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健（강건，1918年6月23日－1950年9月8日），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 中将。原名姜信泰，是朝鲜半岛南部庆尚北道尚州人。早年因逃避日本统治而移居中国，之后参与东北抗联第5军，并在抗日战争中大活跃。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担任驻延边的指挥员。朝鲜建国后升任总参谋长，并参与指挥朝鲜战争。1950年9月8日，因空袭阵亡于庆尚北道的安东市。年仅32岁，他是朝鲜战争阵亡将领中军衔最高的。

【姜健】1918—1950。 原名姜信泰。朝鲜庆尚北道尚州人。出生于锦山。十岁时到中国宁安龙井中学学习，师从金策，在其教导下参加革命活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东北参加抗日游击武装斗争。1937年起，历任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第3师第9团政治委员、抗联总指挥部警卫第1队政治委员、第2支队政治委员。精通汉语、俄语，曾参与创造朝语简化字；他为人正直坦率、淳朴厚道，带的部队纪律严明，深受群众爱戴；他作战英勇，特别擅长组织伏击战和截击敌军列车的战斗。1942年8月起，任东北抗联教导旅步兵第2营政治委员、步兵第4营营长。1945年7月，被驻苏中共东北委员会指定为延边地区委员会负责人。同年，参加苏军对日反攻，率部重返中国东北。1946年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吉东军分区司令员，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负责动员朝鲜族人和侨民参战，由于一直废寝忘食地工作得了胃病。5月后，奉命返回祖国朝鲜，任保安干部训练所二所所长，为人民军创始人之一。1948年历任人民军第一师师长、总参谋长，中将军衔。朝鲜战争爆发后，任人民军前线司令部参谋长，为汉城战役、大田战役以及初期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1950年8月，由于司令部遭美机空袭，左臂被炸断。9月8日，在另一次空袭中牺牲于韩国安东，年仅32岁。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追授共和国英雄称号，并将第一中央军官学校命名为姜健军官学校，建国二十周年时在沙里院市树立了他的铜像。

姜健，原名姜信泰，于1918年6月23日出生于朝鲜庆尚北道（今属韩国）尚州邑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尚州是以盛产美酒、丝绸和柿子而出名的鱼米之乡，但是在日本殖民者的统治和压榨之下，朝鲜农民难以为继。到了1928年，因为家境实在困难，除了做童养媳的姐姐外，全家迁居中国东北宁安县八道河子。但这里也并非乐土，依然受到中国军阀当局和地主豪绅的欺压，好在朝鲜移民很多，大家互相扶持，倒也比国内过得好些。姜健后来进入当地一家朝鲜独立人士办的私立学校学习。

当时，担任姜健语文老师的正是以教师身份为掩护进行地下革命活动的金策。姜健头脑清晰，聪明过人，是出类拔萃的高才生，金策对他十分喜爱，经常对他讲授朝鲜的独立运动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使得年幼的姜健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14岁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15岁加入农民赤卫队，16岁担任八道河子农民赤卫队队长，这位能把《三国演义》背得滚瓜烂熟的朝鲜少年，从此就在异国走上了抗日武装斗争的道路。

1934年2月16日，救国军留守处主任周保中（1902—1964，白族，云南大理人）在宁安县平日坡召开各反日部队负责人会议，讨论制定了《一致抗日纲领》。时年仅16岁的姜健作为中共宁安县委公开武装的代表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曾经巧夺东京（宁安县南部的重镇，为古渤海国故都，故名）、三打宁安、极富传奇色彩的“周大麻子”以及平南洋（李荆璞）、柴世荣（1894—1943，山东胶县人）等抗日名将，年青的心中波澜起伏。这时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将与这些他心目中的英雄一起战斗十年之久，而他自己最终也将成为万众瞩目的英雄。

会议决定在八道河子成立反日同盟军办事处（全称“宁安东南乡救国军第一游击区同盟军办事处”，3月1日改称“绥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周保中任办事处主任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姜健和他的农民赤卫队担负办事处的警卫任务。4月7日，反日同盟军柴世荣旅，在八道河子沟口伏击由日本警备队和伪警察队联合组成的“讨伐队”，毙伤敌七人，缴获步枪二支、子弹200发，柴旅伤亡二人。姜健也率领赤卫队参加了这次小战斗，这是他参加的第一次真正的战斗。8月初，由于宁安游击队遭到敌人重创，只剩下七、八人。县委让姜健带领部分赤卫队员加入游击队，重新组织了游击队（队长马连山），姜健担任了分队长。不久，宁安工农义务队又发生叛变事件，副大队长、党支部书记于洪仁（1908—1934，满族，宁安人）被杀害，大队长李荆璞等11名党团员被绑架。他们在押送途中逃脱，到了八道河子，被姜健保护起来，并拨给他们8支步枪，护送他们到周保中住处。

1934年9月—1935年一月，敌人集中六个师团的日军和伪靖安军、警备旅等三万人，对通化、哈东、东满和绥宁地区进行大“讨伐”。日本人在以宁安为中心的绥宁地区实行于以往单纯军事围剿不同的策略：烧毁山区农民房屋，强迫其搬家，制造无人区，实行十家连坐、归屯并户，以断绝抗日武装和人民的联系；进行欺骗宣传，提出“专打平南洋和游击队，招安山林队”的口号，以破坏各种抗日武装的联合。战术上实行分割包围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术，并多次引诱我与其进行阵地战，以便发挥自己的优势。

