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是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曼于1985年出版的关于电视声像逐渐取代书写语言过程的著作；同时也是他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

该书的主要内容在于用事实论述：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娱乐得以达到至死的目的；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人类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

该书共分为两大板块，前言和正文；正文又分为两篇，共11个章节。

“前言”部分旨在通过现实世界与两本书的对比，当1984年到来时，《1984》中的预言并没有得以实现，反而在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的预言正在逐步地成为现实。

“正文”部分分为 11 章。

第一章 “媒介即隐喻”。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出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人们用媒介来定义自己的社会，生活，种种。就仿佛人们用语言作为闹钟思考问题的方式一样。媒介就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第二章 “媒介即认识论”。媒介的变迁意义重大，因为事物的表现形式本身就会对结果造成重大影响。在印刷品的时代，只有白纸黑字才给人感觉是客观的，正确的，接近真理的，而相比之下口述则没有取信于人的能力。

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印刷制品传播了真理和智慧，破除了迷信和陋习，甚至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民族感的诞生。而美国从一开始就对铅字十分依赖，在那里阅读再不是贵族化的活动，创建美国的人群也是极富智慧修养的一群人。

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语言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表意，如果说文字是严肃的，它代表着理解和信息的传递，那么娱乐正处在反面，图像的介入掺杂了美学和心理学的学问，文字的地位不再。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代，叫“阐释年代”。到了19世纪末， “阐释时代”开始逐渐逝去， “娱乐业时代”开始显现。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冲击了“阐释时代”的两个观念，其一，交通和通讯可以彼此脱离。原本报纸等上的文字往往都是本地的具有切实价值和指导意义的信息，但电报的出现产生了许多不相关的没价值的信息，人们只关心消息来得有多远有多快，却没有意识到人们每天获得的新闻中几乎没有任何对人类生活的指导价值。照片出现的时候就被人们赋予了语言的地位，但却忽视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照片只是特例的展现，你只能显示出一棵树，但无法描绘“树”；照片只需要辨别，而文字是需要理解的。总之，照片失去了对现实行动的指导价值，这些信息仅剩的作用也只有娱乐了。再之后，电视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以神话的姿态占据了人们的生活，电视的本质是娱乐的，但因为太过司空见惯，对人们来说是熟视无睹的，并且因为习惯而变得有价值了。

第六章 “娱乐业时代”：电视本身的性质就是娱乐性的，这表明在电视上所展现的一切都是娱乐，都是为了娱乐。观看电视不需要思考，但人们能获得情感上的满足。而正因为电视的包罗万象，其他的一切都按照电视的要求来塑造自己，最终成就了娱乐的时代。

第七章 “好……现在”。这是一个转折性语句，连接了两个完全不相关的话题，是当今电视节目高度碎片化的例证。在这里面，新闻节目又首当其冲。新闻呈现了娱乐而不是信息，这本身就是一种蒙蔽，人们有一种大量获得信息的错觉，但事实是他们连判别何为有效信息的能力都失去了。

第八章 “走向伯利恒”。在媒介的转换过程中，很多东西并没有得到复制，而是转化成了另一种东西。在试图将宗教或者教育搬上电视屏的时候，最重要的那部分东西已经丢失了，电视作为一个娱乐性的载体，实际上并不能承担那些重任。

第九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政治是美国拥有最多观众的体育比赛。在电视的影响下，人们不仅是不会思考的，并且是不会记忆的，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

第十章 “教育是一种娱乐活动”。教育本身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过程，所有社会上有一种教育娱乐化的倾向，比如说试图通过电视进行教育的行为，但实际上因为电视的属性，你可以做到有趣，但不能指望教育结果会好。

第十一章 “赫胥黎的警告”。让人们就这么放弃电视是不可能的，而许多人也试图通过电视的途径让人们认识到看电视是不对的，这件事本身就非常讽刺。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只有人们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体的神秘感，人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

20世纪后半叶，电视媒体的异军突起，印刷媒介逐渐式微，甚至淡出普通大众的视野。电视对于日常生活的渗透无孔不入，成为组织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媒介。而电视的表达形式往往是娱乐性的、碎片化的、排斥思考与逻辑的，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大众也日渐习惯于这种娱乐化的媒介接触，变成了一群娱乐至死的人。尼尔·波兹曼敏锐地观察到了主流媒介的变革对大众以及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他认为人类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事物。

受到麦克卢汉的影响和启迪，波兹曼将“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作为自己阐述“娱乐至死的社会”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媒介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倾向性，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同时他指出“真理不能毫无修饰的存在，它必须穿着合适的外衣才能得到承认”，“真理本来就是一种文化偏见”，在印刷媒介占绝对权威的学术领域，来自口语场景的信息就无法作为支撑个人观点的论据。他对比了过去以印刷媒介为中心的“阐释时代”和今天以电视媒介为中心的“娱乐业时代”，在两者之间，电报的发明起到了重要的衔接作用，过去人们因为需求而获取信息，而电报使得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人们开始进入了一个被大量无关信息充斥的世界，信息——行动被彻底改变了，人们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途而制造各种各样的问题。而电视的出现无疑加剧了这种状况。

