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年9月27日—1984年4月15日），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诗人。他的成名作为《朦胧的七种类型》。代表作品还有《田园诗的几种形式》、《使用传记》等。

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年9月27日生于英格兰约克郡，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诗人。他的成名作为《朦胧的七种类型》。他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英文界大家以及中国现代派诗歌的一代宗师。曾任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北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编辑，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英国文学教授。1984年4月15日去世，享年77岁。

1925年，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入剑桥大学的玛德琳学院念数学，并开始以剧作家和诗人扬名。1926年，在当时剑桥的学生文学期刊上发表评论，他认为其关于著作、戏剧与电影“草率而尖刻”的评论成为了他批评思想快速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

1928年，与他人共同创办《实验》杂志，力图将艺术实验、哲学实验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结果被斥为“聪明的年轻人可悲地尽讲废话”。在本科期间，燕卜荪用自己的话说，沉湎于“让人头晕的夸夸其谈”，其诗歌创作是“孤独与受难”的产物。

1930年，燕卜荪在剑桥大学由数学专业转读文学专业时，曾师从大名鼎鼎的文学理论家I.A.瑞恰慈。作为学生的燕卜荪，在瑞恰慈给他批改的一份作业中得到启示，写出了震惊现代西方文学界影响久远的著作《朦胧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该书改变了整个现代诗的历史，也开创了“细读”批评范例。一直到今天，英美大学的文学系，依然鼓励学生作细读分析。美国文学批评家兰色姆认为：“没有一个批评家读此书后还能依然故我。”有人甚至说，西方文学应分成“前燕卜荪（Pre-Empsonian）时期”和“后燕卜荪(Post-Empsonian)时期”。

后来，剑桥校方因为在燕卜荪抽屉里发现了避孕套，取消燕卜荪教席。此事使他的导师瑞恰慈极为震怒，只能劝燕卜荪离开英国到远东去。

1934年合同期满不再续约，他回到故地布鲁斯伯里，过着清贫、散逸的生活。

1937年，燕卜荪乘坐跨西伯利亚列车来到中国，此时北京大学已南迁。他随当时在中国推广“基本英语”的瑞恰慈夫妇乘船去了香港，随后到中国内地边走边聊。当时三校在长沙、衡山建立临时大学，燕卜荪来到这里报到，并著有长诗《南岳之秋》。他关于中国的诗还有《中国》、《中国谣曲》等四首。1938年，他随学校继续南迁到昆明，并开讲英国现代诗——奥登的《西班牙》。1937年-1939年，燕卜荪先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讲授英国文学。 “燕卜荪”是他为自己取的一个中国名字。在这期间，燕卜荪开始写作后来成为他最伟大著作的论文集《复杂词的结构》，他讲授的英国当代诗歌对中国20世纪四十年代现代主义在昆明的兴起影响巨大。

1939年1月，燕卜荪从中国返回英国，正赶上一场战争。由于近视，他未能入伍。很快，燕卜荪就在英国广播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任该公司中文部编辑。但他其实并不喜欢这个工作。战后，他举家（已有妻儿）来到北京大学教书。1952年回英后进入“外省”的一个较小学校谢菲尔德大学担任英文系主任，直至退休。

1983年9月，巫宁坤教授有机会到英国访问77岁高龄已经退休的燕卜荪，细数联大北大同事别后的坎坷生平，感慨万端。巫宁坤邀请燕卜荪重访北京，而且‘不必演讲’。不料燕卜荪回答说：“我喜欢演讲！”可惜，这个在中国演讲了半辈子的20世纪大学者，第二年就去世了。”

1906年9月27日生于约克郡。

1920年入温彻斯特学院学习。

1925年进剑桥大学攻读数学，后改读英国文学。

1930年出版《朦胧的七种类型》。这是他的成名之作。

1931年至1934年任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英国文学教授。

1937年来中国，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平津沦陷后，燕卜荪随北大、清华、南开师生向南方撤退，先到长沙，后又迁到昆明。

1940年返回英国。

1941-1946年任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编辑。

1953年起任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英国文学教授。

1971年退休。

1984年4月15日去世，享年77岁。

燕卜荪先生在北大教书期间开过许多门课程，其中有十七世纪英诗、英诗概观、现代英诗、英国散文演变等选修课。理论文写作则是西语系大四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由教师指定阅读的文章，让学生写出评论。燕卜荪先生对学生的每篇文章都详细批改，批语有的写在行间空地，有的写在页边。其中既有观点上的辨析商榷，也有语言上的错误改正。不过最精彩的还是他给每篇作文所下的总评语。往往是三两句话，切中要害，文章的优缺点赫然在目，让你折服。其精到处为一般教授所不及。他在批改时当然也不忘记鼓励学生，如发现好的句子便写上“This is good English”，“This is vigrous writing”和“very graceful English”等等鼓励的话。

燕卜荪先生每次上课只带要讲的原文文本，至于他的讲课内容，即要在黑板上写的东西，却只字不带，而是即时在黑板上奋笔疾书写下的。等到写满黑板后，他稍事停顿，只轻轻念一遍，便擦掉再继续写下去。中间从未有间断停顿的时候。看上去他讲课像是完全凭着才气，即时发挥，其实是事先早有充分准备。他在授课时所表现的思路之敏捷、清晰和记忆力之强，堪称一绝。

燕卜荪先生在讲课中从不重复权威的看法，很少援引旁人的观点，讲的话往往都是自己的真知灼见，难得从一般的书本中找到。举例说，他认为T．S．爱略特对庞德的推崇超过了正当的评价，实属过誉。他对于T．S．受略特的后期诗作《四个四重奏》评价不高，认为失之于空洞。这与一般美国批评家将该诗捧到天上的作法大不相同。他也鼓励学生对诗歌要有自己的感受和见解，不要人云亦云，甚至有时要提出与教师不同的看法。