姜健按照上级指示，在敌人包围进攻时，把游击分队化整为零，转入敌后，进行扰乱活动，选择敌人薄弱之处打击敌人，作战多次，给敌人以很大打击的同时又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其中比较漂亮的一仗是1934年12月末在大岔沟伏击伪靖安军的战斗。伪靖安军是以日本军官+满族贵介子弟而成的一支中日混合部队，成员都能说比较流利的中日双语，宗旨是以游击战对付游击战，因为袖子上有一红条和其他伪满部队相区别，又称“红袖队”，又被称为“满洲国的日军”，是与由蒙古骑兵组成的伪兴安军齐名的战斗力较强的伪军。但正因为如此，该部队也比较骄横，不怎么把抗日武装看在眼里。姜健利用这一点，率领十八名游击队员，在沟口设下埋伏，当这支四十余人的“讨伐队”进入伏击圈后，突然袭击，击毙日本人队长和伪军共八人，俘虏三人（经教育后释放），缴获步枪五支、机枪备用枪管和弹匣、子弹千余发、皮大衣十二件；游击队仅轻伤一名。

大岔沟伏击战虽然规模很小，但却表现了姜健的指挥潜力。一个从没有接触过任何军事理论，年仅十六岁的少年，敢于进攻在数量、火力、素质上占有绝对优势的顽敌并能够运用正确的战术、以最小的代价战胜之，确实是非常了不起。

就这样，宁安反日游击队（六十多人）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毙伤日伪军警一百五十多名（游击队未亡一人），其中日本中队长、靖安军中队长、警察大队长各一名，打破了敌人的“讨伐”。姜健也在战斗中成长为初级军事指挥员。

1935年2月10日，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根据地设在八道河子，姜健被任命为军部警卫连指导员，从此追随周保中转战南北。周保中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又身经百战，具有极高的军事素养，也善于培养和发掘部属的才能。如果说金策是姜健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的话，那周保中则是他培养他成为一个优秀指挥员的良师。

这年冬天，周保中直接指挥五军一师和东北人民革命军二军的两个连，转战宁安、额穆、敦化一带，经过官地—通沟岗子战斗（12月7日，消灭官地伪警察中队和自卫团及驻通沟岗子的日军小林守备队）、额穆索—黑石屯战斗（1936年1月7—8日，消灭额穆县伪警察大队两个中队及黑石屯镇自卫团）等，冲破了敌人对这些地区的大讨伐计划。姜健在指挥作战时，特别注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如在通沟岗子战斗时，姜健带领警卫连一部，把日本驻军引诱到野外的伏击圈消灭，保护了屯子里老百姓的安全。

1936年2月，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姜健继续担任军部警卫连指导员。6月，他刚满18岁，获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各地群众反日情绪高涨。伪军、警发生动摇的情况很多。7月12日，三道河子森林警察队一百五十人，在大队长李文彬率领下，打死八名日本指导官，起义反正，被改编为五军警卫旅。10月，改编为五军三师，下辖八、九两个团，姜健任第九团政治委员。

这支部队虽然广泛具有爱国心，但毕竟脱胎于旧军队，许多官兵都有赌、嫖、抽等恶习，不能适应残酷的敌后斗争的需要，为此姜健做了许多工作。他和团长蒋继昌（1938年6月19日牺牲）亲密合作，在部队里建立了严格的纪律，特别是向官兵们灌输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概念。经过艰苦的努力，九团成为一支组织性、纪律性很强的部队，即使在环境最困难的时候，这支队伍也依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和战斗力。而群众也非常喜欢这支部队，争先恐后地把子女送到“姜政委的队伍”里去。

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日寇为了扼杀抗日武装，制定了更加残酷的计划，保甲制、连坐法、经济封锁、生活必需品“配给制”、不定期大检举和大拘捕。到1938年，地下党组织和抗日救国会几乎全部遭破坏，抗联部队和人民群众被隔绝开来，生活异常艰苦，断粮是常事。越是冬季大雪天，日寇封锁得越厉害，因此生活也就越艰难，许多战士因冻、饿、病、伤而牺牲，五军在这方面的损失有一半以上。

为了打破敌人的包围，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命令三师长李文彬率九团从宝清县出发到虎林县北部，与七军三师组成联合部队，配合行动。6月17日，两军会合，由于敌情不明，决定让蒋继昌、姜健率领九团二连进行侦察，了解地理环境，同时解决给养，不料在双鸭子煤矿被二百多名伪兴安军包围。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将敌人击退，但蒋团长在战斗中牺牲，二连连长戴克正接任团长。完成侦察任务后，返回宝清。李文彬根据侦察结果，率五、七军联合部队夜袭星河镇警察署，击毙日本指导官，将伪警察全部俘虏，获枪支三十支。8月13日，由于在小团子山的临时看守所地势选择不当，暴露了目标，遭到飞机支援的日军二百多人进攻，团长戴克正以下十一人牺牲，犯人全部逃跑。姜健由于去搞给养未在，事后，他收容了生还的三名战士，转移到双鸭子与主力会合。

