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奴国，《汉书·地理志》中日本的古称。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汉光武帝时赐委奴国王印绶 “汉委奴国王”金印，1784年在日本福冈市出土。委奴国是当时日本北九州地区政权林立中的一个邦，另外还有狗奴国等。

委奴国，据考辨为日本的古称。在汉朝的时期，一个来自东方海域的岛国因为久慕大汉文明与繁华，便不远万里涉海越山来朝汉朝，汉光武帝赐奴国“汉委奴国王”之印，这块印章今天陈列在日本的福冈市。委奴国的名称即由此来。

中国历史文献中对倭国的记载，最早的史籍有《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山海经·海内北经》“倭国在巨燕南，侯北，便属燕”等等。

据日本学者考证，这个“委奴国”应读为“倭”的“奴国”就是《魏志·倭人传》所述女王治下约三十国之一的“奴国”，位于今九州福冈市附近。

《后汉书》关于委奴国，除光武帝赐委奴国王印绶，及“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的记载而外，再没有其他记载，为考证18世纪在日本福冈出土的“汉委奴国王印”真伪带来极大的困难。在史籍难稽的情况下，中国找到新的物证，用以佐证这枚金印为“真印”，同时也为中日交往史起始于汉代找到确凿证据。

公元纪年前后　倭人分为百余国，来汉朝贡。

107　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于汉安帝。

184前后　倭国大乱，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以“事鬼道，能惑众”立，尊卑有差，收租税。

239　卑弥呼遣使朝魏。魏赐号亲魏倭王。

最早对日本有确切记载的历史著作是东汉史学家班固写的《汉书》。该书《地理志·燕地》称日本列岛为“倭”，当时日本列岛的人接受了这一称呼。

对两地交往作明确记载且有确凿年代可考的是在《后汉书·东夷列传》“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

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对倭奴国的记载：“旧百余国，汉朝有朝见者，今使所通三十国。”这就是说，日本有百余个部落国，到三国时，已逐步合并为三十国/部落，即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出现了邪马台国。由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统治，成为部落联盟的盟主。邪马台国当时已有统治机构和贫富、阶级差别，是日本奴隶制社会初期粗具规模的国家。

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魏明帝时曾调封邪马台国王卑弥呼“亲魏委王，假金印紫绶”。该国女王卑弥呼在239年曾遣使到中国洛阳，魏明帝封她为“亲魏倭王”，授与金印紫绶。其后继女王□与（台与）亦曾遣使向西晋王朝朝贡。

据《隋书·倭国传》记载：公元607前倭国派遣小野妹子使隋，国书上写着：“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由过去自称倭王改为称“日出处天子”。公元6世纪，倭国开始大力吸收中国的先进技术、文化，从而使其政治、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渐强。倭国国王逐对“倭”的称号感到不满，并自认为居于国之东，乃日出之处，便逐渐用“日”字代国名。

中国汉时的倭人尚属于国家林立的状态。并无国名。其国王遣使入汉，愿为东汉臣藩。当时，倭王想借着臣属于东汉王朝树立自己权位和王位。因此举国大喜。并受赐“汉委（倭）奴国王印”（1784年，在日本北九州地区博多湾志贺岛，出土一枚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的金印。金印为纯金铸成，印体方形，长宽各2．3厘米，高二厘米，蛇纽，阴刻篆体字）。

隋唐时，倭国为学习汉人文化，多派留学生来大唐学习。为其发展泽惠巨大。于此也知“倭”乃不雅，“倭奴”尤甚。之后，议改国号：中国既称居天地中央，我在中国东瀛，乃是日出之本源，便定国号“日本”。倭王遣隋使小野妹子献给隋帝国书中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敬问无恙”。

宋明两代倭国见中国强大，依然纳贡。至倭国战国末期，丰臣平定列岛，便开始了侵华的迷梦，想攻克高丽而入中原，使三国归于一统。“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这是丰臣在征服高野寺后，给一柳末安的信中的一句话。

至大清甲午年间，倭寇发动甲午海战，开始了他们梦想了一千多年的罪恶野心。战败，李鸿章去马关与伊藤谈判。伊藤要求中国赔偿白银三亿两，割台湾、琉球、辽东。李鸿章道；“十年前你在天津还曾与我谈我结盟之事，现在却如此大开狮子口？”伊藤道：“那时彼国强于我国，如今我国是战胜国。”