1930年，燕卜荪早年的成名之作《七种歧义类型》将他的导师李恰慈倡导的文学批评中的语义分析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推动了美国新批评运动的兴起。他的这部早年著作被新批评派视为经典，竞相效法。美国新批评家克林思·布鲁克斯?Clean Brooks?随后便标榜出“悖论”和“反讽”的说法。他在《精制的瓮》一书中根据这一理论细致分析了华兹华斯、济慈、丁尼生等人的诗歌，从而证实语义分析的方法不仅适用于玄学派诗人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如燕卜荪所做的工作?，而且适用于一般认为比较易读的诗歌作品。此外兰色姆John Crow Ransom还提出了“结构与肌理”说。维姆扎特?Willam K.Wimsatt Jr.?，则倡导“具体的共相”的理论。这些说法都是想标明诗歌语言的特性，不过各有其不同的侧重方面，在四十年代显得异彩纷呈，蔚为大观，形成新批评派的极盛时期。这些新批评派人物对诗歌语言的细致分析与燕卜荪走的路子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他对美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的评价一般并不很高，认为他们没有做出真正有创造性的成就。在美国当代批评家当中，肯尼思·博克Kenneth Brurke算是他最赞赏的一位。维姆扎特和比尔兹利Monrot Beardsley提出“意图的谬误”itentional fallacy的观点，将作者的意图与作品的意义完全分离开来，目的是强调作品文本的独立性。这一观点是燕卜荪所极力反对的。无怪乎当代英国批评家科默德F.Kermode称燕卜荪是一个意图主义者。另外，由于新批评派将诗歌作品当作独立自足的实体，所以只注重文本上的细读，而忽视作家个人经历与社会背景对作品的关系。燕卜荪的作法却与此迥然不同。例如他在讲莎士比亚时就详细阐述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背景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视野或世界图像。4、偏好作品：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　他特别推荐中国学生去读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而不鼓励阅读霍桑和所谓高雅的亨利·詹姆士的作品。这也可以看出他的趣味标准与当时流行的学院派风尚的不同。

燕卜荪先生在1950-1951年讲授现代英诗，当时选修这门课程的只有金发燊学长、李修国和我三个人。燕师?这是发燊学长和我对他的尊称?本人就是一位重要的英国现代诗人，自然也要选读两三首。他说自己的诗常常被人认为晦奥难懂，实则一旦理解了其关键寓意，并非深不可测云云。这门课程讲了一年，从哈代、叶芝、爱略特一直讲到迪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其中自然也包括与他同时期的奥登、斯本德等诗人，讲起来更是如数家珍。课程内容非常丰富，囊括了英诗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演变概况。

燕卜荪先生虽然早在二十四岁时，1930年就在英美批评界有了很高的声誉，但他对自己的成就仍然抱着很谦虚的态度，曾说自己的文学批评范围过于狭窄，远远不及他最钦佩的英国莎士比亚批评家A.C布拉德雷。他认为布拉德雷的《莎士比亚悲剧》一书在卷帙浩繁的莎士比亚评论中是惟一值得一读的著作。他也从不囿于一家之言，而是乐于介绍别人的观点，举例说他就曾将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的《幻象与实在》介绍给中国学生。

燕师对待中国学生总是循循善诱，充满友爱之情。学生一到他家，他都是热情接待，让你坐下喝茶交谈。有的学生准备写论文，他便亲自去图书馆替学生找出有关书籍，给予指导。有一年暑期他去美国讲学，回来时带来一些新书，往往自己还未看完，便很大方地借给来访的朋友或学生先看。凡是认识他的人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一般大学教授常有的学者架子。他待人的态度竟是出乎寻常的平易和亲切。最可贵的是，这种待人的热忱看来并不是修养的结果，而是他纯朴真诚性格的自然流露。可以说，在他身上辨析入微的思考能力与率真的赤子之心奇妙地结合成了他独一无二的人格风采，这正是每个认识他的人所无法忘记的生活中的燕卜荪。

燕卜荪是“超前式”的诗人和新锐的批评家。他来中国的时候刚过三十岁，风华正茂，跟着临时大学(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到长沙、南岳、蒙自、昆明，同中国师生打成一片，·彼此极为相得，当时写了一首题名《南岳之秋》的长诗，其中说：“我交了一批好朋友。”

中国新诗也恰好到了一个转折点。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们不满足于“新月派”那样的缺乏灵魂上大起大落的后浪漫主义；他们跟着燕卜荪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又读狄仑·托玛斯的“神启式”诗，他们的眼睛打开了一一原来可以有这样的新题材和新写法!

其结果是，他们开始有了“当代的敏感”，只不过它是结合着强烈的中国现实感而来，因为战局在逆转，物价在飞涨，生活是越来越困难了。他们写的，离不开这些—尽管是用了新写法。与中国现实的密切结合，正是四十年代昆明现代派的一大特色。在燕卜荪的影响下，一群诗人和一整代英国文学学者成长起来了。

燕卜荪一生诗作不多，1955年出版的诗作合集仅收诗50余首。这些诗受玄学派和T.S.艾略特的影响，以严谨的古典形式反映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困惑和内心痛苦。

燕卜荪天分和才情极高，1930年就发表了文艺理论专著《朦胧的七种类型》。他在剑桥曾拿下数学和英文两个第一，他是从数学后转到文学上来的，是剑桥著名文学理论家瑞恰慈的高足。

其诗歌创作是“孤独与受难”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