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凤悲歌：狂人李贽传》是201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鄢烈山。

《威凤悲歌:狂人李贽传》以史为据，通过对“异端”人物李贽的坎坷一生及其思想、活动的介绍，发掘了李贽作为反封建斗士、思想解放先驱的价值

前言

引子

第一章辞官云南

第二章求友黄安

第三章削发麻城

第四章初居龙潭

第五章厄难武昌

第六章困斗龙潭

第七章壮行南北

第八章被逐麻城

第九章流落通州

第十章自刎诏狱

尾声此翁千古在

李贽年表

写作与出版附记

鄢烈山，湖北人；1982年夏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退休前任南方报业集团高级编辑、《南方周末》总编助理；杂文家，时评家。迄今在海内外出版著作20多种，其中《一个人的经典》获全国第三届（2001—2003年）“鲁迅文学奖”。

2009年5月下旬在北京参加一个论坛，返程在武汉停留；6月1日，内侄告诉说，帮我在搁楼里找到了《李贽传》的手稿，一张不差。这是天意：就那么放在那里没人管，16年过去了，居然没有老鼠和蟑螂啮咬，也没有被虫蛀！此前，民间出版家贺雄飞先生就提议叫我重出李贽传；因为没有手稿，我不愿照老样子再版。现在好了，按我的手稿付印，在版权上与任何人没有关系，也可消除前两版在内容上的遗憾。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的梁光玉先生路过武汉，与朱健国和我三人相聚。梁提议写一本晚年流寓湖北麻城的明代思想家李贽的传记，并表示他愿在工人出版社争取出版。那是一段十分沉闷的岁月，主流媒体正在问“姓社姓资”、反“和平演变”，杂文难写难发，研究和写作这样一个异端历史人物对于我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是通过朱健国，梁与我才认识的，他当然是希望我们两人合作，至于怎么合作他不必管,他只是建议写作风格可以参阅《弘一法师传》和《苏东坡传》（林语堂著）。这显然是一个非营利的文化项目，我从不愿为“抽屉”写作，有人愿意出版，能够给我表达的机会，不挣钱也不贴钱，我很乐意去干。

确定这个写作题目后，我着手研读李贽原著、参考书目和资料，梳理和考辨人物生活与思想历程，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作出素材取舍，写出原稿，并将手稿复写件交给在武汉471厂情报室工作的妻妹王黎光，录成了电子文本。朱健国按照他的写作风格和理解，修改了原稿“引子”和“第一章 辞官云南”部分内容；并提议用“中国第一思想犯 李贽传”做书名；且请他的专访对象蔡尚思先生题写了书名和三句关于李贽的评语。更主要的是，朱为此书的顺利出版创造了条件。所以，1993年8月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一思想犯 李贽传》，署名为鄢烈山 朱健国”。当然没有稿费与版税，两人各得了1000册书自销代酬。我没有这种营销能力，一部分送了人，一部分南下广州时扔了，至今手上还有几十本。

大约是1999年吧，时任时事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的祝勇先生到广州，在南方周末编辑部我所在的公共办公室里与我有一面之缘，短时间的交谈。回北京后，他提议再版李贽传，我当然求之不得，朱也表示同意。能够再版且有稿酬可拿，我感激还来不及，根本不会去干涉他的编辑权。他有他的考虑，将书名改成了朴实的“李贽传”，虽然没有“中国第一思想犯”吸引眼球，却在学术上更严谨、政治上更少不必要的风险。时事版《李贽传》（2000年3月面市），取消了“工人版”不伦不类放在内页的蔡尚思题写的书名，同时取消了“工人版”放在封二的蔡尚思评李贽短论；“引子”内容也有个别词句和段落的改动和删节，更多的是订正了“工人版”印刷中出现的一些莫明其妙的字词错误（当是那时电脑排印技术粗糙造成的）。

当初答应书稿让朱健国修改是不得已——毕竟是“合作”嘛。两个人的写作习惯（所谓“文笔”、“笔调”、“风格”）自然会有不同，对历史材料和李贽文章的理解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事实上，朱的修改版（工人版）就是在谋篇布局和叙述体例上也前后不一。在朱修改过的引子和第一章，他在正文（特别是第一章开头）里加了一些历史背景资料，而原稿全书对此的处理是放在附注里，不影响正文叙述时空的连贯性；在第一章原稿里，我用了李贽内心独白加作者旁白的特殊叙述方式，来回顾李贽辞官前的经历，他则把第一章与全书“统一”，都改成了第三人称叙述。产生歧误的修改是，我追溯李贽的家世谱系，囿于手头资料不足，采用以李贽为“原点”而上溯的表述，即其父为上溯第二世祖，祖父为上溯第三世祖，一直上溯至第七世祖李驽；朱除了将李驽保留“上溯第七祖”的叙述外，其他改成了“六世祖”、“五世祖”等习用的“顺叙”用语，这就将李氏谱系弄拧了弄乱了。前两次出书，我以为他只改动了第一章第一节之前的开场白部分，这次认真对照原稿，才发现他改动了第一章各节，包括家谱叙述。

