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寿名（1914～1949）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安分校）第十一期步科毕业。别名义德，宁夏固原人。固原提督衙门高等小学堂、军事委员会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第十旅营部司令、排长、连长、参谋。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北抗日先遣队营长，第二十七师副团长，军事委员会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中校区队长。1941年任甘肃庆阳保安副司令兼保安第二团团长，西北干部训练团上校大队长，曾因参与和组织反蒋活动，被免职，1945年加入民盟组织。后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上校副官处长。1948年任民盟甘肃支部委员，曾著文《人民至上论》、《西北青年饥饿线的呼声》、《西北青年》等反内战及爱国民主文章。1949年2月17日在兰州被捕。同年8月21日牺牲。

孙寿名，名义德，1916年12月生于固原县彭堡乡隔城子。寿名慧敏，长相俊逸，富有正义感，幼年就读私塾，诗书琅琅上口，字画娟娟喜人，深得老师喜爱。因乡村土匪蜂起，随祖母避居县城，入提署街小学。1928年，父亲病逝，赖母亲茹苦支撑。193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但家道中落，不能继续升学深造，即辍学在家。时军阀黄德贵衔蒋介石驱冯玉祥国民革命军出甘肃之命奔来固原，招纳民团、土匪，形成以固原为中心的地方军阀势力，引起军阀、土匪之间争夺固原地盘的兼并混战。1931年，经人介绍，他在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新一军十旅任营部司书，年仅15岁。次年，被选送到胡宗南所办的中央军官学校西北分校（在天水）学习军事。毕业后，回十旅任排长、连长、参谋等职。

1937年，“西安事变”后，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形势下，邓宝珊部组织抗日先遣队，所部十旅派出一个营，寿名请缨，任营长，奔赴山西，编入国民党二十七师序列，与日寇鏖战于中条山。因作战英勇，升任副团长。1940年，由前线调回西安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在此结识了杜斌丞先生。杜先生对抗日前途、民族命运的论述，使他视野大开，并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游干班”结业，孙寿名留校任上校区队长。他不甘教学生涯的寂寞，与在西安的好友高月波（平凉人，解放后曾任兰州市政府秘书长）等十余人于1941年初回到甘肃，他被任命为甘肃省庆阳保安副司令。不久，又调任保安第二团团长，驻岷县。到职伊始，他根据士兵的揭发，严厉惩处了一个侵吞军饷、克扣士兵的军需主任，还严惩了两个向他行贿的乡绅。同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他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便和部下唐曼陀（又名唐铁僧，甘肃岷县人，1947年被国民党特务捕囚，死于岷县狱中）、李俊楠、王坤一等商讨，准备于8月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西北抗日民主联军”，反蒋抗日。因组织不严，遭到破坏，唐曼陀逃往日本，李俊楠、王坤一被逮捕关押，他自己则被撤职关禁闭。囚禁两月获释后，被派到西北干部训练团任上校大队长。他厌弃训练团的教育，次年（1942年）春回到固原。

回到家乡，孙寿名赋闲读书，练字自娱。1943年，他与唐曼陀一起，联结韩溥（固原人）、马彦彪（青海人）、张子明（陕西人）、高月波、贾镇藩（宁夏人）等数十名进步青年，以“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抗日，反对内战”为宗旨，成立了“西北青年抗日民主促进会”（简称西青会），进行民主、抗日活动。1944年，他得悉原在新一军十旅的同事马三纲（甘肃庄浪人，任十旅某团团长），被排挤离开部队时，曾秘密带回一些武器，便去庄浪说服马，欲共举义旗。但事泄，同谋者马效德遭捕杀。

此时正在酝酿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西北支部”的杜斌丞先生，于1944年秋天以访友为名来到固原，下榻国民党十七集团军（军长高桂滋）军部，进行民主、抗日宣传活动。孙寿名闻讯拜望，杜先生也常去他家，阐述民盟提出的“亲苏、友共，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主张，鼓励孙积极联系进步青年，组织革命力量，反独裁，反内战，团结抗日。1945年春，胡宗南任孙寿名为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三八总部，司令范汉杰，驻平凉）上校副官处长。寿名到平凉后，遵照杜先生建议，与“西青会”会员集体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和当时担任平凉保安副司令的盟员任谦一起，进行民主革命活动。一次，中共地下党派到平凉工作的肖焕章（李汉清）被“三八总部”察觉，决定逮捕。寿名冒着风险，通知肖焕章转移，免遭于祸。又一次，他还趁“三八总部”派他接运武器之机，用物资、现金购回一批枪弹，邹锦文又从平凉县军事科仓库中弄出一批，一并秘密转交党的地下武装。他还组织盟员杨宏毅等在固原南关、平凉北门巷租赁房屋，挂出“利华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作为秘密联系、接应同志的据点。

