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都”是引领，不是跟从，其中核心的问题是我们缺少一种学术自信、一种学术环境，缺少更好的学术文化。要建设学术之都，没有学术环境就没有学术批判，没有学术批判就没有学术自信，也就没有学术独立，就很难去引领。

中心城市

在中国，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早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学术之都”。

北京文化底蕴雄厚、学术传统深远、学术机构集中、学术资源齐全、名家云集、人才荟萃，是全国学术思想的重要发源地和创新地，在我国学术发展过程中具有中心地位，起着引领作用。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当前北京乃至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格局中仍处于“边陲”地位，离“世界中心”还较远，离“世界学术之都”还有较大差距。

当前学术界浮躁之风甚重、急功近利之风甚重，能够沉下心来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积淀，那些一心急于要拿奖牌的人往往一事无成，反而是那些“但问耕耘，莫问收获”的人有机会攀登到学术的顶峰。由于学术研究成果大多是基础型的，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变为专利、产品、智库型社会对策，在全社会都“急于求成”的心态下，学术就越来越受到轻视。所以，目前全社会的浮躁风气显然制约了我国学术的发展。

然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学术长期滞后，那就意味着，文化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长期滞后于发达国家，这必然影响到全民族整体的发展。学术长期滞后的结果是科技不可能真正创新，产业也只能跟着人家跑，产品只能拷贝别人的，最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必然会滞后。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建设北京学术之都”，就是要探索怎样创造一种良性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让有着深厚文化沉积、人才荟萃的北京，真正聚集出一大批学术人才，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为世界公认的学术成果，推进我国的学术发展，最终使中国学术从“世界学术边陲”走向“世界学术中心”。这个目标如果实现了，它也必然成为中华民族振兴的原动力之一。

为何建设“学术之都”？

北京建设“学术之都”，既是北京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国的一件大事。

北京提出的建设目标之一，就是要成为“先进文化之都”。而先进文化之都与“学术之都”的含义是一致的。文化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体系，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理念文化等等，其中，学术文化是文化的制高点，是最成体系、最权威的高层次文化。无论是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还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无论是数理化还是文史哲，都积累着人类探索自然与社会，甚至包括探索人类自身的最为系统、最为规范、最为高端的文化。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学术的发展特别能体现文化的精髓，能够彰显文化的魅力。

北京建设“先进文化之都”离不开学术的发展。学术具有基础和原动力的特点，好比大树的根茎部分，根深了才能叶茂。可以说，学术乃先进文化发展赓续不绝的重要源泉。

前文已述，中国学术目前还称不上是世界的中心，或者用沃勒斯坦的术语，尚处于世界学术的“边陲”位置。学术的诸多学科，主要还是依附于西方的学术体系或理论体系，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从文化根源上看，全世界文化最概括的分类可以分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一条主脉。唐宋时期，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并不落后于西方。后来落后了，原因非常复杂。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我们引进了西方的学术体系，中华文明接受外来文化、融入外来文明，这是中华文明振兴的非常重要的条件。

然而，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面对今天巨大变迁的中国社会，我们常常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问题，又感到很受局限。这就涉及到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实现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本土化。相比较而言，当年的社会科学前辈们，如陈岱孙、陈达、潘光旦、李景汉、费孝通、钱端升、张奚若、萧公权、唐钺、赵元任等等对于社会科学诸多学科，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的本土化探索还是卓有成效的。

建设学术之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探索和完成诸多学科的本土化。社会科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离不开本土。比如，美国人写的社会学教材，实际上就是以美国社会为对象，用学术语言对该社会进行阐释。那么，中国人写社会学教材当然应该是以中国社会为对象，用学术语言对中国社会进行阐释。但是，由于我们的学术话语还是西学东渐以来引入的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所以，常常感到学术话语的掣肘。

从这个角度看，建设学术之都的意义在于强调中国学者的学术独立和学术自信，对于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变迁真正能够作出学术的总结，实现学术理论与学术方法的升华，将研究巨变中的中国社会的理论与方法的优秀成果添加到国际学术大厦之中。本土化学术成果的不断涌现，才能够使得以东方文明为基础的中国学术界真正能够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怎样建设“学术之都”？