经过几次战斗，五、七军联合部队，感到在双鸭子一带活动给养有困难，决定主力去富锦、同江，与七军第九、十团会合，解决服装、给养问题。姜健率领三连仍留在双鸭子一带，和七军三师补充团一起坚持虎林地区抗日活动。因为粮食困难，这两支部队于1939年春，在虎林土顶子、马鞍山一带深山老林里开垦几十块荒地，种了二、三十亩粮食和蔬菜。但到秋季时，大部分被搜山敌人毁掉，部分残存的庄稼为这年冬季给养奇缺时解决了燃眉之急。

1939年8月，联合部队了解到敌人从这年下半年起，从关内招募二千多名劳工到虎林黑嘴子一带修筑军火库和兵营。由于环境恶劣，不少劳工累死、病死，试图反抗的都被敌人扔进狼狗圈而丧命。于是姜健和补充团团长兼政委李一平（1910—1939，朝鲜洪源郡人）开会研究，决定攻打敌军用工地。他们事先多次派人侦察，得知黑嘴子西北边清水嘴军用仓库工地防御比较薄弱，遂从补充团和九团挑选三十余名精悍的战士组成小部队，由九团长刘学悦和姜健率领，于8月4日晚上潜伏到工地附近的农田里隐蔽待机，李团长于次日率两个连前来接应。8月5日零点40分，潜伏小分队袭击清水醉工地，迅速消灭敌守备队，李团长率队当即接应出一百八十多名劳工，并让他们每人扛一袋仓库里的面粉随军撤离。在进山前要越过北大连泡的草甸子，由于无法隐蔽，被敌人发现，派出飞机轰炸扫射，虎林守备队古田少尉也率领七十五名日军追来。经过激战，甩掉了敌人，只是劳工们在战斗中失散了一部分。此战击毙日军守卫三十余人、伪警察十八人，前来追击的日守备队也被击毙十余人，解救劳工一百一十余人。

1939年初秋，周保中派二路军总??伐”，李文彬、姜健带两个连找到了黄玉清，护送他返回宝清。9月12日下午三时，遭到伪满军三十五团和警察队的追击包围，激战中，李文彬以下七人牺牲，行李、马匹全部损失。姜健护卫黄玉清突围后，仍和团长刘学悦一起指挥所部在依东、富锦、宝清等地，不断打击敌人。经过两年来的艰苦战斗，队伍受到不少损失，兵源几乎断绝，人员有减无增，但是剩下的，都是百炼成钢的勇士。他们严格遵守周保中“坚持到最后”的指示，即使在1939年到940年的严寒季节里，也没有停止过战斗。从10月开始直到次年1月，姜健带领九团指战员，袭击了凉水泉子伪警察署和武装自卫团团部；将王福岗警察所缴械；袭击了西沟驻敌和尖山子木营；在桦川县七星砬子伏击日本“讨伐队”，击毙穆棱县警察大队长崔景寿以下二十多人，缴获步枪六十支、机关枪两挺、手枪两支、伪币一千多元和其他大批物资。

九团和其他抗联部队的积极活动，给了敌人很大打击，也引起了敌人的更大注意。1940年3月，日伪当局由密山调来日军骑兵三百多，由各地调来伪军两千多人，向依兰、富锦、宝清、桦甸、勃利各县山边和森林地带，进行严厉的搜索进攻。铁路沿线到处设卡，步步为营，铁甲车、压道车不断地来往巡逻，控制严密，随时攻击。在数十倍敌人进攻面前，抗联的后方基地几乎全被破坏，五军三师也几乎完全被敌人击溃。九团最后剩下的九十多人，包括团长刘学悦在内，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战士在战斗中牺牲了；十人被俘后遭杀害；四人当了逃兵；九人被打散后越境入苏。姜健率领其余二十多人，突出重围，找到周保中，被编入二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大队。姜健任警卫大队代理政委，护卫总指挥部，在勃利西部地区继续打游击。

从1940年春起，敌人集中一切力量包围山区，象以前那样采取大部队运动作战的方式已经不适用；而与此同时，由于主力集中在山区，敌人把城市和集团部落交给警察和自卫团守备，后方比较薄弱。于是抗联领导层决定采取分散活动，进入半山区，打击敌后，扰乱和分散敌人力量的战术来击破敌人“讨伐”。按照指示，总部和警卫大队也分成数支小部队，寻找机会打击敌人。虽然人数少了，但可以自由独立地发挥自身的潜力，所谓厚积薄发，小部队活动时期是姜健的游击军事才能表现得最突出的时期。

5月1日，姜健带领的小部队袭击宝清县南部日本军垦队，毙敌十人，缴获十支步枪、六百发子弹；7月2日，姜健小部队在富锦以南李金围子附近，袭击敌军50多人的运输车队，毙敌七人，缴获军车四辆、马三十匹和大批军用物资；7月25日，在弥荣火车站南方，炸毁一座桥梁和一列货车，击毙日军十八名；7月28日，姜健会合了朴洛权（1917—1946，朝鲜咸镜北道人）率领的警卫大队一部，夜袭富锦县兴隆镇附近杨甲长集团部落，缴获步枪二十六支、马四十匹、粮食一千二百斤；9月29日，姜、朴部队在（安）图佳（木斯）线孟家岗附近伏击敌军用特别列车，全部炸毁七节车厢，毙日伪军四百多人。