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枚，顿时轰动全日本。如果这枚金印确系中国东汉所赐，则足以证明《后汉书》的相关记载准确无误。但是在此后百余年间因为没有其他考古学上的证据可以证明该金印是中国制造，所以一直有“真印说”、“假印说”（无原型的假造）、“伪印说”（有原型的仿造）并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国云南晋宁“滇王之印”的出土。

真伪考辨

“汉委奴国王”印为纯金制成，上部为蛇钮，下部印面为二点三四厘米见方，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阴刻篆字。而“滇王之印”无论在尺寸、字形、钮形及雕刻工艺上都与其十分接近，这大大增加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实性。此印一出，论争顿减，但却没有彻底平息。有的学者指出，“滇王之印”乃是汉武帝时赐予滇王尝羌的金印，距离《后汉书》中所述年代相差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因此“滇王之印”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旁证，如果要确认“汉委奴国王”金印的真实性必须有更为充分的考古发现支撑。

1981年2月中国江苏邗江出土了一枚“广陵王玺”金印，该印的出土彻底结束了这场论争，完全肯定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实性及《后汉书》相关记载的准确性。“广陵王玺”龟钮金质，除钮形不同外，质地、印体造型和印文字样风格都和前印颇为相似。据考证，该印乃是汉光武帝赐给儿子第一代广陵王刘荆的印信，时间是在公元58年，仅比光武帝赐印给倭奴国王晚一年。西汉典章规定“诸侯王，金玺盭绶，掌治其国”，东汉时“金玺”未变，仅改为“诸侯王赤绶”，徐广注曰：“太子及诸侯王金印、龟钮、纁赤绶。”由此可见“广陵王玺”、“汉委奴国王”印都和东汉典章制度相吻合。

字义考辨

但是金印的真实性得以印证之后，关于倭奴国的问题却没有完全解决，尤其是对“委奴”二字的解释上。有些学者认为“委”字作委任解，即将印上文字解释为汉朝委任的奴国国王。但是从汉代及之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王朝对外派送的印信中从未有作委任解的“委”字先例，所以此说支持者甚少。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委”和“倭”相通，“委奴国”即“倭奴国”。但是，“倭奴国”究竟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还是“倭”之“奴国”的意思呢，这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认为是连称“倭奴国”的理由主要是：一、中国史籍中提及光武帝时此事均称“倭奴国”而不见简略为“奴国”的；二、中国王朝对外赐予封号一般都采用二断的称呼，如“汉·匈奴·左贤王”，则该印上文字当为“汉·委奴·国王”。由此，“倭奴国”便成为一个不能完全等同于《魏志》、《倭人传》中“奴国”的名字。台湾史学家王勇先生由此大胆地提出“倭奴”是“阿伊努”的对音，即“倭奴国”是虾夷人国家。此假说惊世骇俗，但是缺乏其他的旁证，仅是为比对而作的比对，暂备一说。

主张是“倭”之“奴国”的学者则更多相信其与“奴国”的联系，由此他们也推定福冈平野就是奴国的势力范围，并推断伊都国的位置。这是邪马台“九州说”学者通常所采用的观点，也是基于“倭”的总称已经形成的状况。

就我们而言，更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即使“倭奴国”真的可以按照“倭”之“奴国”来解释，也未必就是邻近伊都国的那个，因为据《魏志》、《倭人传》还有另一个仅录名的“奴国”。《倭人传》载“倭人……今使译所通三十国”，而从对马国开始至狗奴国总共30个，不多不少，表明两个“奴国”并非重出。事实上我们还注意到，在这些国家中除了两个“奴国”外，还有弥奴国、姐奴国、苏奴国、鬼奴国、乌奴国、狗奴国等以“奴”结尾的国名。这种状况很有可能是由一个倭奴人的大集团分裂而成各国的反映，即在邪马台邦联之前很可能存在另一个范围较大的倭人国家，所以其才有能力向东汉朝贡并受封为王。同时，我们认为因为金印在志贺岛出土就认为此地即伊都国附近之奴国地域，是缺乏根据的。