电视引发的智力灾难

西方社会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荡后，在80年代终于再次安定了下来。但传统上重视节俭和勤奋、反对纵欲的新教伦理已被倡导感性的自由解放彻底击溃。在这场解放之后，人们找到了更多享乐的理由，于是一场宣扬娱乐的革命成了社会的广泛共识。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新媒体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听盛宴，这使得电视迅速成为时代的宠儿并迅速普及。可是，电视节目的内容却主要以肥皂剧、真人秀等娱乐节目为主要收视范畴。

波兹曼认为，每种媒介对于文化精神中心和物质中心的形成都有决定性影响。从口语到铅字的媒介转换，波兹曼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智力进步，但是，从铅字到电视的第二次媒介转换却是一次严重的智力灾难。这是因为电视的话语主要通过视觉形象传播，而观众仅仅需要一种对视觉和听觉没有过高要求的平白语言。为了吸引观众，电视节目进而作出一些新鲜刺激的调整，不断地制造奇闻异事和娱乐噱头来博取观众的眼球，这大大埋下了媒介危机的祸根。“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电视一味地降低品格追求收视，严重丧失了公众话语权，这实际上就暗藏媒介危机的隐患。

媒介即认识论

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有一个“媒介即讯息”的理论。其表达的含义就是在信息传播中最为本质的东西不是传播内容，而是传播媒介。他说，“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

在此基础上，波兹曼进一步提出了“媒介即认识论”的观点。他认为，媒介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而“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不仅劣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以电视为中心的认识论严重“污染”了大众交流，信息的传播不得不以模拟电视图像的形式进行。总之，电视成了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是新世界的“元媒介”，任何传媒也都变成了电视的摹本。对于来自电视的影响，不是人们关闭电视就能够避得开的。波兹曼曾痛斥道，人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非常彻底，人类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一切以电视为中心的信息传播都深刻揭示了媒介社会所面临的危机。

泛娱乐业时代

波兹曼指出，媒介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在于电视为人们提供娱乐性的内容，而是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形式表现出来。娱乐已经成为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成为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从新闻到政治，甚至是宗教活动都在全心全意地娱乐观众。例如，国外极端的“裸体新闻”，将新闻播报和脱衣舞真人秀相结合，令人瞠目结舌。类似将娱乐进行到底的行为值得我们反思，今后的媒介应当如何发展。

娱乐的确成为了现代生活的标志，它已经溢出电视，弥散到整个社会之中。可是，人类不能将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贬为娱乐的附庸，倘若如此，其结果是人们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为当今的媒介发展敲响了警钟。

是否会“娱乐至死”

波兹曼为人们留下一个沉重的话题：人们真的会“娱乐至死”吗？娱乐已是这个时代的传媒霸权，不管以何种方式，都只为博人一笑，艺术价值和伦理道德都可以弃置一旁，可谓“得娱乐者得天下”。人类不禁问自己：我们身嘶力竭所追捧的娱乐会不会亲手葬送自己。人类不应反对适度娱乐，但当娱乐日渐成为操控话语的霸权力量时，它的负面作用就必须受到重视。人类不反对忧伤和深沉比娱乐更有价值，只是除了笑声之外人类是否还应该留下些什么。如果欢笑过后留下的只是空虚和麻木，以及对下次欢乐更强的期待，那这样的欢笑绝对是廉价的。

事实如此，如若人们一味追求娱乐，而不反思娱乐背后带给人们对世界的正确认识和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评价，那只能是“娱乐至死”；如若人们能在适度娱乐中反思它所传递的认识，并不是一味苛求所有事物的呈现均以哗众取宠为价值，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还将取得长足的进步。“娱乐至死”是波兹曼对社会现象的概述，不是预言，今后的社会媒介如何发展，还要看人类怎样应对危机。

《娱乐至死》一书中重视对媒介的分析，但对受众的分析有所欠缺；重视对媒介大环境的分析，但对个体行为、效果影响因素的分析有所不足；对于电视媒介的审视过于苛刻。笔者认为，这是在把环境学科的研究范式和建模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媒介研究中存在的天然缺憾所致，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技术决定论对于人为主题因素与舆论的忽略。

一本精彩、有力而重要的书，这是波兹曼抛出的严厉的控诉书。在这里，一切公众的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华盛顿邮报》评）

波兹曼在麦克卢汉结束的地方开始，他用学者的渊博与说书人的机智构筑他的见解。（《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

它是声讨电视文化的檄文：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娱乐死？这一声喝问绝非危言耸听，我深信它是我们必须认真听取的警告。（中国当代学者、作家、哲学研究者周国平评）

作者提出了娱乐至死的深刻预见。那个时代电视才兴起，网络还未出现，他即看到电视对人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的一种准备概括，即一种娱乐至死的状态。（《文艺生活》评）

在《娱乐至死》在书名中，作者提出了娱乐至死的深刻预见。“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宗教、政治、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是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那个时代电视才兴起，网络还未出现，他即看到电视对人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的一种准备概括，即一种娱乐至死的状态。现在是手机等新媒体的时代，人们的依赖和沉迷远胜于前，以至形成了人本身的一种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1931年出生于纽约，先后就读于纽约州立大学弗雷德尼亚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取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在其研究生阶段，就遇到了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观点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发展出自己“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的论题。1959年，波兹曼来到纽约大学任教。1971年，波兹曼创建了媒介生态学的研究生课程。1993年获得教授授衔，并担任纽约大学文化与传媒系主任直到2002年。波兹曼专注于研究媒介技术大爆发为社会带来的深刻变革，他的观察细致入微，他的论述一针见血，他的一系列著作对于今天的媒介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