1940年10月16日，周保中派姜健小部队赴宝清东部侦察敌情，并解决一些军需物资。姜健于26日到达指定地点，但因敌人戒备森严，工作很不顺利，也没能和总部取得联系。周保中等得急了，在日记里写道：“24日，大雪纷飞，姜政委未归，供养断绝，敌情不明，气候骤变，陷于束手坐围之境，万分焦急”，“26日，姜政委仍未归”。周保中当机立断，给姜健留下联络暗号，率队转移。姜健将弄到的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储藏起来，只带些给养返回，发现暗号，就一路寻找而来。

敌人发现了抗联的行迹，急调大部队，兵分七路跟踪追击。姜健部队护卫周保中等总部人员，经勃利向东急速转移，甩掉追敌，到达乌苏里江；总部另一支队伍也在找到姜健储存的粮食和物资后，甩掉追敌，赶来和周保中会合。由于敌军连夜用汽车载运两个大队赶到乌苏里江，意图将这支两百余人的抗联部队全歼，于是周率部队渡过乌苏里江，于11月3日到达苏联远东地区的伯力（苏联称哈巴罗夫斯克，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所在地）以北75公里处、苏军为抗联部队设立的北野营（相对于海参崴以北26公里处的南野营而言）。

12月18日，北野营的二路军警卫队、第二支队（原七军）、第三路军一部召开党的干部联席会议，选举了北野营中共临时委员会，姜健任书记。1941年4月10日，二支队进行整顿，姜健任支队政委。由于姜健的努力，周保中满意地赞扬营房管理有秩序，清洁卫生状况良好，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都有良好成绩。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当时苏联得到的情报是：日军已经完成了进攻苏联远东地区的全部军事部署，为策应德国，日苏战争将在1941年冬天爆发。这个消息让野营的抗联部队十分振奋，因为一旦日军大力进攻苏联，东北就会兵力空虚，一个在敌后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的机会就要到来。而苏方也希望利用抗联对东北的熟悉，为他们提供情报。于是野营部队派遣了许多小分队，回东北活动，姜健也和支队长王效明（1909-1991,辽宁昌图人，1955年授海军少将）一起率领三十多名战士返回虎林、饶河地区，与一直坚持在那里的副支队长刘雁来（1902—1967，山东平阴人）会合，侦察敌情和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

入境后不久，王效明在战斗中负伤，姜健留下一部电台，自己带十余名战士和另一部电台，到二道河子铁路沿线侦察敌情，并随时将情报电告野营抗联小部队活动指挥部。姜健小分队在宝清、富锦、桦川一带坚持活动。由于日本侵略者实行的归屯并户、坚壁清野的政策，隔绝了抗联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给小分队的活动加重了困难。特别是寒冬来临后，处境更加恶化，只得以野菜、树皮充饥，偶尔找到一点儿蘑菇，也都分给伤病员，由于长期无粮，甚至有三名战士不幸饿死。经过多方努力，小分队终于和部分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重建了部分联络网，摸清了敌人在佳木斯、宝清、富锦、勃利一带的兵力部署。1941年底，姜健小分队在牡（丹江）佳（木斯）线的新家店附近袭击了敌人的军用列车，炸毁了满载装甲车和汽车的平板货车和载有日本军官的客车。1942年春，姜健率小分队出击林（口）佳（木斯）线以东、林（口）虎（林）线以北地区，炸毁铁路桥数处，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经过一年半的活动，由于“获得了可贵的成果，向指挥部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报”，受到了小部队活动指挥部的表扬。

1943年3月，王、姜根据中共东北委员会的指示，再次越境入苏。这时，北、南野营的抗联部队已经在1942年7月26日改编为以苏联远东方面军第88步兵旅为公开面貌的抗联野营教导旅。回到野营后不久，姜健接替年初被苏联内务部以日本间谍罪秘密逮捕的原抗联五军军长柴世荣（苏联人对教导旅称柴得了重病，已经去就医，实际上是送到了西伯利亚劳动营审查，柴在此抑郁病亡）担任第四营大尉营长。在和苏联军官的接触中，姜健很快学会了俄语，能跟苏联人用俄语对话，也能阅读苏联军事规范等俄文书籍，成了会汉、日、朝、俄四种语言的军事政治干部，有时候还客串来访苏军将领的翻译。这段时期可算是姜健接触现代化军事理论、进行系统军事学习的关键时期，他一面进一步完善在长期战斗中总结的游击战法，一面研究多兵种合成作战体系。由于掌握了语言，他可以比其他不通晓俄语的抗联干部更加主动地学习，也更能深入理解、融会贯通。两年多艰苦的训练学习，为姜健以后担任更高级的指挥员职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因为都是朝鲜人，姜健在这里与朝鲜营（即教导旅第一营）的指战员特别是营长金日成接触得很多，正如金日成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的那样：“我和姜健的关系，在国际联军时期更加发展成热烈的同志友爱关系”。这对他今后在朝鲜的仕途至关重要。

