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逵方是中国现代法医学的早期法医学家之一，安徽桐城派的一员，法国巴黎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任巴黎大学法医学研究所法医师，1931年被举为法国国家法医学会会员。1929年（民国十八年），孙逵方回目筹建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至1935年5月，孙逵方接替林几任法医研究所所长，直到四十年代末前往法国定居。

孙逵方是中国现代法医学的早期法医学家之一，安徽桐城派的一员，法国巴黎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任巴黎大学法医学研究所法医师，1931年被举为法国国家法医学会会员。1929年(民国十八年)，孙逵方回目筹建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至1935年5月，孙逵方接替林几任法医研究所所长，直到四十年代末前往法国定居。

孙逵芳，1896年生，安徽寿县人。孙逵芳青年时期即跻身于中国古文学家行列，成为中国当时著名古典文学派系—安徽桐城派的一员。孙逵芳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曾留学法国十余年，学习医学与法医学，获法国巴黎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法国法医学会员和法国巴黎大学法医学研究所法医师资格。1930年4月1日，上海租界地法院由我国接收改组，孙逵方医师被任命为法医。1935年继林几后为第二任法医研究所所长，继续培养法医人才和办《法医季刊》。

孙逵芳对法医学史研究，主要是他与张养吾合作的《中国法医学史》。该文把中国法医学史分为三个阶段，即《洗冤集录》未出现以前、《洗冤集录》出现期和清末以来现代法医学的输入期。孙逵方在《法医季刊》第二期介绍了古代医学名著《内经》云：“其死可解剖视之。”及《史记》中《扁鹊仓公列传》所载：“乃割皮解肌”并提到黄帝时名医歧伯“内考五赃六腑”，指出我国古代就已有解剖思想。在此我们可知，在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我国就已有尸体解剖。孙逵芳的这些论述，不仅对中国法医学，而且对中国病理学，都是有其积极贡献的。文中还提到“我国重检验，自古已然，礼经所载是证据。孟秋之月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据蔡邕之说，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折曰断。瞻焉，察焉，视焉，审焉”。孙逵方也重视研究古代法医学不足与如何纠正，在《法医季刊（发刊词）》中提倡“研究科学问题，须学理与经验并重”。孙逵方提出“原来的尸格图案与现代医学科学图案解释诸多不合，不适用于法医学昌明时代，非可仅以外表伤痕而推定其死因。”他强调要“按照医学生理学原理，及人体之构造另行订定。”到1936年，他的学生胡齐飞按照现代解剖学的理论，绘制了人体图形并标上了相应的解剖学名称，设计了新的法医《检断书》，并且提出要用国际通用的米制长度单位对人体进行测量。这无疑是科学的改革。孙逵芳认为，长期来，中国法医学“颇少进境”，“兹值收回法权之际，为杜外人口实计，为吾国法医前途计，改善检政，培养法医人才，实为当今急务。”当时虽在培养现代法医人才，但因“人才经济两感缺乏”而“不能造就大批人才以求普及”，在林几培养第一期法医研究员后继续培养第二、三期研究员。孙逵芳的我国法医学史三个阶段学说，把清末法医学从古代法医学中剥离出来，认为此阶段在培训、法律、科技和国外输入都与古代有所区别，他的这一学术思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1935年9月，孙逵方提出“原来的尸格图案与现代医学科学图案解释诸多不合，不适用于法医学昌明时代……非可仅以外表伤痕而推定其死因。”他强调要“按照医学生理学原理，及人体之构造另行订定。”到1936年，胡齐飞按照现代解剖学的理论，绘制了人体图形并标上了相应的解剖学名称，设计了新的法医《检断书》，并且提出要用国际通用的米制长度单位对人体进行测量。这无疑是科学的改革。

