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时期，群山环抱的小山丘有一所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学校，师资奇缺。一天，队长把一个在这里插队7年的知青叫去，派他去学校做“孩子王”，当教师。知青们得知消息后，为伙伴有了出息而高兴，热热闹闹地为他送行，从此，“孩子王”成了他的雅号。学校分配“孩子王”教初三，令他吃惊不小。只有小学程度的校长鼓励他挑起这个担子。孩子王苦恼的事真不少。学校的政治学习材料堆得像小山，可学生手里却没有一本书，只好学大批判材料。批判文章学了一篇又一篇，但孩子们连小学课本上的生字都不认得，“孩子王”感慨万端，只得从认字记事教起。
放假了，“孩子王”回队上看望大家，大家玩得很开心，他却提不起精神。临走时，一心想去学校教音乐的来娣特意把他送了很远。几个月过去了，“孩子王”和学生们相处很熟。家境贫寒的王福很想得到“孩子王”手中的字典。在一次布置作文时，他以字典做赌注，今天就能写出记叙明天劳动的作文。傍晚，他和父亲进山砍竹子，前半夜就把作文写好了。“孩子王”告诉他“要写一件事，永远在事后”的道理。王福明白输了，字典得不到了，他决心把字典全部抄下来。知青们顺路到学校看孩子王，起着哄一定要让“孩子王”给他们上课。“孩子王”一本正经地讲着“从前有座山”的故事。这故事从教室传到另一个教室的学生们耳里，朗读声循环往复，不绝于耳。晚上，王福依然就着“孩子王”的油灯抄字典，他已抄满了一大摞黄麻纸，来娣不理解，问孩子，孩子回答以后去了大队里就能抄更多的字了。“孩子王”以他独特的教学方法激起了学生们学习的兴趣，但是却违反了教学内容。他终于被上级退回队里。临走，他把唯一的一本字典留给王福，并在桌子上写道：今后什么都不要抄了，字典也不要抄。
1986年，西影请陈凯歌把《绿化树》搬上银幕，但是因为需要对原作进行相当大的改动，再加上当时是七月，而影片的所需要的季节是冬季，陈凯歌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就改拍了《孩子王》。在阿城的小说“三王”中，陈凯歌偏爱的就是《孩子王》，他认为小说深刻表现了文化和人之间的关系，追溯了中国出现诸种社会灾难的文化背景。
陈凯歌看完小说后最深的感受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们不要再接受他小时候接受的那种教育：以一种非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学生只讲正面的东西，使孩子产生一种社会幻想，采用强制的、灌输的方法，是把学生培养成分布在社会机器中的螺丝钉，造成学生思想上盲从、意志上脆弱、没有创造精神。所以，他为影片确立的第一层次是对陈腐、误人子弟的教育方法的否定。其次，他想在影片中着力批判中国文化中存在的消极的、束缚人的独创性的东西。同时，在创作中，他也融入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体验，特别是他对文化、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思考。
该片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以及怎样看待它。作者对于人性、人道主义、人的价值、文化等问题做了思考。影片给人以一种真实的感受，在表现人的感情、人的内心世界方面特别真实，特别美的东西恰恰与客观环境和人的姿态、行为形成一种尖锐的对照。（原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美学研究室副主任
陈犀禾评）
该片提出的问题比较多，很值得讨论。在艺术方面，大自然的壮丽优美与人的卑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影片表现了人对知识的向往。这里有个矛盾：老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最好抛弃文化，但他教给孩子抛弃文化的本身又是中国文化，他逃不出文化的圈子去。这也是人类的悲剧，该片的深刻就在于表现了人的这种尴尬。（原《北京文学》副主编
李陀评）
该片最大的成功在于，它说明电影手段是可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的。主人公语言不多，按传统戏剧结构，用情节冲突表现思的地方也不太多，但是，主人公的思想感情，观众是可以悟到的。影片对于情节和意象的处理非常好、非常自然，老杆甩袖子的那组镜头所表现的情绪让人震惊，处理得非常妙，是神来之笔。（电影编剧
叶楠评）
该片在电影本体意义上所显示出来的是一种单镜头美学风格，它没有让人物的活动成为牵制摄影栅运动的主导因素，把固定机位的摄影方法推到了趋于极致的程度。这里显然与导演所要在影片中揭法的特定文化意义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该片是一部文化电影，其主旨所向无疑是针对中国的本体文化。影片中的两个主要的循环（学生抄书，王福抄字典），导演是用带有否定意味的方法来表现的，但是在影片中初次看到这些情景时，观众看到的却更我是积极的一面。导演的主观意图与作品所体现出的客观效果之所以构成一种矛盾状态，这是是一个对多重电影艺术表现方式的整体把握问题。影片对文学的叙事方法与非文学的叙事方法的使用、结合有一些相互抵触的地方。（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
贾磊磊评）