随着世界战争形势的发展，抗联指战员对提高军事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夜以继日地进行军事训练。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也高度重视教导旅的训练，其提出的训练提纲越来越趋向从实战需要出发，如进行军队集结演练、战术对抗演习等，以提高抗联部队进行大规模现代化进攻作战的指挥能力。1945年，教导旅又调进不少从苏德战场上指挥过作战的军官，并着重训练抗联同远东军在反攻东北的作战中互相配合与协作。苏军攻克柏林后不久，抗联开始东调，出发到东北执行小部队活动任务的人员越来越多，伙食标准也提高了。旅内的苏军官告诉抗联指战员，现在部队已经实行战争第二线部队的伙食标准，这意味着远东已经被确定为新的战场了。同时，远东军炮兵、坦克等兵种军官经常到教导旅，与抗联指战员核对东北地图，询问道路、桥梁、地形情况。抗联指战员非常愉快地把这些都看成是战争即将爆发的迹象，而实际上，教导旅协同苏军进攻东北的作战计划，早在5月就已经传达给抗联领导层了。

在战争准备期间，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决定进行改组。因为东北抗日联军实际是中朝人民联合军，“九一八”事变后，原在东北境内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抗日武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序列，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现在，朝鲜同志将要配合苏军反攻朝鲜，完成光复祖国大业，并组建朝鲜党组织，因而不能继续担任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的职务。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六十人组成朝鲜工作团，随苏军反攻朝鲜，在朝鲜建立党组织后朝鲜工作团脱离中共，自行撤消。而姜健、金光侠等人由于本来属于中共，所以没有编入朝鲜工作团，仍被选举为新的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也称辽吉黑临时党委员会）的委员。委员会下设12个地区委员会，姜健任延边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

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9日教导旅举行动员大会，12日正要登上军舰渡河时，突然接到斯大林从莫斯科打来的电话，要求“待命”。此间，姜健担任进攻朝鲜北部的苏军司令的翻译，参加了苏军在朝鲜东海岸的登陆作战。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姜健奉命返回教导旅驻地。17日，周保中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抗联指战员分为五十七个战斗组和接收组，配合苏军占领东北各地。姜健被任命为东北抗联延边分遣队队长、苏联红军?人奉命出发，乘汽车路经牡丹江开往延边。

抗日胜利后的延边，虽然有苏联红军和抗联先遣队维持社会秩序，但还很不安定。一方面，地主土豪和日伪残余力量组织国民党，标榜为“正统”，挂出了“国民党部”的牌子、组织土匪武装、制造民族对立、企图乱中取栗。另一方面，抗联先遣队把群众组织起来，砸开日伪军用仓库，获取粮食和军械军装，收缴日伪残兵武器，处决汉奸，与反动势力展开了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姜健、朴洛权、崔明锡（崔光，1918—1997，1995年授朝鲜元帅）等延边工作委员会干部，于9月18日到达延吉。姜健利用红军警备副司令的身份开展工作，任命金万益（？—1950，朝鲜人民军团长）为延吉警备大队长，派崔明锡去汪清、朴洛权去龙井、崔时英去和龙、肖茹去珲春，建立各县临时政府、人民武装和党的组织。

姜健留在延吉，进行秘密建党工作。他吸收池喜谦（1903—1983，朝鲜族）、姜东柱、马兴洙、池章勋、李柱弼、崔文镐等入党；又到龙井吸收全允弼、朴根植、林启学、俞日焕、金承浩入党。接到周保中要求公开建立党的领导机构的指示后，姜健以抗联延边分遣队二十多名党员和新发展的党员为基础力量，于10月20日成立了中共延边委员会，姜健任书记兼军事部长，姜东柱任组织委员，池喜谦任宣传委员全允弼、朴根植任委员。当日，姜健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制定了三项工作任务。

一、吸收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二、巩固并扩充延边警备部队，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延边警备区司令部；

三、将各地的工、农、青、妇等群众革命组织改组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延边人民民主大同盟。

姜健在开辟延边工作中，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实行了一手抓建党，一手抓建军的工作方针。早在8月26日，全允弼、朴根植、严君燮等，在龙井组织了延边第一支人民武装——龙井别动队。姜健将别动队扩编为延吉县警备大队，还制定了五个团的建军计划，指令金万益在延吉、朴洛权在龙井、朴根植在和龙、南昌洙在朝阳川、崔明锡在汪清，各组建一个团。到10月底，编成三个团，第一团团长朴洛权，第二团团长崔明锡，第三团团长朴根植，兵力达七千多人，有五千多支步枪、两百挺机关枪。同时，由于参加革命的人中有原来早已参加过革命而有变节行为的人，姜健进行了整顿，处理了一些人，纯洁了队伍。

