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家学，源于杏坛讲学。杏坛之名最早见于《庄子·渔父篇》，原文为：“孔子游于缁帷之林，休坐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由此可见，杏坛即为孔子讲学旧址。孔子死后，鲁国国君哀公为祭祀这位文化巨人，将此地改为庙宇（孔庙所在地）。因为当时只有“庙屋三间”，其后，历代王朝不断加以扩建，“不欲毁其基”，“除地为坛，环植为杏，名日杏坛”。

孔子在杏坛“开门设教”、“有教无类”、“广收弟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开创了平民教育的先例，打破了“学在官府”收教限于贵族子弟、教育垄断的传统，杏坛因此而名扬四海。

据《阙里文献考》记载：孔子死后，其子孙“即宅为庙，藏乐服礼器，世以家学相承，自为师友”，其教育者当为孔氏后裔，其学者亦不超越孔氏子孙，这就是孔氏家学的开端。

魏文帝黄初二年，“修起孔子庙”并“于庙外扩建屋宇，以居学者”，以培养孔氏家族的子弟。皇帝下诏修建学舍，这是孔氏家学的一大变化。后经战乱，社会动荡，家学时断时续。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追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诏令增扩孔子庙，亲作《宣圣赞》，称颂孔子为“帝王之师”。三年后，孔子第四十四代孙孔勖上书朝廷，请求于家学旧址，重建讲堂，延师教授，朝廷准其奏，自此孔氏家学改为庙学，全面优待圣贤后裔。

宋仁宗延祐年间，孔氏庙学又增颜、孟二氏子弟，孔氏庙学遂成为孔、颜、孟三氏学，又划拨学田，其收入充生员膳食之用，并赐经、史书各一部以示鼓励。同时，将庙学改建于孔庙东南，这是校址的第一次迁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官府又拨款改建孔氏庙学，并正式为之设官，明文规定：“教谕本家子弟，其乡邻愿入学者听。”

洪武元年（1368年），庙学又被改为“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司”。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由兖州知府奏请，在山东巡府、巡按主持下，对三氏学学馆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建翻新，这次修建，第一次使学舍建制正规起来。万历十年（1582年），孔子第六十一代孙孔宏复任世职曲阜知县时，以三氏学“界于公府、藩臬行署，湫隘抑塞，规制不备”，将庙学迁之于按察司东（即今曲阜师范学校以东，古泮池以北的地方），这是校址的第二次迁动。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又从巡按御史毛在之请，增入嘉祥曾氏，并改铸四氏学印信。比照国子监例设学官，特许岁贡生员，国家科考竟至“无孔不开榜”。据《阙里文献考》载：“凡天下郡县之学，皆莅以教授、教谕，而为之佐者则曰训导；独四氏学之佐则特设学录，盖隆此国学之制”“圣贤之子孙不与他学同。”从中可反映出当朝对孔氏庙学的恩优特权。同年，孔子第六十三代孙、世职曲阜知县孔贞丛又迁四氏学于庙西观德门外（曲阜市第一中学现址），1925年，衍圣公府在“四氏学”旧址改建“阙里孔氏私立明德中学”（其意取自“德之不明”，“经之见度”），孔子第七十七代孙末代衍圣公、当时五岁的孔德成先生担任名誉校长，并亲自撰写“明德学校”校牌。此时反对孔子、反对封建专制的浪潮席卷曲阜，具有“红二师”之称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现曲阜师范学校）的学生最早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学校进步师生常常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与传统、守旧的明德学校的学生，交战不休。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其灵柩从北京运往南京，途经曲阜姚村车站作短暂停留，曲阜县府组织学生迎送，为此还作了时间调整，以避免两校学生的正面接触。在封建专制的年代里，这也是思想追求不同矛盾激化显现的一个方面。

1947年，私立明德学校改为县立中学。1952年9月，县政府在颜庙原商会址创办了曲阜中学，次年迁至明德中学校址。1958年更名为曲阜第一中学。1986年曲阜撤县为市，学校遂定名为曲阜市第一中学。

孔氏家学，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早已更换了新的内容，充满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如今的曲阜市一中利用“东庙西学”的优越地理位置，继承圣贤遗训，光大传统教育精华，用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斐然的教学成绩，继续书写着新世纪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