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康宜祖籍天津，1944年生于北京，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进入台湾大学攻读美国文学。1968年到美国留学，先后获图书馆学、英国文学、东亚研究等硕士学位，197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任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和东亚研究所主任。孙康宜的研究领域跨越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女性文学、比较诗学、文学批评、性别研究、释经学、文化美学等多个领域。

拿到《把苦难收入行囊》这本书，我一下子感到时光迅疾地消失于语言的链结中。2002年的7月，我在耶鲁访问的时候，孙康宜教授和我说起过，她正在写一本书，有关自己的早年生活，全家在台湾白色恐怖中的遭遇。

如今她的作品出版了，站在今天的高度，她会以怎样的心态回首自己的往日，她往日的记忆对她人生的展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此书给了我们一个契机，站在语言的岸边，眺望她丰富的人生。

蓝黑两色相间的封面，给我的感觉是夜与昼交替的瞬间。黑色包围着一行行蓝色的语词：“往日的苦难好像旅途中一直携带着的行囊一般，那是我不愿也不能忘却的东西……我以为从前幼时所遭遇的患难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现在发现那才是我心灵的资产。”

坦率地说，谁的人生都不会是一条坦途，把苦难当成财富也是人们用以自勉自励的常理，问题在于道理常常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多少人可以做到把自己的苦难演变成心灵的财富，而不是被苦难的阴影侵蚀了生命的脉络？让生命在幽暗与狭窄的局限中耗散了锐气和精华。而从孙康宜看似平坦的学人生涯中，其实矗立着“奇峻”的峰峦，这不仅仅是命运的鬼斧神工，因为命运无法摆脱一个顽强的合作者，“奇峻”就成了她们合力塑造的结果。

苦难对生命的扼制只有关爱才能缓解。那是乌云上镶着的金边，乌云越黑，金边越亮，孙康宜从小就记住了乌云上的那道金边，这是她不幸中最大的幸运。

1950年初，他们从台中搬到台北不久。她的父亲被冤枉成政治犯，铁窗十年，她和母亲弟弟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失去父爱的日子，她更加感受到了母爱的坚韧和不屈，在行路难的困顿中，不仅要看世人的冷脸，甚至要听亲人的冷语：“诅咒其父，连骨灰都回不来。”但是依然还有恩师蓝顺仕对她们全家的雪中送炭般的情谊，即使在探监途中，她记住的不仅是从高雄到台北的颠沛长途，换来的是十几分钟相见的辛酸，还有萍水相逢的三轮车夫对她们一家的同情，免收她们的车费。

显然，把《苦难收入行囊》不仅为了控诉“白色恐怖”的险恶，世态的炎凉，人性的复杂，更是为了抒写人的不屈与坚韧、善良与尊严。

从一个紧握着母亲的手，在困顿中顽强跋涉的少女到一个春风化雨的名校教授，有着广泛的学术兴趣，在六朝文学、明清诗词和性别研究等多方面都卓有建树的知名学者，这两者之间相隔着千山万水，孙康宜是如何穿越的，从《语言的夹缝中》中，不难看出一些端倪。

孙康宜在高雄女中读书时，有一个绰号叫做“沉默的班长”。因为她的国语带着台湾腔。那段有关台湾口音的尴尬经验，又是她记忆中一个可怕的阴影。“我当时简直得了失语症，我发现自己在逃避母语，而远离母语的方法之一就是开始日夜啃读英文。”

此后她把英语当成了诺亚方舟，孙康宜如母语般应用自如的英语，竟然是在摆脱台湾腔国语的尴尬中练就的。看来在成为一个知名的学者前，她就是一个不凡的少女，这个少女有能力把命运投下的苦难炼成财富。她的履历就是一份证明。

移居美国后，孙康宜一口气读了三个学位：英国文学、图书馆学、东亚研究。197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和系主任，现任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和东亚研究所主任。

一个华裔女性担任耶鲁东亚系的主任，这在耶鲁三百年的历史上，是首开先河的。1990年孙康宜教授和她的学生苏源熙教授联合发起，由60多位美国学者合作，开始了美国汉学界前所未有的翻译工程：《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诗歌与评论》的选编和翻译，这项浩大的学术工程意义深远，让中国女性的作品进入了世界女性作品经典化的行列。教学之余，孙康宜本人的写作成果颇丰。著有《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耶鲁潜学集》、《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等作品集。

耶鲁如一部迷人的影片，诱人的镜头在我眼前一一掠过，最后的一组镜头就是孙康宜的家。她的家离耶鲁有半小时的车程，坐落在葱绿的草木中，恬静而安适。她的书房有近百平方米，几乎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普林斯顿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的职务是辞去了，而“书屋馆”的职务是终身的，而且她是一个拥有五张书桌的馆长。

孙康宜告诉我，朋友称她是拥有五张书桌的女人。为什么是五张书桌呢，她一一道来：一张放新到的书报、杂志，以便阅读归类。一张是学术专用桌，在灵感奔涌时，可以随时伏案记录。一张是电脑桌，每天回复大量的电子邮件和上网查询资料。一张是教学专用桌，专门为准备教案和批改学生的论文。最后一张是休闲阅读桌，闲暇时翻翻书屋里的各类藏书。

隐喻是中国诗歌中重要的修辞手法，长年浸淫在中国古典诗歌意境中的孙康宜有一个特别的嗜好，乐于把生活中具象的事务当成一个隐喻。比如从普林斯顿到耶鲁，她把自己的选择看成是一个生命的隐喻。有时甚至是一朵花、一颗红豆、一件衣服，她也会联想成一种隐喻。

1978年的春季，孙康宜和历经劫波终于移居美国的父亲首次相逢。父亲一走进她的宿舍，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袋子，对她说：“这里装的是我26年前在绿岛被关时，捡到的一颗红豆，这些年来，我一直放在身边。现在就送给你做纪念吧……”

这颗不同寻常的红豆就珍藏在她书房的玻璃柜中，看到它依然明亮的光泽，她的心异常得平静，孙康宜在书中写道：“红豆给了他（父亲）很大的启示，使他在逆境中仍能体会到人间的温暖，因而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红豆是她父亲超越幻灭的见证，也是她认识爱与信念的生命隐喻。

张爱玲曾说：“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艰难的事。”

这段话自然让我想到了孙康宜，那到底是艰难的事，她做到了，她将命中注定的劫难变成了不同寻常的养料，她将命运投下的黑暗和痛苦变成了追寻自我、完善自我的心灵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