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国民政府从英国政府手中收回了被强租30余年的威海卫军港，定名为威海卫行政区，设威海卫管理公署直隶于行政院。管理公署设专员一人，政务由专员召集行政会议议决执行。1942年12月，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被国民政府撤销。

《威海卫管理公署组织条例》计20条，除明确规定管理公署的权力职能、隶属关系、区域范围外，同时指明在不抵触中央法令范围的前提下，准许制订单行规则。对于地方自治，准许采用市组织法有关区、坊、闾邻之规定。在公署内只设总务科和公安局两个部门，执掌全局之一切行政和公安等事务。由于运作不灵，职责区分不清的局限，于1931年4月25日，对原《条例》进行了重新修订。其第七条规定：除原设总务科、公安局外，再增设财务科、工务科。

接收后，权力分配纷繁复杂。作为直属中央行政院的新设行政区，自然出现了多头分管的局面，管理公署接管的只能是一些行政事务和房地产及其英国人不借用的建筑物。其他如海关、税务、法院等，则由中央和省有关部门派员接收或挂牌设置新机构。

1931年10月1日下午2时，首任管理专员徐祖善举行就职典礼。

1931年10月6日，山东福山地方法院威海分院成立。共接收民事案卷8476宗、刑事案卷11961宗：接管刘公岛监狱男犯69名、女犯3名，北仓看守所在押犯人2名 。

1931年10月9日，设东海关威海分关，同时裁撤原设在卫城内的常税分关。

同日，由山东卷烟税局派员在威设立卷烟查验所。

1931年10月12日，设立威海盐税总局，属烟台稽核支所管辖，并在前双岛、鹿道口、黄家皂、西涝台等5地各设验放所一处。

1931年10月13日，由山东省印花税局派员在威海开办印花税。

1931年11月11日，管理公署根据国民政府“将威海卫城里行政区划归威海卫管理公署管辖”的指令，对卫城里行政机构进行接管。另外，对原在英国公署服务的中国职员36人，全部商请予以留用。

在外事方面，接收威海卫次日，英国领事馆正式成立，首任领事阿尔彻。

1931年后，国民党、金融业、报社等机构，纷纷进入威海设置办事处。2月，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整委会派员到威海活动。3月9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刘纪文、随员何思源等一行到达威海，第二天成立了国民党山东省直属威海区党部筹委会，委员米义山、王信符、丛瑷珠等三人宣誓就职。

金融业界。除交通银行威海支行外(1930.10)，还有中国实业银行威海办事处(1931.9～1941)、中国银行威海卫办事处(1933.9—1941)、山东民生银行威海卫办事处(1934.9～1937.11)。

报业界。原有《威海日报》(1930.3～1935)、《黄海潮报》(1931.8.1—1938)、《新生日报》(1935.8.1～1938)。1933年先后申请办报的还有《醒华日报》、《威海青年》(威海卫中华基督教会办)、《新日报》等。因各种原因，很短时间便停办，影响不大。

商业界。由于卫城内外统一，原城里商会和码头商埠商会合并，于1931年3月27日新成立了“威海卫商会”，首任主席为孙心田。

军事驻防方面。1931年4月，沈鸿烈派员设立“海军驻威办事处”。1933年海军第三舰队移防来威，岛内外派驻海军陆战队。

市政建设方面。为了纪念收回威海卫一周年，在坞口修建“收回威海卫纪念塔”；拆除卫城东门和北门，以及位于十字路口的关帝庙戏楼；整平城内四街道路(东西南北)；改建环翠楼；在长峰修建小型机场(未发挥作用，不久便停用)。同时公布了市花、市徽。市花为桂花；市徽以威海湾为背景，黄蓝两色为主调，中间耸立“收回威海卫纪念塔”。

行政区划方面，进行了新的调整，将边界线上英租时埋设的“大英租界”改为“威海卫界”。其中有5处界碑如大岚头、杜家村、报信、窦家头、大夼等地，因原界石埋在村中，则将其稍作移动，以使部分界外住户划入威海境内，也使少数原在界内的住户划归文登境。遵照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地方自治”精神，威海卫行政区下设8个自治区。第一区位于市区中心，共8个自然村；第二区辖属南至戚家庄、北至孙家疃，共37个自然村；第三区辖属西南至双岛港，北至毕家疃，共35个自然村；第四区辖属以羊亭为中心的65个自然村；第五区辖属东南至崮山、北至蒿泊，共45个自然村；第六区辖属南至草庙子、北至宋家洼，共84个自然村；第七区辖属盐滩、大岚头，共46个自然村；第八区辖属以桥头为中心的54个自然村。另外，每个自治区再划分若干“坊”，共计75个坊。每个村再划分若干个“邻”、“闾”。后来，因管理起来过于零乱，坊以下设置俱被取消。自然村实行“村董”管理制，相对大一些的村子则增设“帮办员”一人。

当时，管理公署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财政收入紧绌。由于南京政府和省政府均派有财税机构常驻威海，本地所有自控的税种只有地税和船运税，威海卫收回一周年时，财税收入仅为20.7万元，加上财政部下拨的补助金12万元，勉强维持收支平衡。另外，由于取消自由贸易港地位，一些原靠转口免税货船竟直接开赴青岛港或烟台港，致使威海商港陷入空前萧条。对此，许多商家一再抗议请愿，仍无济于事。至收回威海卫当年的12月份，即有30余家商行倒闭。且南京政府提供的补助金，时减、时停，管理公署不得不压缩行政费和工程费。

1933年12月29日，徐祖善终被免职。

威海卫的第二任专员是徐东藩，于1934年1月15日赴任。

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自从撵走了烟台的刘珍年后，目光自然移到威海卫，企图顺势也把这片土地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南京政府虽然加以拒绝，但也作了妥协。1936年6月行政院下令：“嗣后威海卫地方行政，除仍属行政院直辖外，并受山东省主席就近督察。”并同意由省招派一名本省官员担任未来的新专员。不久，徐东藩即被免职。

第三任专员孙玺凤，于1936年4月12日到任。这之前，他曾担任以韩复榘为总指挥的第三路军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很为韩所赏识。1938年中共胶东特委决定发动威海起义。1月15日凌晨，参加起义的人员先后到达威海，特委书记理琪与孙玺凤谈判，孙表示愿将公署仓库存放的约百余支步枪及其它装备交起义部队。遵照孙的意愿：暂离威海。下午3时，由抗日武装护送，孙登上英国“太古轮”前往香港、广州，直奔武汉，向南京政府汇报请示工作。1月29日，南京政府任命威海卫公安局局长郑维屏为代理专员。3月7日，日军侵占威海城区，管理公署警、政人员转移到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