日本投降后，“三八总部”于1946年夏移驻河南，寿名同志趁逗留西安之机，多次拜见民盟中央常委、西北总支部主任杜斌丞先生，报告请示工作。同时，利用同事、老乡多种关系，为地下党组织运送武器。一次，他从国民党三原后勤仓库搞到步枪三百余支、子弹一百余箱，让在高桂滋十七集团军任参谋的固原老乡申光裕持十七集团军西安办事处的公函，装上火车运至华阴县，交给共产党领导的黄龙山武工队。这些行动被“三八总部”司令董剑所怀疑，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将孙由上校副官调为闲置的少将高参。

此时，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寿名随即电邀唐曼陀、贾旭如、师循丞等从甘肃到河南陕县，共同研究拟定了设法掌握地方武装，迎接人民解放军，加速西北早日解放的《西北革命组织大纲》，由唐曼陀转交杜斌丞先生。不久，孙寿名被裁减，编入西安军官总队。他利用被裁减的杂牌军官的不满情绪，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并发展了一些盟员。

1947年春，寿名同志从西安到平凉，邀任谦同赴兰州，着手实现《西北革命组织大纲》的计划。但刚一到兰，即被特务盯梢。他从容镇定，自己住在三青团的青年馆，出面和敌特周旋，秘密送任谦离兰。

这一时期，寿名同志写了《人民至上论》、《西北青年饥饿线上的呼声》、《纵横西北观》、《纵论西北现阶段》、《西北农村建设》等揭露国民党暴政，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争自由的文章，有的在民盟西北总支部办的《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上发表，有的在盟员中传阅。

1947年3月20日，即胡宗南侵占延安次日，国民党特务用卑鄙的诬陷手段，逮捕了杜斌丞先生。10月7日，杜先生惨遭杀害。接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加以取缔。孙寿名非常悲痛和愤慨，决心以杜先生为榜样，为人民民主事业献身。

1948年夏，寿名同志被增补为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支部委员，和魏自愚（解放后任甘肃省民政厅副厅长）、聂青田（1948年去边区时被特务暗杀于西安）等秘密负责军事联络工作。

此后，寿名同志与杜汉三、程海寰、严子夏等共同策划陕西新编长城部（辖两个旅）起义，但被特务破坏，长城部被整编。

1949年，反动派的镇压活动更加猖狂，与寿名有联系的王坤一、王协一、程海寰、严子夏、苏文卿、张文进等在西安、兰州相继被捕。寿名也发现时有特务跟踪，但他毫不畏惧，一面和国民党军政上层如曾泽生（补给司令）、尹希应（长官公署科长）等虚与应付，一面和留在兰州的民盟同志魏自愚、许青祺、陈伯鸿、钱维信、高勉哉等会商，通过各种关系，向军界、政界的朋友作争取、策反工作。并把有关情况派贾耀如去延安告诉任谦等同志。有些朋友见他处境危险，又劝他离开兰州，他予以谢绝。

正在他积极地为迎接解放奔忙之际，甘肃特务从叛徒口中获悉中共甘肃工委与孙寿名两次谈话的情报后，省主席郭寄峤立即签署了逮捕令。

2月16日，寿名同志在魏自愚家与高勉哉等研究部署了工作，商定寿名佯托母亲有病回家探望，请假转道宁县、镇原一带，作地方武装的策反工作。2月17日，在兰州的固原老乡李贵清、李德楷、钱维信、张友信等在励志路元顺楼饭馆备酒饯行。席间，寿名豪情奔放，谈笑风生，席终时都有些醉意。下午4时许，从元顺楼出来，寿名落后几步，匪徒一拥而上，将寿名同志五花大绑，眼蒙黑布，架上汽车，直驰兰州著名魔窟——大沙坪秘密监狱。