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中“倭国极南界”的说法。志贺岛在九州岛北端，如果这里的倭国和《魏志》、《倭人传》中九州的大致地域，则就无法解释这个说法。否则，“倭国”就应当是指包括本州在内的更大范围，而“倭奴国”就应当至少包括九州岛的相当部分，这也间接支持了我们大“倭奴国”的观点。那么《后汉书》中“倭国”的范围远超于九州意味着什么呢？表征着范晔等当时的史家也主张邪马台“畿内说”吗？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书名作者述及年代成书年代对日本总称当时邦国称呼

山海经　传说时期战国至西汉倭

论衡王充周成王时期倭人

汉书班固前汉至后汉初约82年倭人

倭人传后汉约2世纪后期倭人

三国志陈寿三国3世纪末倭人、倭种邪马台、伊都、狗奴等

后汉书范晔后汉约432年倭国倭奴、倭面土

宋书沈约南朝宋488年倭国

南齐书萧子显南朝齐6世纪前半倭国

梁书姚思廉南朝梁及前事636年倭国

晋书房玄龄魏至晋648年倭人

隋书魏徴隋及前事636、656年倭国一支、竹斯、秦王等

南史李延寿南朝晋至陈659年倭国

北史李延寿北朝魏至隋659年倭国

旧唐书刘昫唐945年倭国、日本

新唐书欧阳修唐1060年日本

由上表我们清楚地看到，约成于公元432年的《后汉书》是第一部将日本称为“倭国”的中国正史，这种称呼除了648年完成的用以补记晋朝史事的《晋书》外一直持续得到使用，直至945年的《旧唐书》中与“日本”并称，到了1060年则完全被“日本”取代。即“倭国”的称呼持续了整整500至600年，范晔则是这么称呼的第一人。而此前的自西汉至晋代却一直将日本称为“倭”或者“倭人”，还没有“倭国”的概念，这样的时间大约也有600年之久。这说明，在5世纪以前，中国人眼里的日本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他们知识结构松散的邦联，甚至仅仅是一个民族系统。而在5世纪使得当时中国人观念发生变化的无疑是自《宋书》以降各史书中记载的“倭王”遣使献见，即传统意义上说的“倭五王”。正是从这些使节口中，尤其是从倭王武进献的表文中，中国的王朝统治者们了解到日本列岛发生了变化，一个统一的强势政权已经形成，冠以“国”的称呼名副其实。而432年范晔完成《后汉书》时，已经距413年倭国第一次遣使将近20年，并且又经历过421年、425年、430年的后续三次倭国遣使。所以，范晔完全有可能已经认识到了日本发生的变化，并且部分了解了倭国的地理位置等情况，他以自己富有远见的修史观念，毅然将“倭人”改为“倭国”，并在叙述300多年前倭奴国位置时准确地提出“倭国之极南界也”的说法。

同时，范晔“倭国之极南界”的说法也表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九州在日本列岛的南部，如果是从九州向近畿行进，即使方向误认也只会夸大北向，即根本不可能将“东行”误认为“南行”。虽然《三国志》的成书年代比《后汉书》早了百余年，但是这期间定方位的技术早已成熟，《三国志》的方向记载也应该是准确的。而将“东北行”称为“东行”或者“北行”这完全是记叙的习惯问题，即使在今日的朝鲜半岛上用“南道”和“北道”冠名的各地方也根本不是什么严格的南北方位关系，这就是人们习惯的体现。此外，《隋书》中记载了裴清亲赴日本的记录，称他向东行，则也没有发生任何以东为南的偏差。所以，除非将《魏志》、《倭人传》中的“南”都视作误写误刻，而不是方向的误认，就无法满足“近畿说”支持者们的方位需要。

由此，小结这一节的观点：一、“汉委奴国王”金印是真印，出土地点在古代倭奴国范围内。二、倭奴国不简单等同于《魏志》、《倭人传》中的“奴国”，而是一个涵盖九州岛相当大部分的早期倭人国家。三、自《后汉书》起“倭人”改称“倭国”，日本列岛上统一国家概念传入中国。四、《后汉书》没有方位误认，推测《三国志》记载中也没有对邪马台发生方位误认。

日本古称倭奴国，故中国古代史籍将这些日本海寇，通称为倭寇。自元末至明万历年间，一部分日本武人、浪人（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不断侵扰中国、朝鲜沿海地区，前后历时达三百年之久。

