，正在清理洞窟中的流沙。忽然，姓杨的工人发现正在清理流沙的甬道一侧墙壁似乎中空。待他们将中空的墙壁打开，赫然发现了一个堆满经卷的洞窟。窟内装满四至十世纪的写本书卷、彩绘佛画和少数刻印书籍和佛画。初始，王道士还对外保密，后来他渐渐地胆子大了起来，开始拿出一些经卷送给达官大人，以换来一点银两，藏经洞的消息逐渐被外界知道。后来人们便习惯地将藏有遗书的洞窟称为“藏经洞”，这就是现在编号为第17号窟发现的由来。
1907年，正在新疆做考察的英国人斯坦因听说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后，急急忙忙赶到敦煌向王道士骗取洞中藏品，先后运回英国和印度新德里博物馆的经卷就有九千馀件，画绣美术品不计其数。 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继斯坦因之后，也来到敦煌，又骗取经卷和艺术品至少五千馀件。1909年伯希和来到北京，向中国学者展示了他的所得，中国学界才恍如梦醒，罗振玉等人亟书清廷，请将有关遗书运京。1910年，清廷命陕甘总督，将藏经洞写经“悉数运京”。而后，十几大车写经浩浩荡荡入藏当时的京师图书馆，成为本馆收藏敦煌遗书的基础。
1910年至1914年，日本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世宗主大谷光瑞第三次派出探险队，往中国西部和中亚地区探险，其队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分别在敦煌从王道士手中和其他人那里，得到大批
敦煌写经，其中一部分就是王道士私藏在转经桶里的经卷。
这批经卷先后经过数易其手，先于1916年售于满铁，并转交给1917年开馆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即后来的旅顺博物馆。1948年旅博被苏联红军接管。1954年苏联将这批经卷移交中国。1954年文化部将这批经卷调拨北京图书馆，馆方将其编号冠为“新”字，以示新中国成立以后入藏部分，本件编号为新2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