后来，来自延安担任中共延边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的雍文涛回忆道：“姜信泰（这是姜健的本名）在朝鲜族群众中威信很高。当时我们一没有钱，二没有棉衣，三没有枪支，发展队伍困难不少。在克服这些困难方面，姜信泰和民主大同盟起了很好的作用。动员朝鲜族群众参加部队时，很多人自带棉衣和武器，前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在延边，抗联的影响很大。姜信泰等抗联同志回来后，亲自做群众工作，建立了武装，建立群众团体，积极支持我们的政权和军队建设，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应当说，延边的工作基础是姜信泰等抗联同志打下的”。

1945年11月初，中共中央派到东北来的干部团到达长春，中共吉林省工作委员会根据东北局决定，派雍文涛等三十三名干部和警卫人员到延边。雍文涛一行于11月6日由长春启程，12日到达朝阳川车站，用站台的电话与姜健接上了关系，姜健乘军用大卡车赶来，把雍文涛一行接到延吉，并详细地汇报了延边的工作情况。15日，雍文涛召开党的会议，传达指示，宣布撤消中共延边委员会，建立中共延边地方委员会，由雍文涛、姜信泰（即姜健）、朴一禹等七人组成，雍文涛任书记。23日，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延边军分区，姜健任司令员，雍文涛任政治委员，统一组织领导延边的建军工作和剿匪斗争。当时土匪横行，因此雍文涛和姜健以建军剿匪为第一要务，根据当地朝鲜人聚居的情况，重点发展了朝鲜人武装。由于延边有悠久的革命传统和抗联的影响，群众参军热情很高，很快组成了军分区警备旅，辖六个警备团，共一万一千多人。

队伍开始组建不久，在敦化县就发生了由当地反动势力主导的王一知被扣事件。王一知是周保中的夫人，是东北人民自治军无线电营的教导员，是受省军区委托来延边找姜健，研究通讯联络问题，同时送一批文件资料和货币。同行的还有姜健的夫人张静淑以及警卫人员共七人。她们不知道，敦化县临时政府县长刘化一，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策反了县保安司令部下属八个大队中的七个半大队叛变，并杀害了抗联干部李文章。因此，王一知等乘坐的火车一到敦化，就被刘化一匪帮扣押。当时敦化并不属于延边管辖，而且延边的队伍还在组建中，尚未形成战斗力，姜健也担心声势太大会威胁王的安全，就带领一卡车战士，飞奔敦化，直闯刘化一老巢，把手枪对准了刘化一的胸口，逼他交出了王一知一行。但是由于势单力薄，只是警告了刘化一以后就迅速离开。

1946年初，原在太行山一带抗日的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奉命进军延边。适值寒冬腊月，义勇军衣衫单薄，脚穿布鞋，走到黄泥河，许多指战员都被冻伤，无法再走。姜健得知后，就带着军用卡车满载防寒服装赶到黄泥河，接伤病员到朝阳川安置，并向五支队讲述了刘化一匪帮的情况，希望五支队能前往剿匪。于是，五支队赶到敦化境内，会合了敦化保安队，打进敦化县城，活捉了刘匪，解除了他手下的敦化公安队的武装，然后才赶往延边。姜健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指示，与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的指挥员朴一禹、李益星协商，将五支队和延边警备第一团合编为第十五团和第十六团，投入到延边地区的剿匪斗争中。

1946年春节刚过不久，姜健亲自率领部队去汪清县，攻打天桥岭和阿米达的两支土匪武装。姜健针对李茂庆和马喜山两个匪首既勾结又争斗的情况，采取了“打击马喜山，争取李茂庆”的战斗方案。他一方面部署兵力，造成南北夹击态势；另一方面派遣参谋长李平野去李茂庆的巢穴谈判，迫使其投降。然后，各队伍分进合击，打垮了马喜山匪帮和安振有匪帮，取得了汪清县剿匪斗争的胜利。

到1946年3月初，通往南满地区的山地要道安图县城松江镇还没有解放。3月7日，姜健召开东北民主联军延边军分区军事会议，制定了如何配合辽南部队消灭土匪武装，解放安图的战斗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副司令员邱会魁率领两个团兵力，从3月15日起接连攻下五道杨岔、大甸子，与辽南的杨靖宇支队配合攻克二道白河，消灭了单秉均匪帮，于3月19日解放了松江镇。

到3月下旬为止，延边军分区部队已经肃清了平岗、和龙、汪清、敦化、安图的土匪，缴获轻重机关枪数十挺、大小火炮数十门，俘虏土匪二千多人。保障了（安）图佳（木斯）的正常通行。

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将延边军分区改为吉东军区（三级军区），姜健任司令员。这时，吉东各县的大股土匪已经全部被消灭，吉东军区着眼于跟踪追击、消灭残匪。6月，国民党撕毁了停战协定，越过老爷岭，进攻连接东满、南满、北满的交通要地新站、拉法一带，扬言：“一周内要打到图们江畔，收复全东北”。姜健派兵加强蛟河前线的防卫，在哈尔巴岭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并动员当地青年参军。仅在1946年夏季的一次招兵中，延边就有三千六百五十九人参军。

1946年7月，由于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的请求，姜健奉命回国，从此，离开了东北这块生活和战斗了十八年的黑土地，返回魂牵梦萦的故国。