现在有机会按原稿付印，可以保持本人著述风格的完整，并订正某些错谬，得感谢贺雄飞先生的支持。特别要鸣谢的还有浙江的李延良先生：我与李先生素昧平生，他购买了“时事版”《李贽传》，用他的过硬功夫“咬文嚼字”，找出了许多文字错误，给我寄来了勘误表；本书若能顺利出版，也有他的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另有一事说明一下：张建业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会2000年5月出版的《李贽文集》，没经授权在卷七收录了“工人版”的《李贽年表》（略有删节，将“背景”中张居正的“夺情”错改为“守情”），没有说明出处，经交涉支付了1000元稿酬。

鄢烈山 2009/07/20 于广州

最早接触李贽是在“文革”中（1973年在沔阳师范学校读书时）奉旨“批林批孔”的时候。毛泽东欣赏的冯天瑜怎么批孔的早已忘光，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三篇文章：荀子的《天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和李贽的《赞刘谐》。有孔教信徒宣传“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刘谐讥讽说：“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李贽对此言的机智恢谐大表赞赏。当时我只是领会了此言的逻辑力量，因为孔子是慕古而称颂“先王”的，刘谐之言揭露了如此尊孔与孔子本人思想的内在矛盾。后来重读此文，觉得它不也是对“东方红太阳升”的有力驳斥吗？多读了一些李贽之文，更加明白至死仍以儒士自居的李贽，并非专为砸烂孔子的神位，而是反对独尊孔教禁锢天下人思想的“执一”（文化专制主义）。“文革”后上大学，文艺理论教科书更有李贽的《童心说》，“童心者，真心也”，“失却真心，便失去真人……”说得多么好呀，这个对“异端”的指控供认不讳的老顽童！

“思想解放”大潮中，读李贽之文，心中多有共鸣。比如，他提倡“自然之性”，标榜“士贵为己，务自适”，揭露那些虚伪的教条，是“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他重视实学和事功，认为“天生一人有一人之用”，建功立业的才智高于僵死的伦理道德榜样；他的以民为本，不仅主张民众有反抗暴政的权利，也有不殉主而求生的权利……李贽的许多思想，不仅在他的那个时代会被掌权者视为灭而始安的“异端”，就是在今天，也大有“超前”的罪嫌。

1850年8月20日，法国文学家雨果，在巴黎各界为小说家巴尔扎克举行的葬礼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他满怀激情地宣告：“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一切虚构都消失了。从今以后，众目仰望的不是统治人物，而是思维人物。一个思维人物不存在了，举国为之震动。人民哀悼的，是有天才的人；国家哀悼的，是有天才的人。”雨果的预言，在法国也许早已成为现实：拿破仑·波拿巴的武功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隳灭，世人传诵这个被打败的将军和被废黜的帝王，主要是因为他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一部不朽的法典。

中国到了没有虚构神话的时代吗——众目仰望的不是统治人物而是思维人物？远没有到。尤为可叹的是，李贽在他生活的明末，虽然为当道者所不容，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而治罪，但他在思想文化界却是一个极受尊敬并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思维人物。他只有一个举人出身，而敬重他学识的众多朋友都是进士出身，其中他最知心的学友、忘年交焦竑是状元，公安三袁的老大伯修是“会元”（礼部举行的进士会试第一人）、老二中郎20岁就中进士是有名的大才子；他一生不喜交接贵人，仅以四品官致仕，他的朋友顾养谦、梅国桢、刘东星、汪可受都官至总督（顾梅汪总督军务，刘总督河漕，四人中只有晚辈汪可受是李贽身故后致高位的，今天西安的“关中书院”仍有汪可受兴学的记录）。他的影响力风靡一时，难怪皇上要担心他“惑世诬民”了。

可是这样的思维人物在当代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

流寓“湖广”的三个伟大历史人物中，政治家诸葛亮、文学家苏轼都得到了他们应得到的那份崇敬。襄阳隆中与黄州赤壁一代比一代装妆饰得更辉煌，慕名前往访谒者络绎不绝；而作为思想家——“异端”思想家的李贽，生前既不能不狼狈以避，身后的麻城龙潭也永是萧条可掬，连读书人也没有几个知道麻城龙潭曾为何人所栖。这在从前并不奇怪，统治者需要鞠躬尽瘁的忠臣，但不需要思想家，思想家有一个孔子就足够了。而今，孔教再也不是享有独尊地位的国教，一切对孔教“不敬”的“异端”思想家，只要他们对丰富中华文化，启迪民族心智有所裨益，都应当重新评估他们的价值，给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李贽，以他对专制主义禁忌的猛烈冲击力，以他前无古人的批判精神，以他至今仍不乏活力的某些观点的深刻性，理应得到比诸葛亮、苏东坡更大的光荣。比李贽早两年（1600年）牺牲于罗马鲜花广场的火刑柱上的布鲁诺，他的罪名是“异端”。李贽这个中国的“异端”分子，对专制主义的反抗和思想自由的渴望，与布鲁诺是血脉相通的。李贽，是中国的“布鲁诺”，理应像布鲁诺一样赢得后人的尊敬。