关于“徐福东渡”的传说，历来是困扰中日两国史学界的棘手“谜案”，但又是长期游离于历史与文化之间的热门话题。如果说徐福作为一个历史命题还有诸多难解之谜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文化名题，则早已在历史流变的进程中形成，并为中日韩乃至东北亚人民所接受。1975年，在“香港徐福会”成立之际，日本昭和天皇的御弟三笠宫在贺词中动情地说：“徐福是我们日本人的国父。” 2002年6月25日下午，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先生在江苏省赣榆县徐福村祭奠，并欣然挥毫题写了“日中友好始祖——徐福”八个遒劲流畅的大字。2007年10月26日，“中国--赣榆第七届徐福节”开幕，羽田孜再次访华。他曾多次表示，羽田家族之根来自中国，祖先是徐福。

史籍中最早记载徐福史事的是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齐人徐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有学者认为，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目标极其宏伟。为了开拓秦朝的版图，他是打着求仙药的幌子派徐福出海，实际上却是为了实现自己疆土四至的理想。秦相吕不韦所编著的《吕氏春秋》也证实，当时秦国统治者的理想是：“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不敢乱矣。”东至扶木就是东至扶桑，即后来所说的日本。而中国人当时对海外世界，也有强烈的探求欲望。邹衍，又称邹子，战国末期齐国人，是中国阴阳家学派创始者与代表人物，主要学说是“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邹衍的地理学说，引导和鼓舞着沿海的航海家、探险家积极投身于海洋世界的开发。

徐福，即徐巿，字君房，齐地琅琊（今江苏赣榆）人，秦著名方士。他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知识，且同情百姓，乐于助人，故在沿海一带民众中名望颇高。徐福是鬼谷子的关门弟子，学辟谷、气功、修仙，兼通武术。他后来被秦始皇派遣，出海采仙药，一去不返。乡亲们为纪念这位好心的名医，把他出生的村庄改为“徐福村”，并在村北建了一座“徐福庙”。后来，有徐福在日本“平原广泽”为王之说。

绝非巧合的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日本列岛的文明进程，从石器时代突然跃升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在日本古代史上绵延了6000多年的“绳纹文化”，自此嘎然终结。这一作用来自于列岛以外的移民，是外来的大规模集体移民带来了新的文化。而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徐福出海求仙事，又正发生在这一时期。但《史记》中对徐福去向的记载，最后只留下这样一句话：“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其实，日本早于徐福来到前早已有人居住，并已有其文化。徐福与童男童女到来，充其量只是与当地人通婚再产生后代而已。但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在公元七世纪才出现。对于古代文史，大多是以口碑形式流传下来的。因此，要确切地弄清是哪些移民集团从中国大陆带去先进文化，着实很困难。有趣的是，由宇多天皇到龟山天皇，由天皇主祭徐福达80多次，直到明治维新才停止。

日本人认为徐福在日本的纪州熊野的新宫（今和歌山县新宫市）登陆，当地还有徐福墓和徐福神社，每年11月28日是祭祀徐福的日子。在日本徐福的传说中，日本人认为徐福带来了童男童女、百工、谷种、农具、药物及生产技术和医术，对日本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司药神”。但日本的徐福墓数量众多，如杨贵妃墓一样，前前后后有数十座，真伪难辨。据说，徐福到达日本后，再没有返回中国，又担心秦始皇追杀，所以要求同行男女各自改姓成为“秦”、“佃”、“福田”、“羽田”、“福台”、“福山”等姓氏。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都还有姓秦的日本人，有些家门口楼上还仍然刻着“秦”。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徐福最终的目的地是韩国，因为韩国也有徐福东渡的传说和曾活动的遗迹。也有说去了南洋的，也有说到了海南岛的。还有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是历史事实，但不是去了日本，而是去的美洲，因为徐福东渡的时间与美洲玛雅文明的兴起相吻合。这种说法认为，徐福东渡是先到了日本，后来又到了美洲，并在美洲自立为王不归。檀香山遗留下带有中国篆书刻字的方形岩石，旧金山附近有刻存中国篆文的古箭等文物出土。这些古代文物，就是当时徐福这批秦人经过时所遗留的。而墨西哥湾地区有批居住山区的黄种人，据称是秦采药人的后代。

人海茫茫，徐福东渡究竟去了何方？其实，考察徐福文化的流变，真正的意义在于文化的认同和归属，这一认同和归属又以广泛的血缘交融为基础的。可以说，“徐福”仅仅是这一时期大陆移民集团的代名词，是一种文化源头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