虽然回到了祖国，但是祖国尚未统一，姜健的家乡仍然在人为分隔开的三八线的另一头，无法团聚。由于南北双方在政治理念上的巨大分歧，更加由于冷战的阴影笼罩，使朝鲜和平统一的前景是那么的暗淡。虽然北方并没有完全放弃和平统一的希望，但面对现实，不管是为了武力统一，还是为了自保，都必须加强军事力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除了已经在长春战役中牺牲的朴洛权外，姜健、崔明锡、金万益等延边工作委员会成员都相继被召回到朝鲜。

姜健回国后，任刚建立的保安干部训练所二所所长，负责培育未来的人民军队的军官和士官。由于在东北的时候，一直废寝忘食地工作，以致于患了严重的胃病。回到朝鲜后，建军的工作更加繁重，姜健从来没有按时吃过饭，所以胃病越来越严重。正是因为包括姜健在内的广大干部的忘我工作，到1946年12月中旬，北朝鲜建立起了对外称为保安队的两个师。一个在罗南建立，一个在价川建立，其中罗南师被命名为第一师（人民军建制仿效日军，称为师团），姜健任师长。不过这支部队还很不完善，仅仅是由训练所培训出来的各级军官加上应招而来的青壮年平民组成，武器是从苏联红军那里接收的日式装备，还不能称之为正规军。

姜健和他手下那些经历过战争考验的团长、营长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到1947年3月，这个师已经象个军队的样子了，它进行了第一次作战演习，金日成、金策、武亭等军政首脑都亲临现场，并对部队在演习中表现出来的素质表示赞赏。1948年2月8日，朝鲜人民军正式宣布诞生。姜健担任这支新生武装的总参谋长，被授予中将军衔。同时，他也兼任民族保卫省的副相（国防部副部长）。

姜健担任总参谋长之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考虑如何用武力统一祖国。这个任务在当时看来是比较艰巨的，新生的人民军严重缺乏有经验的军官和先进的装备。姜健意识到自己必须依靠苏联，于是，他说服了独立意识超强的金日成允许苏联红军撤退时留下庞大的军事顾问团；让人民军使用翻译的苏军条令；他自己也利用娴熟的俄语，经常和苏联顾问们打成一片，当朝鲜军官和苏联顾问之间由于在军事上的见解不同而发生冲突时，他就是最佳的调解人。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建设出一支能够统一国家的军队。由于姜健认为苏联红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现代化正规军，因此模仿他们显然是最省力的措施，而且，由于在语言和生活习惯上的巨大差异，他并不害怕苏联人会控制住朝鲜人民军。

除了建设军队以外，还需要拟订一个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姜健把这个任务交给总参谋部的作战局长金光侠少将。金光侠是咸镜北道人，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也出身于东北抗日联军。根据中国解放战争的经验，假设了美军不会介入的前提，从而制订了一个在2周～3周内解放南朝鲜的计划。计划特点就是一部兵力正面进攻汉城，将南朝鲜军队主力吸引到这里，另一部则突破春川正面，进至汉城东南方地区切断南朝鲜军队主力的退路。计划在美国军队不介入的前提下（当然，也许考虑了美国军队的介入，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看起来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是执行起来却并非那么完美。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金日成“在美国侵略者把自己的大批兵力投入朝鲜战场以前，以迅速行动，连续打击李伪军，解放南半部全境”的指令下，人民军第一军团的主力从涟川、铁原地区向议政府和汉城方向展开主攻，在东豆川和抱川一带消灭了顽强抵抗的敌人，继续从东北方、北方和西北方进攻通向汉城的要道议政府；在西部战线右翼的第六师团解放了瓮津和延安半岛、开城、长湍等地区后，强渡汉江，在金浦半岛登陆；从玉溪登陆的海军陆战队，插进敌后从南方威胁江陵；惟独担任战略包围任务的中部战线第二军团主力，因为第二师在春川意外受挫，在加平、春川北部地区和三巨里地区停滞不前，而军团长金光侠又犯了更大的错误，召回了正在按照计划顺利进军的部队来支援第二师，致使对汉城的战略包围未能按时形成，而金光侠也因此被降职。

在这种情况下，姜健采取了应急措施，除了催促春川地区的部队要加快进攻速度外，临时赋予在西线向金浦、永登浦方面进攻的第六师进行对汉城进行侧面包围的任务。没想到由于韩国军队总参谋部的惊慌，炸掉汉江桥，自断后路，导致汉城正面的韩军主力发生了大崩溃。结果人民军第一军团在6月28日11时30分，就完全解放了汉城，而这时，不论是金浦的第六师，还是春川的部队，都还没有来得及到达指定的合围位置，于是只能坐视韩军的残余部队于28日下午退却到汉江南岸，逃出了被合围的危机。

虽然朝鲜军民因为迅速解放汉城而欢欣鼓舞，但姜健等少数将领却忧心忡忡：美国远东空军已经在6月26日参加了战斗，美国海军也在29日炮轰了江陵——三陟之间的海岸公路，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并不打算象在中国内战中那样作壁上观，而是准备赤膊上阵，大打出手了。这样的强敌还不是年轻的朝鲜军队有把握战胜的。