对一个思想家的尊敬，最好的表达方式是让他的思想抖落历史的尘垢而大放光彩。为此，作者不自量力撰写了这部传记，不仅是为驱李的“湖广”愚氓补过，更是为了抛砖引玉，推动李贽的“发掘”与普及。

从这样的初衷出发，作者确立了撰写这本书的两条指导思想。一是坚持学术性原则。与历史小说、传奇、演义划清界限，传主的生平事迹与思想观点言必有据。总体上也不取《史记》那样的文学样式，“合理想象”地进行场景描绘；有几处为了行文方便采用的描述，其性质是一望而知的，不至于使实质性内容真假莫辨。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史传，传主的每一句话都应当与可资核查的日记、演讲辞、文章等文献资料完全一致；但这样一来，李贽原著及相关资料原文的古奥艰涩，势必给普通读者带来阅读困难，因此在言必有据的前提下，作者没有完全照抄引文。此外，学术性当然也不完全排斥主观性，选择、理解、分析、评说的主观色彩是不可避免的，这便是蕴含其中的作者的一家之言。这种“一家之言”，作者也用在了本传的结构上。第一章“辞官云南”既是追述李贽前五十四年的经历（家世与生活感受，仕途与政治抱负，学术与人生追求），也是分析他之所以辞官的思想动因。采用心理分析的层次结构不言而喻含有某种假定性，作者认为，这是无害于学术性的。

第二条指导思想是更注重从积极的方面，发掘李贽作为反对专制主义的斗士、思想解放先驱的价值。恰如李贽的《书胡笳十八拍后》（《续焚书》卷四）说：“此皆蔡伯喈之女（蔡文姬）所作也。流离鄙贱，朝汉暮羌，虽绝世才学，亦何足道。余故详录以示学者，见生世之苦如此，欲无入而不自得焉，虽圣人亦必不能耳。读之令人悲叹哀伤，五内欲裂，况身亲为之哉！际此时，唯一死快当，然而曰‘薄志节兮念死难’，则亦真情矣。故唯圣人乃能处死，不必以死劝人。”人们当然可以据此批评李贽的不彻底，没有坚决与专制主义的节烈观决裂，没有跳出专制思想体系的大框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服从于揭示时代悲剧性的总体构思，就是这样做的），但更应当把这段话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考察，揭示它的进步意义。毕竟，这段话饱含着对蔡文姬不幸身世的深挚同情，肯定人的求生欲望发于真情；重点在“不必以死劝人”六字，针对的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杀人教条的不近人情，其批判意义是主导方面。现代享受着充分的言论自由的人们，是不应轻易讥笑从前躲在“但是”，“然而”盾牌后面的勇士的。在注重发掘积极方面价值的同时，作者也尽量避免对传主的偏爱，把传主拔高到现代民主主义的高度。李贽反对文化专制（“执一”），但并非“儒教叛徒”；李贽是思想解放的先驱，但时代的局限使他不可能根本反对整个的专制思想体系。这就是作者为李贽传确立的基调。

贯穿本传的脉络，是李贽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李贽说：“狂者不蹈故袭，不践往迹，见识高矣，所谓凤凰翔于千仞之上，谁能当之？”（《焚书》卷一《与耿司寇告别》）李贽正是这样一只在精神宇宙翱翔的凤凰，一切纷嚣依染，不论古今，全不足以累其心。诚如袁宏道所言：“老子本将龙作性，楚人原以凤为歌。”（《敝箧集》卷下之《怀龙湖》）李贽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对孔孟的一些贻误后世的思想观点提出质疑，不仅具有对思想专制的挑战意义，也给人许多有益的启迪。袁宗道在《入都过秃翁墓》中悼念李贽说：“威凤不潜羽，蛟龙罢隐鳞，网罗耽耽至，何处可藏身！”（《珂雪斋集》卷三）李贽的悲剧性生活经历，正是一首牢笼中的凤凰之歌，是对王权专制制度的控诉。

本书并没有对李贽的生平、思想作多少剪裁，而尽可能在选定的容量内，容纳更多的史实材料，奢望不过是为李贽研究者编写翔实的李贽年谱与学谱提供参考意见，为普通读者了解李贽提供比较清晰的阅读线索。 由于作者学识浅陋，也限于本地可资借阅的研究资料的贫乏，此传只能算是初稿，真诚地希望文史专家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教。

鄢烈山 记于1993年春，改于2009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