特务们以为，孙寿名是个文弱书生，不难对付，只要他一开口，整个兰州的民盟盟员，乃至共产党员就可一网打尽。所以，寿名一进监狱，特务们立刻摆上宴席，甘肃省中统室主任王富国亲自出马，抖了抖手中的一叠材料说，盼望多时了，今天才把贵客请来，你先看材料吧！寿名佯醉。王富国进行一番开导后说，既然酒醉，明天再说。第二天，寿名以胃病复发和敌周旋，敌人给他买药治病。第三天，敌人要寿名供出民盟的组织和活动。寿名矢口否认，只说早年曾组织“西青会”，一为抗日，二为研究学问，无政治背景。敌人恼羞成怒，使用了各种酷刑，四肢通电、指缝插针。连审五夜，毫无结果。于是，又换花样：把寿名和一个姓曹的“犯人”（特务）关在一起，想从他们的交谈中捞些稻草，但也落了空。王全章（省特务头子）也绞尽脑汁，迫使寿名一个好友的妻子常秋英拿着郭寄峤亲笔签署的“孙寿名如承认民盟关系，即可引来见我”的手谕，四次劝降，寿名仍不为所动。姓曹的“犯人”因一无所获被调走后，又调进一个姓马的假犯人，但结果一样。马走时在铺下丢了一把小匕首。孙寿名等将之偷磨锋利，决定削断窗上的木椽后，越狱逃走。

6月1日是端阳节。入夜，敌人猜拳行令作乐，寿名等以唱歌作掩护，由一个高个子临洮籍政治犯削椽。第一层木椽已断，正削第二层时，不料一个叫张伯华的特务出来解手发现惊叫，立刻引来一群宪兵。他们破门而入，先毒打了寿名等六人，然后钉镣上铐，分别塞进小号子。第二天，酷刑拷问谁是主谋者。眼看六人都要死于非命，寿名同志挺身而出，承认是主谋者，并且承认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支部委员。特务们为了从他口中得到甘肃民盟组织和地下党联系情况，对寿名同志用尽酷刑，仍然未获结果。此时，有一位与“中统”有一定关系的寿名的朋友，要特务开恩，引他探望孙寿名同志。这个特务直言不讳地说，已被电刑拷打得不像人样了，没什么好看的。由于寿名同志坚贞不屈，使其他的同志得以生还。

到了8月中下旬，解放军已兵临城下。国民党特务连日屠杀革命志士。8月21日夜，牛世元、张伯华等六个特务把寿名同志眼蒙黑布，架至监狱西侧一个阴沟边，先用刺刀乱戳，后射出罪恶的子弹，并把尸首推入沟中。此时，寿名同志年仅32岁。

六天后，兰州解放。兰州军管会的同志和寿名的战友踏遍大沙坪，在累累尸骨中，从寿名同志生前镶有金牙和衣着上辨认出遗体，备棺成殓，暂厝华林坪。

1949年12月25日，固原县各界人士为寿名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1950年12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支部在兰州举行了公祭，对寿名同志的事迹作了高度评价。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称赞他：“在甘肃人民的解放斗争中，民盟盟员和共产党员的血流在一起。”中共平凉地委的挽联是：“青年先进，志高堪钦。”

1973年，兰州烈士陵园落成，寿名墓迁于园内。

固原烈士纪念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英杰壮士，层出不穷。有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军长赫光、著名民主战士孙寿名等诸多志士仁人，挺身革命，转战南北，慷慨就义，为国捐躯者；有保卫祖国，抗击侵略，英勇战斗，血洒疆场者；有献身固原，建设桑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为缅怀民主革命时期以来牺牲的固原籍革命烈士和解放固原、建设固原而牺牲的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烈士，为激发后人，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继承先烈遗志，立志建设固原的爱国热情，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的大力支持下，经中共固原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在县城西湖公园内修建了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碑由固原地区建筑设计院设计，铁道部第20工程局建工处承建，1991年6月4日动工，10月5日竣工。

纪念碑由主碑、附碑、展厅、集散广场组成。主碑坐南向北，由两层基座逐级抬高，总高14.025米，四周的围栏用白色大理石雕砌而成，象征万里长城；碑下部底座为黑色花岗岩镶嵌而成，显得庄重而沉稳；主碑由天然大理石镶嵌而成，面北向南，处于基座中心，正面镌刻着由原国防部部长张爱萍题写的“革命烈士纪念碑”7个烫金大字，背面镌刻着固原县委、政府撰写的碑文。其内容如下：

高天烈云，山川流峙。固原人民聪慧敦厚，质直尚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英杰壮士，层出不穷。有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军长赫光、著名民主战士孙寿名诸多志士仁人，挺身革命，转战南北，慷慨就义，为国捐躯者；有保卫祖国，抗击侵略，英勇战斗，血洒疆场者；有献身固原，建设桑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其业绩功勋，炳焕日月，节操风范，巍如六盘。为纪念先烈，昭示后人，特立此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