7月初，鉴于美军地面部队已经投入了战斗，人民军最高司令部组织了前线司令部，负责第一、第二军团的作战指挥。任命金策为前线司令官、金一为军事委员、姜健为参谋长。为了不给美军和韩国军队以占据锦江——小白山脉防线的时间，司令部决定迅速突破锦江和小白山脉一线，在大田地区和小白山脉一线围歼敌人的基本主力，以解放全州、论山、闻庆地区和蔚珍以南地区。

7月13日，行使驻朝鲜美军指挥权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企图确保锦江至小白山脉一线，阻止朝鲜军队南进。在此期间集结转入进攻所需的兵力，因而命令美第24师防御锦江一线、美第25师支援在小白山脉战斗的韩国军队的同时，紧急派遣在东京周围做好出动准备的美第1骑兵师来援。

与沃克将军的预想相反，锦江防线在3天之内就被突破；沃克只得退而求其次，企图以美第24师确保大田，并将在其掩护下将7月18日在浦项登陆的第1骑兵师展开在大田正面，但大田于20日被朝鲜人民军2个师围攻而陷落了。美第24师累计损失30%的人员和60%的装备，师长迪安少将也去向不明，丧失了防御能力。

姜健知道，如果不能在美国本土部队来援前夺取釜山，胜利的机会就遥远了。另外，也了解美第8集团军西侧面（从永同到朝鲜东海岸120公里只有韩国军队的残部）没有部署美军。因此，在姜健的建议下，他的启蒙恩师、人民军前线总指挥官金策大将，将预备队的3个师增加到前线奋力进攻第8集团军正面并以2个最精锐的师突向没有美军的西侧面。

正面推进的人民军很快占领了小白山脉南麓的要冲闻庆、丰基，而迂回美军西侧面的部队虽然未能完成断敌后路的战略目标，却也迫使敌人全部撤到洛东江一带。前线司令部从汉城前移到忠州南侧的水安堡，此地已离姜健的家乡不远，虽然战事前途未卜，但思乡的情绪仍让姜健兴奋不已。所以，当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到前线司令部视察时，姜健对金日成说，再过几天就有可能回到故乡和姐姐见面了。

8月初，人民军焦急地向釜山突进。然而，在联合国空军控制制空权的情况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远距离作战，第一线接连不断地消耗和疲劳，所以其进攻冲击力显著下降。不过接连不断的胜利让部队士气高昂，包括姜健在内的大部分朝鲜将领都产生了轻敌情绪，他们认为美军的海空军很厉害，但陆军的战斗力还不如韩国军队。这样的情绪直接导致当人民军发起对釜山防御圈的进攻时，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计划，完全是一次追击中发起的不预期的进攻。所以，在已经站稳了脚跟、充分发挥其火力优势的美军面前，人民军不再象以往那样无坚不摧了。

乘追击余势的人民军的八月攻势，被没有预料到的美第8集团军的不撤退线抵挡住了。是人民军先夺取釜山还是美国从本土增援先到这一“同时间的战斗”，好像是联军取得了胜利。然而，这只是第8集团军以“险峰”来阻挡了人民军的怒涛，但还没有决定胜败。8月的后半月，人民军想再进一步向前推进，并准备了九月攻势。但客观地看，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人民军的力量已经到了不宜发动攻势的限度，除侥幸之外是不能期待胜利的。

此时，姜健的故乡尚州已经被解放，但严峻的军事形势使他无法前往，他不得不专心地考虑新攻势的战术。从八月攻势的经验来看，如果人民军在局部突破正面，机动能力和兵力占优势的联军就会立即在其正面集中优势兵力挑起决战。因此，姜健决定由南线的第一军团在8月31日发起进攻，把联军的主力吸引过来；而东线的第二军团则在9月2日发起进攻，直捣联军亢虚。同时接受以往因天明后的炮击和轰炸而受到很大损失的经验教训，此后多在日落后立即开始进攻，天明时就在敌前100—150米处构筑阵地，以便使敌人飞机难于识别敌我而进行轰炸。

新计划最初的执行效果不错，南线的猛烈攻势使得沃克将军终于下定了使用总预备队海军陆战旅，或者在不允许使用海军陆战旅时就以美第24师为主体向灵山正面实施反击的决心。但是第十三师十九团作战主任金成俊少校却投降了，向联军透露了人民军第二军团总攻计划的全部情况。这使得东线进攻未能达到其突然性，双方陷入了消耗战，而兵力、火力都占绝对劣势的人民军是消耗不起的；更致命的是，准备在仁川登陆的美国军队已经从日本起航，以切断人民军那已经极度脆弱的后勤补给线。不过，这个悲惨的结局，姜健再也看不到了。9月8日，他在一次空袭中阵亡，牺牲时才三十二岁。

【新华社1950年十二日讯】塔斯社平壤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人民军总司令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及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宣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族保卫副相兼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姜健，于一九五零年九月八日在前线作战时牺牲。

姜健自青年时起即对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他是英雄的朝鲜人民军组织者之一，金日成的最亲密的战友。姜健是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姜健受到全朝鲜人民的爱戴与尊敬。他在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者及李承晚匪帮而进行的正义战争中，献出了他的生命。 内阁已成立委员会办理姜健的治丧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