他认为，长期来，中国法医学“颇少进境”，“兹值收回法权之际，为杜外人口实（舌）计，为吾国法医前途计，改善检政，培养法医人才，实为当今急务。”当时虽在培养现代法医人才，但因“人才经济两感缺乏”而“不能造就大批人才以求普及”，根据此实际情况，同时又为“顾及检验吏的生活起见”，他提出“拟将各省检验吏择其通达文理者，陆续调所训练，将洗冤录中方法何种吻合科学，可适于用，何种不适于用，逐条详为剖析，并授以简易科学，俾其得有法医常识，以为逐渐改善检政之基，似此更番调换……则检政前途庶有发扬光大之日。”（见《法医月刊》19期70页）。（注：这种一方面培养现代法医人才，一方面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对原有“通达文理”的“检验吏”不断培训以更新知识的方案，是切合实际的方案；并且不再称“仵作”而称“检验吏”，还为了“顾及检验吏生活”而不将他们一脚踢开，应承认其相当的“人情味”；而且，对《洗冤集录》不是全盘否定，是正确的观点）1936年，《法医月刊》改名为《法医学季刊》。孙逵方在《发刊词》中提倡“研究科学问题，须学理与经验并重”，使读者“可两相对照，无偏重学理或经验之弊。”《季刊》由孙逵方、张养吾、赵广茂、温承翰、祖照基和郑子华组成编辑部。在《季刊》上发表了一批论文和研究成果，如《枪创之法医学观察》《强奸之确证》、《精子、人血化学鉴识的新途径》等。

除了他与张养吾合作的《中国法医学史》，在杂志中发表的论文有《外伤性头骨破裂》、《蚊污与血痕之鉴别法》、《肉食动物在尸骨上所留之痕迹》、《先天性大动脉狭窄与急死》、《死之研究》、《字迹鉴定实例》等。在《死之研究》中，他详细介绍了早期和晚期尸体现象、死亡的分期、假死的区别等，还介绍了国际上不少学者对于肝内葡萄糖含量在认定“慢死”和“速死”价值上的不同论点：一种观点认为，“慢死”的肝内无糖，“速死”的可在其肝内检出大量的糖，因此可根据肝内糖的含量多或无，来认定“速死”和“缓死”；另一种观点认为，肝内糖的含量的多少无法医学意义。在《法医月刊》上，孙逵方也有一些论文，有《关于急性砒素中毒腐败现象之观察》、《骨质上生前受伤痕迹之持久性》、《处女膜之检查及其伤痕所在之指示法》。

1935年9月18日招收了第二期法医研究员（5人：林筱海、沈大钧、蒋大颐、胡齐飞及黄锡揩）和法医检验员班（25人：仲许（现健在，居住在无锡市）、蒋培组、马荫源、谭兴、龚自为、王圣众、朱允中、钱沅、张允任、全万春、符洪恩、孙世熙、李景杰、俞应康、赵绅、陈志明、汪殿梁、陈禾章、顾仲达、周亚人、钟国鼎、倪端拱、萧钟耿和范树犹等）。1936年又招收了第三期研究员（陈履告、王效尹等十余人）。

1936年在上海银行举行了法医学审议会成立大会，由孙逵方任大会主席，特邀国内部分医学专家参加会议。会议的宗旨是：“文明愈进步，犯罪之方法愈复杂，法医学之范围亦随之而广泛，现今法医学上鉴定案件，几应用全部科学之知识，故以一切学问解决一切案件，自非一、二人之学识所能胜任，应集合多数人之专门学问，始能应付一切。”会上选举了富文寿、邝安坤；曹晨涛、王逸慧；赵承嘏、曾广方；孙逵方、郭琦元分别担任第一至第四组（即内科组、外科组、理化组和病理组）的正副主任，协助解决国内法医学疑难案件。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形成法医学到新中国成立前，法医学的鼎盛时期。如果没有日本的侵入，中国的法医学应该更好。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三位人物是林几（“吾国法医，向乏专门研究，墨守旧法。然人类因世界之物质进步、思想发达，而犯罪行为则奇妙新颖，变幻莫测。是以吾国司法检务，犹如以稚子之制强寇，其不反被制于强寇。”）。孙逵方（“研究科学问题，须学理与经验并重”，使读者“可两相对照，无偏重学理或经验之弊”）和黄鸣驹（毒物分析家，他指出：“科学进展，日新月异。猛烈药品，时有发明。其为数之多，在今日已如恒河沙数。安知数年之后，不千百倍于此数。于是毒物化验之方，不得不随之进展，而须加以研究。……苟吾人不加以注意，则科学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