学术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学术之都”的建设自然也有自身的规律。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学术之都的构成要素，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建设。能够成为学术之都，一般需要具备四大基本要素，即自由的学术环境、丰富的学术资源、丰硕的学术成果、公众的学术素养。

自由的学术环境是学术之都成长的土壤。学术贵在自由争鸣。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对自由学术环境非常好的诠释。没有学术自由争鸣，难有学术进步发展。当然，学术自由也是有边界的。自由既是一种权利，同时也是一种责任。学术的这种责任是对公众的责任，是对社会的责任。大学者蒙罗说：学术自由的存在，不是为了学者的利益，而是为了公众和社会的福祉，最终是为了人类的福祉。早前，诺贝尔奖得主伊格纳罗曾被问及：“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他回答说：“就我所知，那些为了获得诺贝尔奖而从事研究的人，最后都是一无所获。问题决不是为了获奖我该做什么，而是为了科学的进步和人类的利益我能做到什么。”

所谓丰富的学术资源，包括了促进学术发展多方面的要素。北京聚集的学术资源确实很大，这里既包括了人的资源也包括了物的资源。当然，人还是最为核心的。学术人才云集，这是学术之都的主体。

在学术资源方面，我们尤应关注“资源共享”的问题。北京目前的特点是学术资源总量很大但共享不足。北京学术机构很多，学术资源往往被各个单位“独享”而不能“共享”。比如，数据库往往是单位垄断，一方面不能够成为公共资源，不利于学术和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各个小圈子都是互不通气，很多数据都是重复建设，也是很大的浪费，有损于学术之都的建设。

不需赘言，丰硕的学术成果是学术之都的基本构成要素。现在更需关注的不是成果的数量，而是成果的质量。现在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在学术考评方面确实存在数量有余、精品不足的现象。

公众的学术素养，是学术之都成长的土壤。学术不应仅仅是学者的自演自看，它当然需要与广大公众的关注。北京一直坚持搞自然科学普及、社会科学普及，这是很有意义的。公众的学术素养也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程度。

关于学术管理体制问题

我国学术管理体制的突出问题是“行政化”色彩过于突出。由于很多项目都是政府财政出钱，这样常常是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推进模式。政府制定规划，设立项目，指导学术发展。这样，虽有助于掌控大局，但确实不利于激发学术活力、不利于促进学术创新。政府的责任应该是创造一种更加宽松、更具自由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学术管理体制机制也应从“以管理为主”向“以治理为主”“以服务为主”转变，鼓励多元社会力量、鼓励学者主动参与学术事业。学者有积极性、有动力，学术才有活力。

鼓励多创学术精品

如前所述，学术成果不在“多”而在“精”。能称得上学术之都，一定积淀着众多让大家服气的学术成果、学术精品。这当然就涉及到学术的评价和奖励机制。世界上有很多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奖项，奖励学术精品，鼓励学术发展。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我们也应建设类似的、综合性的国际学术奖项，奖励对象可以是国内的，也可以是国外的。

出学术精品的同时，又要严防学术不端行为。现在，我国为了防止学术不端，出了所谓《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然而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现在学生提交学位论文之前，都会花钱去网上先检测一下，从而带动了一个新的产业。其实，不考虑学科差异，“一刀切”的学术不端标准，也不科学。例如，人文社会科学专业，需要阅读大量文献，只要严格注明出处就是符合学术规范的，如果不允许引用，反而是违反学术原则的。

促进学术资源开放、共享

上面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学术资源可获得性，乃是学术发展的重要保证。首先要促进学术资源在学者之间共享。很多学者开展学术研究，往往苦于找不到学术资源（如数据、资料）支持。例如，当前我国每年都会花费大量经费开展各种社会调查，运用于各种数据库的建设，然而基本上没有建设共享的数据库。统计部门每年也有大量的调研数据，也都是不开放的。这样，一方面大量数据积压，数据开发不足，资源浪费严重，另一方面，科研工作者得不到数据，研究滞后。我国应通过立法，规范数据的开发、共享和使用。

此外，也应促进学术资源向公众更加开放，使得一般公众可以参与学术讲座、学术会议，要让公众有机会接触学术、了解学术、感受学术，从而提高我国公众的整体学术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